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3)

许小年 原创 | 2016-10-11 16:14 | 投票
标签: 改革 

  井田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我的这个现代注释。井田制的问题和集体经济的一样,激励弱,效率低。我自己有过集体经济的亲身经历,文革时被送到农村当知青,人民公社大锅饭,农民一起干活,到年底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个人的努力和回报没有直接挂钩,激励不足,结果是出工不出力,农业生产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那时除了生产队的地,每个农民家庭还有一小块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成都归自己,这就看出区别来了。爬到陕北的山峁上放眼望去,哪片是公社的地,那片是自留地,不用村民告诉你,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的肯定是自留地,蔫黄、无精打彩的保证是公社的地。生产队种不出好庄稼,公社土地的收成就是没有自留地里的高。看到这种现象,我还很不理解,毛主席号召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民的觉悟应该很高啊,为什么不好好种公社的地呢?

  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取消公田,把土地分给农民个人,虽然去世后要交还,由国家根据人口另行分配,农民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纳税之后的收益权,相当于古代版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商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井田制的效率实在太低了。井田制下分公田和私田,农民无偿为贵族领主耕种公田,收成全都属于领主,私田上的产出在缴租之后才归农民自己支配,可以想象农民在公田上怎样种庄稼,大概和人民公社差不多吧?商鞅不仅给农民分地,而且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政府给奖赏,扩大生产规模。过去农民不可以开荒,因为都是“王土”,公有土地不能动。“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公田、私田的土梗全都铲平,土地重新分配,并且可以在在阡陌之外开荒垦殖。土地制度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看,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作用是相同的。

  井田一废,封建领主制就解体了,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改革,削弱封建领主的力量本来就是变法的一个重要目的。过去农业生产剩余掌握在大大小小的领主手里,秦国国君的财政收入仅靠他自己的领地和通过战争兼并的别国土地。变法就是“去中间化”,剥夺各级领主对农民的支配权和土地收益权,国家直接向农民征收赋税,国君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凭借雄厚的财政实力,秦国建立了一只强大的军队,攻伐征战,统一了中国。商鞅之前的魏国、吴国也搞过变法,但不像秦国这么彻底,没有触动贵族领主阶层,结果都是昙花一现,主张变法的大臣不是被赶走就是被守旧派杀掉。

  在政治上商鞅还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代之以军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贵族家庭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要会投胎,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那个时代更是。封建制讲究人的身份,而不是才能,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不问出身,凭战功升迁,杀敌甲士一人,赐爵一级,赐田一顷,赐宅一亩,有点像今天的计件工资,付出和回报直接挂钩,只要打仗勇敢,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就都有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仅士兵打仗拼命,按军功提拔军官,秦国将领也能征善战。名将白起是一介布衣,15岁从军,经历大小七十多场战斗,其中包括攻击赵国的著名战役——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结果赵军大败,二十万降卒被秦军坑杀。赵军统帅是赵括,没打过仗,只会纸上谈兵,因为出身军事贵族世家,被任命为三军司令。战国时期的秦军号称虎狼之师,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背后是竞争性的用人制度,以及制度决定的强大激励,说的低俗一点就是高官厚禄和良田美宅。

  由于实行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秦国的统治精英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平民多和外国人多。商鞅不是秦国人,原名叫卫鞅,是卫国人;秦国的宰相李斯原本是楚国的小吏,师从荀子,学成后投奔秦国。能人为什么都汇集到秦国去了?因为山东六国还在讲出身,讲血统,有才干的平民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人往高处走,都跑到秦国谋出路。外国人在秦国封侯拜将,秦国的贵族当然不高兴,于是鼓动秦王下逐客令,驱赶老外。名曰仇外,实则惧内。李斯闻讯大惊,急忙上奏,写了一遍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收回成命,打消了自毁长城的愚蠢念头。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深刻和广泛的,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治理能力,秦国建立了集权的官僚体制,“废封建,立郡县”,在乡和乡以下推行保甲连坐制。我们想想强调的是,这一套制度并不是商鞅的顶层设计,在商鞅变法之前,郡县制在各国已经存在了二百年,是国君治理新征服地区的通行办法,商鞅所做的只不过是立法,将这个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广到全国。土地私有制也不是商鞅的发明,早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初税亩”,废除井田制,取消公田、私田的划分和相应的收益分配规则,改为农民按土地面积交税,比商鞅变法早了二百多年。商鞅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将这些局部性的创新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商鞅在变法的策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先做思想准备,形成共识,减少变法的阻力。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记载,商鞅和守旧派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守旧派说你想更改祖制,你再高明,能超过祖宗吗?我们能守住祖宗的制度就不错了,不要再想改变什么。商鞅针锋相对,认为时代不一样,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论战的结果是商鞅胜出,最后秦孝公站在了他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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