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及媒体，近几年对“三农”问题的关注逐年降温。与90年代末至新世纪后的10多年相比，除了“三农”话语由“农民增收”、“减轻负担”等逐渐转为“土地权益”、“留守”以外，“乡愁”、“美丽乡村”等新的话语不断出现。曾经牵动着政府、社会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正在渐渐淡出公众的热点范围。相比之下，关于乡村价值、农业意义、土地流转、乡村旅游等的讨论则正在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实际上，中国乡村的变迁在集体主义之后，经历了“前三农”时代，“三农”时代，最后进入到了“后三农”时代。这一系列变化实质上是中国乡村变迁中的国家-社会-农民三者关系的变化。不同时期的这一三角关系呈现了不同的利益组合和分野，构成了中国发展变迁的重要内容。
“前三农”时代与“三农”利益的聚合
经历了集体主义之后的中国乡村肩负了为社会保障粮食安全，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物资和劳动力以及解决农民自身生计的多重任务。农村、农业、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是国家-社会-农民的互动关系的呈现。农村是国家获取发展资源，农民获取收入以及公众获取食物的空间。由于存在许多约束三者利益整合的瓶颈，因此，国家放松了一系列的管制。
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如联产承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乡镇企业和鼓励劳动力流动等从根本上促进了三者利益在农村这个空间的整合。在此空间中，农业生产成了聚合三者利益的集中地，国家从农业增长中获得工业化的资本，农民从农业增长中获得收入，而社会则从农业发展中获得廉价的食物供给。 国家-社会-农民之间呈现了相对正向型的组合互动关系。由于农民的生计以农业生产为主，而社会正在经历农产品由短缺向满足需求的过渡，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廉价农产品供给，因此，农业生产成为了国家和社会以及农民自身的关切核心，国家、社会和农民的三方利益实现了相对的一致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和农业迅速发展的原因。1978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提高了将近一倍，粮食总产量到了4亿吨；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达到了历史最高值。当农业的增长进入常态化增长之后，乡镇企业继续成为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同时乡镇企业也成为了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
在“前三农阶段”，农村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是国家工业化的基地，是社会粮食安全的基地。国家的政治利益，农民的经济利益和公众的社会利益有机地整合到了农村这个社会地理的空间中。在传统发展主义的路径下，＂三农＂利益在农村这个政治社会和地理空间中发挥作用，＂三农＂利益的聚合，构成了发展主义驱动下的农村发展的模式。
“三农”时代与“三农”利益的分野
农民的收入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之前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低速甚至持续下降的阶段。一方面，国家在对粮食安全的长期追求和通过农业税费获得农业资本的激励下，加上社会对农产品的即时需要等因素都在持续要求农民继续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在非农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持续下降，加之国家对农业投入的不到位，导致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农民负担加重，收入下降。
1997年到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4。6%，4。3%，3。8%和2。1%，为历史最低。1998-2000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也持续下降。同时，由于国家开始将工业化的重点转向国有企业的改造，为了下岗职工的就业，各地纷纷出台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加之乡镇企业的调整，导致了农民非农收入的下降。至此之后，国家、社会与农民的关系由“前三农”时代的有机结合逐渐转变成了冲突型关系。
“三农”由相对一致的利益组合体逐渐转变成了约束中国发展的组合型矛盾体。围绕着农民负担重，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下降和农业产生积极性低等问题形成了中国转型发展中的“三农”话语，从而催生了“三农”的学术研究和舆论的极大关切。“前三农”时代对农业的关注主要在于如何通过各种政策促进农业产生的提高，“一靠科技，二靠政策”就是那个时期的话语。而到了90年末期以后，“三农”利益开始分野。农业增长进入常规化阶段迫使国家开始寻求工业化的新的资源供给。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农业对于工业化的意义开始下降，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好处也开始减少。建立在围绕农业的国家、社会和农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利益共同体开始瓦解。农业成为了不赚钱的产业，农民成了弱势群体，乡村成了农民纷纷离开的穷乡僻壤。在此条件下，以维护农民权益为特征的“三农”话语迅速出现。
这种情况不仅主导了90年代末期到过去10多年中国乡村发展的研究，而且推动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分离。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开始解除一系列压在农民头上的经济负担，不断推出农村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教育和农村低保等措施。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社会对国内的食物供给的依赖性开始下降等，都标志着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民为核心的工业化阶段的结束。
“后三农”时代与新乡村主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逐渐分离导致了曾经主导学术和媒体的“三农”话语的解体。在过去数年中，“三农”话语逐渐被边缘化，“三农”时代宣告结束，乡村变迁开始进入我称为的“后三农”时代。与“前三农”时代的国家发展的重点在农村，农民的重点在农业以及“三农”时代国家的重点开始离开农村和农业，农民的重点也开始“离土”不同，“归土”和“乡愁”开始出现，促使人人远离的乡村重回国家、社会和农民的视点。农业已不再完全是国家工业化、社会的食物供给和农民的收入来源，而正在成为文化消费资源。大量观光、休闲农业的出现正在改变农业的基本属性。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农村这个曾经“过剩”的资源变成了“稀缺”的资源。农村户口不再是负担，农民也不再愿意将其转为城市户口。城市化催生的大量的“农民大款”，也提高了“守土”农民的致富预期。国家、社会和农民的关系开始聚焦到“土地”上。围绕着“征地、占地”的博弈构成了新时代乡村发展的主要内容。国家-社会-农民利益从共同体解体以来，农村、农业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功能呈现进一步分化远离的趋势。
农村和城市的地理界限开始模糊，城市中有“乡村”，乡村中有“城市”，农民也不再是农村的居民，城里有农民，城里人也不全在城市，乡村也有城里人。农业不再完全是农民的产业，城里人也开始从事“农业”。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传统身份均发生了变化。加在农村、农业和农民头上的传统文化符号也在发生变化。 城市-农村，农民-非农民的边界完全模糊化。农民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群体，也不再是一个完全弱势的群体。“三农”作为一个标志性和同向性的问题开始消失，从而导致“三农”问题的解体。大量“后三农”话语不断出现，如“美丽乡村”、“乡愁”等等。
与此同时，新发展主义开始出现。新发展主义鼓励国家和市场资本投资农村和农业，倡导乡村城市化，鼓励知识和资本回流乡村。新发展主义者们继承其主张的“现代化”路径，改变了其过去将乡村作为发展资源的主张，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主张。这些共同促进了“后三农”时代的新乡村主义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