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民主的社会结构就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标。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概念。90 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首先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执政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政策。十八大之后又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列为“四个全面”之首（另外三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现法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小康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
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还很远。尽管和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一样，也在数十年时间里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从实现中产阶级社会的方面来看，中国并没有很成功。如前面所讨论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来，但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仍然很小。这里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政策培养出了一个中产阶层，也使得数亿人口脱离贫穷，但很显然，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机制。市场机制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但市场机制不能保护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在欧洲社会，保护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不难发现，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
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在西方，因为选举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也必须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保护中产阶级。也同样重要的是，资本拥有者也认同这一点，因为一旦社会失衡，社会秩序遭破坏，资本的正常活动就会成为问题。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人们所看到的财富。一些人现在看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诸多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等要不就是建设力度不够，要不就是没有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是，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因为GDP 主义的盛行，中国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 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诸多社会领域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领域。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同样，已经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落为贫穷阶层。实际上，除了体系内部占据重大战略地位的少数阶层之外，任何阶层都随时可以演变为贫穷阶层。
除了上面多次强调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中产阶级的成长还需要有效的劳动者收入政策。要走上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提高劳动者工资很重要。中国社会群体收入差异很大，很分化。正如上面所讨论过的，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方法并没有见效。二次分配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如果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就会走上一条“杀富济贫”的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贫穷社会主义已经证明为失败，也不是有效的选择。比较有效的选择就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杀富济贫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进行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劳动致富”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比如到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力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因为获取了过度的利润而暴富，成为消费过度的一个群体。但是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最低消费甚至严重不足，遑论各种社会福利。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等，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就自然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就能赚取巨额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什么？表明这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参考其他地区经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这些问题因为和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也只能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而政府亦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更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它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在新加坡和韩国，政府也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劳动工资水平。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造就了有效的压力。
中国尽管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这方面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方之间，力量就会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都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例如国有企业过大、垄断，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等。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前面所讨论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提升技术，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考虑着如何通过剥削劳动者而获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进步。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并不抽象，实现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本社会。
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优质民主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诸如改革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保持繁荣稳定，并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当然，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摘自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之《中国改革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