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

姚洋 原创 | 2014-05-06 02:13 | 投票
  

  在北京师范大学“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国家具备各种素质

  如果我们看一下二战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就会发现真正实现赶超的经济体是极少的,大概也就是11个左右,而这11个经济体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经济赶超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二战之后,世界上的独立国家大概有二百七八十个,除了五六十个发达国家,其它都是欠发达国家。这么多欠发达国家里,只有不到10%的国家或地区,真正的赶上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所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是指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而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在全世界还是少数。能从二战之后的一个低收入国家,短期之内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更少了。

  我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时,想看看究竟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都知道列夫o托尔斯泰在《安娜o卡列妮娜》小说中的第一句话是: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所有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想成为一个happyfamily,必须具备所有好的特质,如高储蓄、高投资、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充裕的劳动力,还要吃苦耐劳搞制造业等等。只有具备所有好的素质,才有希望赶上发达国家,但只要缺失了某一种素质,就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马来西亚在60年代发展的很好,收入增长比较快,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差距已经很小,我们去年的人均GDP已将近7000美元,马来西亚并没有比我们高多少。但是如果回到60年代,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得多,在70年代、80年代初甚至是我们的五六倍。

  马来西亚的各种指标,都符合成为发达国家的条件,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马来西亚出生的的华人经济学家。他认为是因为马来西亚长期歧视华人,把最具生产力的这部分,也就是华人给打压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具备各种好的素质,但有一个决策没有做对,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中国经济成功是因为政府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

  说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奇迹,一点都不为过。这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是中国,或者为什么是这11个经济体能做到高速的经济发展,那是因为它们将事情都做对了。如果到非洲最穷的国家去,会发现他们用的教科书跟美国的教科书没什么差别。他们不是不懂经济学原理,核心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采纳这些好的政策。

  对于我国在过去30年在经济增长上取得的成功,如果要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们搞了市场化改革。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国家都搞了市场化改革,但经济却没有高速发展。中国跟印度的经济表现不同,核心问题不在于谁搞了市场化改革,而在于中国政府比印度政府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我们有一个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这种体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简单说一下贤能体制的历史和改革开放之后贤能体制的回归。很多人将贤能体制追溯到科举制度,实际上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公推制度。尽管科举制度后期阻碍了社会发展,但它的确使古代社会具有了很大的流动性,有一句话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对于社会的管理是很在行的。

  共产党执政之后,刚开始具有很高的声望,毛泽东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的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如果用尺子丈量历史,以一年为一个刻度,我们的转折点是1978年,如果这把尺子的刻度是50年,那么我们的转折点绝对是1949年。在1949年之前我们一直是在衰退的,1949年之后开始追赶。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有自己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失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差点毁掉了整个中国。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人民觉醒的标志,说明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幸亏有了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把党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说明合法性来自于党的表现,要不停创造新的东西。苏东剧变之后,这个想法就愈发强烈。我们的政党越来越理性化了,退休制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的就是老人政治,年轻人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通道,邓小平因此提出要把位置让给年轻人,到今天基本上是严格执行退休制度,领导人到了年纪必须退下去,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另一方面,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也越来越理性化,官员选拔系统选出的人越来越有能力。我认为网友总是盯着公务员的的养老金问题是不对的,公务员的工资那么低,再没有养老金,长期下去就没有人再愿意当公务员。事实上,我们的中央政府还不够大,应该裁乡镇一级,增加中央这一级。另外,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有一些或隐性或显性的规则。

  事实上,党内变得非常务实。中国式的务实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手段的合法性,基本上可以用结果的好坏来判断,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永恒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支持了我们长期改革的哲学基础。我的看法是,共产党在国家架构中起到了一个集体君主的作用,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独裁者,对社会的治理是集体决策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选官员。有了这样的前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能采用几乎所有好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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