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之中国性(2)

姚中秋 原创 | 2014-09-04 18:39 | 投票

 

不过,道统具有构造自我恢复之力量。这种力量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发挥作用。彼时之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政治议题之现代转换:有人主张从“马上打天下”转向“马下治天下”,承认自发的风俗,承认私人产权。刘少奇还试图把儒家修身理念引入党员思想训练中。另外一群人则坚持“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不断革命理念,两者激烈冲突。

 

双方力量对比到七十年代末发生大逆转,“马下治天下”理念开始占据上风。邓小平思想之总体特征是放弃重建道统之雄心。由此,华夏-中国道统得以自我重建。可以说,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全部良性变化之根源,就是道统之自我构建,也即传统之复归。人们一般用“改革开放”刻画邓时代三十年历史,但从长远历史视野看,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之变化,其实是政治与文化和解之过程,是政统与道统对立略有化解之过程。

 

首先,从宪法角度看,邓时代颁布之1982年《宪法》,相比于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其文化政治叙事已发生巨大变化。后两者序言完全由意识形态话语构成,前者序言开篇则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此后才是意识形态话语。从序言文本次序看,中共已将自己置于中国文明延续之框架内,意识形态反在其次,尽管从序言结构上看,两者分量不成比例。

 

其次,邓于不自觉间奉行“黄老之术”,作为八十年代改革之基本方针的“放权让利”也就是黄老之“与民休息”:权力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由此而有了传统的私人财产制度、市场制度之复归,正是它带来局部的自由与奇迹般的经济繁荣。

 

第三,持续大半个世纪的全盘反儒之文化与政治狂热趋于缓和。传统的社会组织,比如乡村之宗族开始自然地回归。中国固有之风俗得以伸展,社会得以重建自治机制。从乌坎抗争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而伴随着中国在全球结构中经济地位之快速上升,社会精英群体已开始放弃百年来自卑心态,进而改变对儒家、对中国文明之态度,认同儒家之程度在过去十年来有大幅提升。

 

第四,“道学”复兴,不少人产生“儒生”之角色自我认知,并潜心于经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更广泛的思想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哲学界初步回归儒学,儒家思想研究成为思想学术界的热门。过去十年间,几乎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回归儒家传统,即便其价值诉求和政治立场并不相同。

 

在这些社会力量推动下,执政党缓慢地回归。较早的迹象是九十年代初,执政党正面倡导“国学”。随后,它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主要政治目标。由此当然也就开始修正对儒家的态度。当局已承认,孔子为中国文明最伟大之象征,在海外开展文字、文化教育的机构,被命名为“孔子学院”。在此过程中,儒家词汇、理念逐步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中,“和谐社会”纲领之提出,是中共对传统治国理念进行的一次相当具有想象力的创造性转化。

 

有了这些变化,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的一句话也就顺理成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指向未来的政治修辞。此语表明,执政当局主流希望化解文化与政治的冲突,政统与道统的对立。

 

当然,包括当局在内的整个精英群体归宗道统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但这个过程是不可阻止的。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秩序之构建,而道凝国民,道成宪法,道生秩序。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由文化界定的,作为人民寄身之所的国家则由道统赋予生命。惟有回归道统,中国才是中国;惟有回归道统,中国的现代秩序才有可能。宪法是道统在具体时代环境中展开国民之合理公共生活之工具,归依道统也将令宪法秩序扎根于文明,从而坚不可摧。

 

当代中国归宗道统的关键是,未来某日,通过某种方式,宪法明文接受道统,并以守护道统为己任。其具体形式为何?前引大陆《宪法》序言开篇已在宪法与中国文明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一点甚至好于《中华民国宪法》。未来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文明之“历史最悠久”的笼统描述之外,更为具体地明文提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统。

 

当然,道统向来不是空洞的,而有诸多具体呈现,如董仲舒所说“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下面讨论的几点,也就是中国宪法归宗道统之具体条目。

 

二、宪法语言之中国性

 

宪法之中国性首先呈现于其文本,也即文本形态和语言。

 

古典中国之典章,包括宪法性典章,均较为凝炼。美国宪法也十分精炼。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共175条,已较为繁复,然字数仅九千余。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138条,字数却达一万六千余。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宪法结构松散,另一原因是语言粗鄙、松懈。

 

至少自尧舜以降,中国的语言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不过,私人日常语言、公共性语言、文学性语言之间,有十分鲜明的类型界分,连续性程度差异很大。前者属于俗语,后两者属于“雅言”[8]。私人日常语言,尤其是口语,旨在进行日常交流,因而具有通俗化的趋势,历代变化极大。文学家们旨在抒发较为强烈的情感,而情感具有多样性,因此,文学语言具有丰富的个性,历代也有变化。但相对来说,公共性语言,包括法律语言,则保持了较高稳定性。由此也就形成言、文适当分离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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