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难拉中国经济(3)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个矛盾表现的格外突出。实际上我们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负担对企业和职工而言都偏重，所以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任务：要研究社保体系全国统筹、降低社保缴费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水准的居民收入，绝不是三五天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从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从投资、消费、外需这三个领域来做文章。但是去年年底我们对经济走势已经做出了判断，如果仍旧只从三个领域来考虑，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因此我们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供给侧。所以下行的经济走势和供给侧还是关联的。

　　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都很难，但“去产能”是最难的

　　那么供给侧要做什么事？简单的说，就是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补短板最容易说明，举个例子，很多中国人不愿意买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而是从日本市场上买中国生产的日本马桶盖。因为日本的马桶盖质量检验极其严格，质量一定过关，而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各种指标不合格。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文化。所以补短板就是把中国有需求且不得不买的东西更多的实行“进口替代”。

　　去库存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房地产，一个领域是农产。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量很大，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子也卖不出去，要消化这些过剩房地产，政府就要投入资源。因为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商中间已经收回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费，但是只有把房子卖出去才能收到税费。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从税费里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种办法使得房价有所下降，那一定会扩大很多领域的销售，比如电视机、电冰箱、床上用品等等，这时候政府还会收回一定的税收。因此我认为在去库存上，核心就是政府要提供各种资源。

　　第二个领域就是农产品，我们农产品现在出现一个非常损害社会财富的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玉米，我国玉米收购有补贴价格，比进口玉米价格高很多，所以去年农民把生产的玉米全部卖给国家储备，那些玉米两年以后就变成陈化粮，陈化粮就只能做酒精之类。中亚国家的棉花比新疆的棉花要便宜很多，但是我们不进口，因为如果进口了中亚的棉花，新疆的棉花种植就会被摧毁。农产品去库存和三农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要去库存就要降低农产品的补贴，但这样一来农民收入就会下降，而我们现在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现在的一个办法就是，国家把给农产品补贴的钱砍掉一半，然后用到农民的社会保障上。这样的一个结构调整，不但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减少了我国收购农产品这种社会财富过剩的损失。

　　接下来是去杠杆，现在整个中国的杠杆率是比较高的，包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居民资产负债表，后面有很多可以讨论。当前议论比较多的热点就是债转股，因为杠杆率降低了，变成了股票投资，债务就降低了，那资产负债表马上就可以改善了。当年商业银行债转股就解决了股份制改造问题，当时财政部和央行拿了14000亿把商业银行的不良的资产买了，成立了四大公司去处理这些坏帐，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改善了，然后股份制上市、赚钱。而钢铁行业代表认为，钢铁领域和商业银行一样，是国家重要的经济领域。既然对商业银行可以债转股，那钢铁行业也可以债转股，这个意见得到相当多企业的支持。但是债转股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商业活动。原则上说，只有对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判断实行债转股以后，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使资产负债表改善，获得高速发展才可以债转股。如果对这个企业的未来没有这样一个判断就实行债权股，将来资产缩水，债转股可能比坏账还要厉害。所以这就是市场化的债转股，成不成功取决于债权人对这个企业前景的判断。所以去杠杆这个问题，当前争议最大的就是债转股，规模和下落都要看几大银行的决议。而且按照法律，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不允许做投资的，不然债转股变成股权投资了，这是违反商业银行法的。所以去杠杆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完成的。

　　但目前来说去产能是最大的问题，在“三去”里排第一位。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普遍，钢铁行业产能是12。5亿吨，去年生产7亿吨，出口1亿吨，而今年出口额大幅度下降。煤炭就更严重，煤炭统计的产能是57亿吨，去年实际生产36亿吨，有20亿吨产能过剩。但是，一方面是20亿吨产能过剩，一方面中国还在挖煤矿。所以，这两个行业的产能运用率非常低。这次国家已经制定出这两个行业去产能的指标，钢铁行业定的是一亿吨，煤炭行业定的是5亿吨。最近有个专家对这两个指标做了三个评价，我非常赞同：第一，这个指标并不高；第二，这个指标虽然不高，但实现起来也很困难；第三，就算是实现了，产能过剩这种趋势也没有多大改观。所以现在的去产能之困难就可以从这三句话体会到，任务非常重。而且这里还面临一个问题：目前的制度环境还承接不了去产能。一个原因是，去产能就得关矿井，关矿井职工就得下岗，职工下岗就要给一笔失业保险，但社保局又没这么多钱，向商业银行借款又会造成坏账，这个后果承担不了。第二个原因涉及国有资产，如果真要关了几个矿井，那它的资产肯定会缩水，国有企业资产缩水这个事到底行不行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要想真正把去产能落实到位，光靠企业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其他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但现在很多制度和政策还支撑不了，所以去产能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最主要、最难的一条。

　　融资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税费成本都要降低才能应对经济下行

　　还有一个降成本。我国的企业成本是个调整结构问题，一方面要降成本，另一方面要协调增加很多成本，其中有两项主要成本要增加：第一项是折旧率。国家应该努力提高折旧率，加快资产更新速度，这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发展更好。第二项是研发，现在像华为这类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整个收入的10%以上，而国际上跨国公司没有一个低于10%，全国平均来算才2%左右。没有研发就没法谈发展，更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同时又有四项成本偏高：融资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税费成本。

　　关于融资成本，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全世界各国货币如果宽松，利率都会下降，我们中国货币也够宽松了，但是利率并没有降到人们所想象的水平。

　　物流成本刚才已经介绍过，按理说我国铁路赚了钱就应该降低票价，但是铁道部认为不能降低，因为还要建设新的铁路，而国家不给钱，那就得从这些地方来收钱建设。高速公路收费原来叫“贷款修路、收费还债”，要按照这个原则如果贷款还完了就不能再收费，但是现在收，所以我们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所谓交通运输体制的问题。

　　劳动力成本里面涉及工资、冗员和社保缴费，但这三项劳动力成本里真正突出的不是工资，而是冗员和社保缴费。

　　减税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我对这个问题抱有乐观心态。因为原计划是十二五期间要完成营改增，营改增减税都是好几千亿的，但是两次决定，两次没有兑现。一次是2014年两会上宣布要在三个领域实现营改增，其中包括铁路、电力、建筑业，结果铁路在年底完成了，电力推迟了五个月，建筑业就没了。后来又决定十二五期间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结果到了2015年也没完成。事实上到去年年底，我们国家所确定的仍然是2016年要力争完成，但是到了2016年1月，国务院就决定了把“力争”两个字给去掉，说全面推开，3月份就宣布从5月1日开始，不能推迟一天。这个决心直到最近这两个月内才定下来，而且已经宣布要减税五千个亿。

　　但是这5000亿的概念现在有三种口径：一个是今年的营改增加上其他减税一共5000亿；一个是营改增5000亿；一个是这全年减税5000亿，5月1日以后占全年的2/3，所以5000亿要乘2/3。但现在也没有明确规定到底哪种口径才是5000亿的概念。但是有一点，按照减税最少的算，也得减3000亿，那应该说这是这几年最大的减税措施。

　　第二个措施就是社保缴费率，我们测算过，如果把社保缴费率降低一半，达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那整个社保缴费每年就要减少12000亿到13000亿。前几天国务院测算，降社保缴费率可以减1000亿，而我认为在现在收费的范围之内，要实现跟美国差不多的缴费水平的话，1000亿是不够的，得12000亿到13000亿，而这样一个规模依靠现有的预算完不成。我们的建议是动用国有资本，我们现在的国有资本总共有一百多万亿，这一百多万亿里头有一部分要缩水，比如一些坏的企业已经资不抵债，还有一部分还没完全市场化，一旦市场化它的资本还要增值。所以按照100多万亿来算，测算要拿出15万亿的规模来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而且改革越推迟规模就要越大，如果再推迟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需要20万亿了。

　　假设真的把营改增的5000亿减少到位，把社保缴费率的12000亿到13000亿也减少到位，企业的负担可以在整体上降低17000到18000亿，这个水平超过了预算总收入的10%。如果这两项改革到位，那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下行速度会减慢，企业活力会增加，可以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但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中国的宏观税负究竟高不高？因为宏观税负的口径在学术界分歧很大，如果口径不同就没法讨论。我现在的态度就是不讨论宏观税负高低，只说要落实降低税费的决策。等到营改增和社保缴费率这两项改革到位了，再来说宏观税负高与不高，可能会更容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