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古人实践智慧的一项遗产。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庄子集释》卷六下《外篇·秋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自1980年代后期至今(尤其李光耀逝世之后)，多次被鼓吹推荐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试图成为“大国之师”。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写给中国的咨询报告就已充分注意到大国与小国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差异。我清楚记得，这份报告的附录，以“钱纳利-仙昆”大国模型这一醒目标题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传阅。“大国模型”的思想渊源，我认为可追溯至杨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以及剑桥的“凯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奥斯丁(Austin Robinson，或者，(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1897-1993)——奥斯丁1960年主编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讨“大国的发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这套文集收录的是1957年国际经济学会32名参会者在里斯本关于“国家福利与国家规模之间关系”的讨论文章，而且，一位重要的书评作者科尔(晚年定居英国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引述了与会者们的感慨：“对于这一重要议题，他们发现，找不到任何更早的足以引证的文献”(Leopold Kohr，1961，“book review: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by Austin Robinson”《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5，no. 1，pp. 78-81)。事实上，科尔认为他自己1941年的作品和西蒙斯1948年的著作《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都是与会者们可以引证的先期文献。也是在科尔思想的影响下，舒马赫鼓吹“小的就是美的”。关于科尔推动的这一思潮，读者可参阅 Leopold Kohr，1941，“disunion now: a plea for a society based upon small autonomous unit”《American Weekly Magazine》，reprinted as，“Leopold Kohr on the Desirable Scale of Stat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8，no. 4(December 1992)，pp. 745-750;以及他1957年发表的引发了更多争议的著作《the Breakdown of Nations》。
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1903-1983)罗宾逊夫人可以说是凯恩斯“耳濡目染”的朋友，她的丈夫奥斯汀.罗宾逊(在凯恩斯最繁忙的时期承担了《经济杂志》编辑职责)发表于1947年的《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1980滕茂桐中译本)被认为是超过了哈罗德爵士《凯恩斯传》的最佳传记。罗宾逊夫人当然熟悉凯恩斯为批判斯密经济学而提出的“集结谬论”——个人美德推广至全局可能导致不利于每一个人的恶果(例如“节俭”这一美德可能导致经济萧条从而抵消了节俭的初衷)，当她运用这一极富洞见的观念于发展经济学领域时，她意识到，适合于小国的发展策略不能运用于大国。今天，在博弈论视角下，罗宾逊夫人的洞见相当于经济学家早已获得从而遗忘其思想起源的这一常识：当博弈参与者数目足够多时，每一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弈格局毫无影响——即“小国”的模型。另一方面，当博弈参与者数目很少时——“大国”之谓也，没有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弈格局毫无影响。一个最近的案例，就是央行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突然贬值引发的全球效应。
因此，钱纳利和仙昆大国模型的涵义，在探讨大国经济潜在具有的(由杨格在他那篇1928年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里权威论证过的)规模经济效益之外，至少还包括这样一个命题：大国必须承担大国的责任，虽然小国可以不负责任——日元大幅贬值几乎50%而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不到2%所引发的全球效应。纵观天下，这就是尺度差异导致的大国与小国公共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本质差异。大国模型的数据来源，我记得包括：美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巴西、秘鲁。
大国往往是特定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以中国为例，值得借鉴的小国主要分布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但中国大陆则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恰如列文森指出的那样，大国的知识分子在模仿西方现代化的本土社会转型期，敏锐地感受到被边缘化的痛苦，从而奋力反抗西方的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参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郑大华等译;尤其是墨子刻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撰写的序言)。与大国相比，小国的文化特征在于它往往能够接纳不同文化的影响(因为它或许更需要借助于来自其它大国的文化势力来反抗它一直不得不依赖的特定的文化势力)，从而具有更加灵活的发展策略。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它被认为同时接纳并试图融合“儒家-佛教-基督教”三大文化传统。与此类似但程度不同的是韩国(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和新加坡(儒家-佛家-伊斯兰教)。其实，最接近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的是台湾而非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