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社会进入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期，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加的时代。未来5年，中国改革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我们的决心也需要我们的智慧，既需要敏锐的问题和风险意识，也需要明智的判断和选择意识，我们不能延误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上的改革，改革真正步入深水区。这种状况对我们的改革理论、改革实践及发展观念和发展路径提出了重大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是一次关于未来5年转型发展的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和发展关键节点上的一次战略规划的会议。有鉴于此，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十三五”规划的理解和对未来5年改革走向的看法，供大家批判。
首先，改革与发展要有问题意识和风险意识，要找准改革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近些年来，我一直认为，转型社会就是风险社会，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面临着重大颠覆性问题，这是未来5年我们在改革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无论发展的理念有多好，如果在现实中间落实不了，理念没有针对现实来，那么它也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与现实毫无补益。因此，正确认识、分析、判断、评估中国社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对我们未来发展或者说规划我们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概括起来讲，我们面临着五大颠覆性问题。
第一个颠覆性问题是中国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这有很多统计数字可以证明，比如2013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个报告中提到：中国5%的穷人占国民财富的0.1%，中国5%的富人占国民财富的23.4%，相差234倍，这个数字在一些发达国家一般是1-3倍或1-5倍，这说明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相当大。经济发展了，碗里的肉多了，怎么公正分配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文明史上的社会动乱均由此而起。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直面这一问题，特别是未来5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实现了公正合理分配的社会，是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第二个颠覆性问题是三农问题。最近这些年大家都在讨论，确实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现在正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问题。怎么转移、转移方式、转移的资金来源等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安排，都是我们现在亟须探讨的问题。拉美、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城市周围形成巨大的贫民窟和贫民阶层，造成社会不稳和发展停滞。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权力腐败和贫富差距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市化过程失败，使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要求的“社会自救”能力丧失。我们必须吸取教训。
第三个颠覆性问题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可以说是十八大以来我们重点整治的对象，通过两三年的整治，权力腐败势头有所遏制，“不敢腐”的氛围正在形成。但是目前又产生了一个负现象——权力不作为。因此，无论是权力腐败也好，还是权力不作为也好，都会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和不良的影响，可以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价值，通过反对权力腐败构建一个“对公共利益负责任的权力体系”，现在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颠覆性问题是就业问题。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过得舒服安心，首先要给他们一份工作来做，这是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国家的就业问题比较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我国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大约700多万，技术院校毕业生大约800多万，农村需要进城的务工人员大约500多万，加上城市里每年还有300多万需要重新就业人员，总数大约2300万。但是我国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是多少?2015年比较好，是1300多万，但是即便如此，每年我们大约有800万-900万人就不了业或不能充分就业。这是我们中国政府未来5年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前提是人人有活干，而后才能人人有饭吃。
第五个颠覆性问题是社会信任或社会资本的流失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有感觉，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社会，是一个缺乏信仰和不诚信的社会，社会资本大量流失，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成本、交易成本非常高，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说素质教育也好，说以人民为主体的改革也好，都必须要认真正视价值、信任、信仰问题。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富裕了，但是堕落了。正如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描述，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到位——“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感觉日见其光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国民性心态，不愿意正视现实、正视“真问题”，极力用政治正确、道德正确、义理正确的语言来包装现实，直到道德、价值、信仰泡沫破裂，社会诚信与合作崩溃而不自觉。换句话说，在传统的封建主义社会，我们的“公共领域”空间很小甚至没有，这导致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低批判性社会”，导致“公共理性”缺失，这种状况最终形成国民心理中失去了“公共的善”或“公共价值”的现实基础。传统上我们很少考虑“公共价值”方面的问题，我们很注重“个人实利”问题，这是我们民族传统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要维护社会的信任、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构基于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在社会结构中真正植入公正、民主、自由、权利、责任、机会等社会主义价值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