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4)

许小年 原创 | 2016-10-11 16:14 | 投票
标签: 改革 

  并不是所有的变法者都像商鞅那样幸运,由于“祖制”也就是现行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密切契合,改变现行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和正统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而所有的变法者在这道障碍面前都不幸地处于下风。不仅既得利益以卫道士自居,占据道德高地,冠冕堂皇地反对新政,而且民众也因为习惯性思维作怪,不愿面对新法带来的不确定性,若不修正意识形态,变法就不能进行下去。王莽要恢复周礼,“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推行新政。王安石说他的新法和尧舜禹圣王之道相符合,以此抵挡守旧派的攻击。清末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绘成主张改革的圣人,从儒学的源头上论证变法的正当性。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就招来“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小平同志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要看实际效果,这就是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这个策略很明智,因为一旦争论起来,恐怕多半是改革者被动挨打。

  不争论并不表明大家都认同,只有得到认同——无论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的政策才有执行力度,这就是改革的公信力问题。如果官员和民众不相信朝廷的决心,或者不相信新法的效果,就算国君下令,臣民也会假装没听见,皇上若认真追究起来,他们就阳奉阴违,敷衍了事。为了强化法令的公信力,商鞅在都城中竖立了一根木头,发布公告,谁把木头拖到南门,赏赐十金。百姓不信,因为当时的都城不大,南门到北门据说只有三华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能赏这么多吗?赏金逐步加码到五十,终于有一位从人群中走出来,完成了这桩看上去是很荒唐的任务,结果还真得了赏金五十,这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秦人从此知道,商鞅令出必行。守法有奖,违法必惩,太子犯法了,商鞅也不宽恕,考虑到储君不宜施刑,令太子的师傅公子虔代为受过,结果公子虔被削去了鼻子。

  改革的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看实际效果。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就带领秦国和赵国联军和魏国打了一仗,战争以联军的胜利而告结束,秦国一举收回了以前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商鞅用抓住老鼠来平息关于黑猫白猫的争论,大大增强了新法的公信力。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通过改变激励机制,提高了古代中国两个最要资源——土地和人力的使用效率。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采用军功爵位制,打破贵族阶层对国家治理的垄断,选拔和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充实军队和政府。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秦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得以富国强兵,到了这一步,新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贵族阶层来说也是有益的了。商鞅没有动用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一方面通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允许贵族保留土地的同时,将他们排除在政府和军队之外,必须有战功才能任职。贵族阶层也认识到,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秦国就会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国土面积越来越小,就像变法前的历史已证明了的那样,一旦亡国,贵族失去一切,不是遭到屠杀,就是沦为奴隶。外部竞争的压力使秦国贵族即使有机会,也不敢回归旧制度。秦孝公死后,继位的太子和公子虔杀了商鞅,但没有改动商鞅设立的各项新法。

  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商鞅变法通过提高经济和国家治理的效率,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成功。二千年后,我们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结出同样的原理。

  4.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

  在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中,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其作用和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是相似的,效果也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镇经济改革和鼓励民营企业的着眼点同样在激励机制,由利润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激励工人,同时对外、对内开放,允许资源较为自由地流动。通常我们对“开放”的理解是对外开放,其实对内开放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外开放。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消指令性计划后,资源摆脱了行政部门的束缚,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朝着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入高效的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GDP的高速增长(参考“两个中国模式”一文)。

  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改革获益,经商的发了财,农民进城找到工作,工人涨了工资,民众改善了生活,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地位,改革是一场多赢的博弈。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管我们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样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再退回到中央计划,恐怕没有人赞成,就像商鞅死后,如果说再回到旧的封建制,秦国也没有人赞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优越性。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才能人人受益,大家受益才能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才不会开倒车,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思想观念先行一步,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开始,形成关于改革的社会共识。改革要触动政府部门的利益,有阻力怎么办?成立独立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摆脱部门利益的掣肘,直接向中央汇报;另一方面,依靠民间的创造突破计划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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