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美国的失业率)
中国是另一个极端。最初,中国认为危机是美国的,中国最多受到一些短期冲击而已,因此试图以“四万亿”刺激帮助经济渡过短期调整。不料,该措施不仅没能实现救赎,反而成为“大麻烦”的起点:首先,在中央“四万亿”旗帜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哄而上,地方债务激增,出现偿付危机,以致于中央不得不允许地方政府在2015年实施3。2万亿的“债务置换”,以时间换空间。 其次,产能过剩加剧,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ChinAmerica)”模式。美国发生家庭部门“去杠杆”的危机后,中国本应削减产能,但却反其道而行之。据估算,2012—2014年间全球增加的产能有41%来自中国。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萨默斯指出:中国在2010年至2013年浇筑的水泥数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浇筑的水泥数量。这令实体经济的困境雪上加霜。 最后,“四万亿”刺激政策导致中国债务问题急剧恶化。“稳增长”的实质是以信贷推动增长,导致债务失控。中国1949~2008年货币投放累计47万亿。2009~2012年四年就一下子投放50万亿,超过前59年的总和。危机之前,中国债务/GDP 从2000年121%温和上升到2007年的158%,但2008年后却一路飙升到282%的惊人水平。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业(实体经济),成为全球实体经济债务负担最终的国家之一。此外,中国较低的失业率被证明并非好消息:大量僵尸企业依赖银行贷款输血而维持就业,只会拖延复苏步伐并出现更大的坏帐。 (图:中国债务水平激增。来源:麦肯锡) 经历了过去7年的无效刺激,中央承认“全面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由于实体经济受困于过多的债务和产能,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出的资金更多流入了楼市和股市,而非实体经济。2015年连续五次降息降准,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效果甚微,而且由于PPI保持在-4~-6%的水平,这导致企业实体融资成本并未因为降息而得到缓解,而是出现费雪债务-通缩循环。 (图:中国PPI连续49个月为负。来源:国家统计局) 更加尴尬的是,在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中国消费者却在日本用疯狂购买制造了“爆买”(bakugai)一词,而且所购买的并非高科技产品,而是马桶盖、电饭煲之类的生活用品,这更凸显中国这个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大而不强的软肋。2015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支出1。1万亿,相当于GDP的1。6%。2015年中国大陆赴日游客数量翻了一番,达到500万人,占日本境外游客总数四分之一以上,中国游客贡献的旅游消费占比高达41%。另外,星巴克也宣布未来5年在中国每年将新开500家店铺。 可见,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关键并非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结构性错配”:一方面生产出大量无效的产能,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却又没有能力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预测“凯恩斯主义”的失灵:靠政府投资创造需求,拉动的无非是钢铁、水泥少数“不值得拯救”的“旧经济”,而中国消费者真正需要的“新经济”(星巴克和马桶盖)却不是政府所能刺激出来的。 因此,中国政府下决心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痛定思痛。正如吴敬琏所概括的,“对于从需求侧寻找解决办法,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中国式供给侧改革”的盲点 供给侧改革并非首出江湖。在历史上,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在1980年代,大胆拥抱“供给学派”,令经济成功摆脱“滞胀”,也成就了“里根经济学”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