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点，整个韦森兄的演讲都是围绕经济展开的，从他延伸到制度、法治、宪政，接下来我想简单讨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经济增长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刚才韦森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事实，他说，即使到二战结束时，中国都不逊于西方。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经济怎样呢？中国是全球性贸易体系的驱动者。大家知道，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使用银子的呢？是从秦始皇时代吗？当然不是。是从明代中期，白银才变成中国主要货币。为什么？银子是从哪来的？中国是一个乏银的国家，直到今天，中国的白银产量也是非常低的。那么，明清时代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从墨西哥和日本来的。换言之，因为中国卷入、驱动着那样一个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以至于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制度都被改变了，货币都变了。
由这一点，我们其实还可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刚才韦森兄已经讲到了“行政控制型的社会”。当下中国确实如此，但是，传统中国从来不是这样。否则，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国家的货币是因为贸易而被改变了。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不是朝廷发布一道诏令而改变的，而是自下而上自发的改变。
刚才，韦森兄也讲到了韩国、日本，也提到中国文化对这两个国家有很大影响。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说，儒家起码是推动了整个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且我们，可以做一个跨文明的对比。世界银行在几年前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了一个所有人都很少注意的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二战以后吧，这个世界上大概有十几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达到了发达国家程度，其中一半在东亚，另外大多数在哪？在欧洲。这说明什么？我们知道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拉美、非洲、阿拉伯国家没有几个进入。你可以说，东亚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可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学习西方。然而，为什么只有东亚成功了？包括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中国经济毕竟成功了，为什么？是因为共产党英明领导吗？在座各位肯定都觉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你会说，是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了。那我告诉你，非洲那些国家也可以学习西方，他为什么没有成功？
大家再想一下，我们前一辈企业家都是什么人？都是最普通的中国农民，80年代中国兴起的第一代企业家，不是我们读过大学的这些人，而是生活在中国传统保存最好的地区的那些普普通通、只上过小学、甚至没有读过书的农民。他们为什么熟悉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读过哈耶克吗？是因为他们读过弗里德曼吗？是因为各位到乡村给他们做过启蒙工作吗？或许，你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还不如一个普通农民。那么，他们是从哪接获得这些隐匿的智慧的？他们又是从哪里得到组织管理企业并让这个企业走向世界的技艺、德性？他们从哪得到的？请各位思考。
第五个问题，中国如何构造一个优良的秩序？
这个问题非常大，韦森兄的整个讨论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说明一点，我不会去讨论“儒家传统与民主”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民主是一个次一级的制度，不是最重要的制度。你会觉得很奇怪。那就请你读一下《联邦党人文集》，就知道为什么我如此说了。
我用的一个词是“优良的现代社会秩序”。这个秩序里面可能有民主，也可能有法治，有可能有宪政，但都不是必然的。或者说，即使他会在我们那套制度组合中出现，也一定会采取一个跟美国，跟英国、日本不同的形态。有人说，秋风太反动了。那我请问各位，美国的制度和日本的制度一样吗？和英国的制度一样吗？不一样。英国是三权分立吗？法国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国家吗？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吗？
有很多问题，我们都需要深思。过去100多年中，知识分子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简化。我们把西方总结成几条常识，我们以为，用这几条常识，就可以构造一个可正常运转的现代国家。这就是中国现代100多年来之所以走弯路的原因。
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的优良的社会秩序，在我看来，必定需要一场伟大的创造。我只给大家讲一个我认为的最重要的理由，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制度和英国不一样，和欧洲大陆那些国家，和孟德斯鸠所谓的三权分立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还是建议大家看《联邦党人文集》，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因为美国太大了，所以不可能采取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而必须采取代议民主制度，他们起了一个词“共和”。所以美国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共和制度。今日中国如此之庞大，13亿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庞大的一个政治实验，我们简单地抄西方的制度就可以吗？当然不可以。
我们怎么做，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刚才韦森兄讲到礼俗中国，说明礼在中国扮演了支柱性作用。我们不妨想一下，为什么这样？中国起步的时候，你不能排除他走民主这条路的可能，但是没有，为什么？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讨论来结束我的评论。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基本事实。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希伯来人，当他们建立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共同体，比如说希腊，希腊哲学家讨论的基本问题都是城邦如何。大家知道城邦有多少人？公民只有五千多人，你敲一声钟，所有公民都可以到广场上举手表决。当中国开始形成的时候有多大？包括今天山西省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区，你站在黄河岸边敲一声钟，会有几个人来？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投票表决的路，而形成了各种礼的控制，由此有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平衡等等所有这一切。
今天我们有13亿人，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该怎么过？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手投票就能决定的。所以刚才韦森兄一直强调宪政，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真正深入理解宪政是什么含义。过去这些年，我都不用民主这个词，我用的都是宪政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更大的延展性，可以有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简单说，我们需要思想，而不是仅仅传播常识。如果我们不能够思想，或者说放弃思想，就是刚才你最后讲的，放弃思考的责任，做思想上的逃兵。那各位，让我说一个比较悲观的预言，中国将仍然在灾难中徘徊不已。因为，建立这样一套社会治理秩序是人间最复杂的事情，如果你认为用几条常识就可以解决，那你就错了。我们要传播常识，但起码，作为学者，我们需要思考，学者与知识分子要有分工。
最后，儒家究竟在现代中国优良社会秩序构建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不能展开讲，我最简单地说说我的结论。中国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一定是立基于儒家，否则，这个秩序永远不可能稳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就可以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从西汉中期以后所有王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夺取政权、打天下，异族入侵、叛乱、阴谋篡权都可以，对此，儒家都不讨论。因为打天下是天命的问题。真正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如何从打天下转变为治天下。治天下的含义是天下太平，怎么太平？我想在打天下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都经历过一次儒家化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太复杂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未来可以给大家讲。
（讨论部分）
秋风：
刚才莫志宏女士两次指控我是编造了韦森兄的观点，自己空树一个靶子批评。韦森兄可以打开你的PPT看看最后三个结论，你看一下这三个结论，我相信你会做出一个更公正的判断。
在所有讨论中，我都是坚持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要公正。不管是对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要有一个稍微全面的把握。这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一个观点。我决没有意思说我们要排斥西方，我现在正在翻译哈耶克的《立法与自由》这本书。但是，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秩序的时候，我自己会告诉我自己，我要明白我站在哪里。我一定要明白我自己站在哪里。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