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起
如果说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由强转弱，那么今天则面临由弱趋“逆”的严峻挑战。对中国经济而言，短期内坚持“稳字当先”、强调防控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从中长期看，也不能对来自外部的经济增长动能有过高期待，而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内生、结构性因素，通过推动消费、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多方面的“新转型”促进经济“新增长”。
“稳字当先”：面对外部新风险、新冲击的明智选择
“稳中求进”是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这一基调并将其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的高度。字里行间有深意。笔者认为，“稳字当先”实际上成为2017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而应对外部压力、防控金融风险将是重中之重。
如果说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 今天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首先，从经济增长情况看：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足，复苏乏力，增速持续低于预期；各主要经济普遍减速，经济状况出现严重分化。其次，从国际经贸看：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两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再次，从金融领域看：货币政策分化加剧，资本流动和汇率风险显著增强，加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冲击。在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内外风险关联度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也难免受到影响 —— 2015年以来的金融市场情况即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变动的国际经济影响将日益突出。特朗普当选及其激进的政策取向、英国脱欧及其可能的连锁反应等意味着新的冲击在所难免，这将是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动荡等一波又一波冲击的延续，也是世界经济及其治理体系所面临的一轮空前变局的组成部分。
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在作出主观判断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全球化的程度进行客观度量 —— 特别是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两个方面。从国际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借款）总量及其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看，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实体经济和金融两方面国际化的失衡一目了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两方面的影响及其差异也清晰可见（图1）。早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际，笔者就强调全球化将经历由强转弱的根本变化，这一判断已经为其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国际经济各领域的情况所证实。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全球化从强势到弱势时代的转变是世界经济从高速到低速增长时代的转变。这两方面的转变相互叠加，给各国都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她不仅面临如何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问题，还面临如何避免重大外部冲击、保住以往发展成果的挑战。
[图1] 对全球化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两方面的量度和比较：1980-2014
来源：《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第61页图2.1
笔者在《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指出，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其负面影响和巨大冲击不可低估。这表现在部分国家国内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政策上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还表现在“逆向”资源流动，例如工业生产能力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回流。现在看，前者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理念的主要“标签”，而后者已经成为其政策实践的一个重要“抓手”。如果说全球化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冲击由强转弱，那么今天则面临由弱趋“逆”的风险。
2015年底美联储启动加息，美元也持续走强 —— 继量化宽松的推出和退出之后，“美国因素”再次成为国际金融动态和风险的主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是新兴市场金融风险集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显然，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加息周期和强势美元“负外部效应”的放大，而这将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两个机制持续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施加影响。相应地，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2017年仍将持续释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是非常明智的。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风险的“高发期”并非金融开放的“窗口期”。因此，无论汇率体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还是资本项目开放，必须强调审慎，必要时以退为进采取“收一收”、“紧一紧”的措施也未尝不可。
经济增长方面，必须强调“稳”重于“快”。短期来看，必须对“潜在增长率”有更清晰的认识，在防止经济增长“失速”的前提下继续适当“减速”，避免过度、过强刺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显然，这意味着政策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目标的高度重视，具体实施也有望更积极地推进。我认为，还要加上一条“去雾霾” —— 这与供给侧密切相关，但也是来自“需求侧”的当务之急。不论“三去一降一补”，还是“去雾霾”抑或“去污染”，都可能加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但对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正面意义却是不可估量的。政策实践上，将关系民生、民心的关键问题纳入核心经济政策议程是非常必要的，无疑也体现了“稳”字更深层次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