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是决定性变量，是自变量，领导是能改变制度的。领导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制度，可以改变机构，领导可以改变意识形态。我们国家自己也经历过极左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就是，后来进行了调整，把极左的意识形态改变了。 所以，现在美国学界、知识界特别在媒体上反映，他们特别担心特朗普上台以后对美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他们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工具。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成为世界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型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吸引全世界其他国家把你作为样本、跟着你走。这才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担心。 担心到什么程度？据说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当大选结果出来，居然有教授在自己的课上公开哭泣。谁赢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就哭泣。有一个搞统计学的说，他教统计的，他的统计分析结果都说应该希拉里赢，他说这堂课咱们不考试了，因为事实证明我是错的。 现在美国自由主义学派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了，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何者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为什么在中东地区都是伊斯兰教，仅仅分成什叶派和逊尼派，从咱们外行来讲，那点差别没多少，就那一点差别，打得你死我活，要以战争方式来解决。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次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分裂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冲突是非常严重的，不只是换了一个领导人或换了一个政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国内知识分子担心这么严重。 美国的盟友们在担心什么？ 这样我们就能体会：第一，特朗普执政带来的不是一个阶级分化的问题，带来的将是美国国内政治分化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带来的冲突要远远大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仅仅是钱，钱带来的冲突没有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上的矛盾大。 人们一旦有了某种信仰就很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德国时期情报负责人说意识形态主义者做间谍最合适，因为这样的人极其坚定，被抓住以后绝对不会把组织机密泄露出去。意识形态坚定的结果是带来冲突。意识形态不一样，矛盾会有多激烈？那叫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二，一般来讲，一个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的政策取向，朋友欢迎，敌人担心。但特朗普不是，特朗普当选了，敌人和朋友都担心。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 盟友的担心是什么呢？盟友担心特朗普不再承担国际责任。特朗普提出了美国第一，说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再承担国际责任，这样就不参加全球治理。从美国角度来讲，他们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差。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如果全球化说是美国人发动的，中国当初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是咱们说的；后来咱们从全球化得到好处了，咱们再也不说了，改成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积极推动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特朗普开始问：如果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但我们为什么推动半天却让别人成了最大受益国？这个问题就使得他有了一个理由，我们是应该参加全球治理还是不应该？现在美国人就是参与太多了全球治理，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所以国家衰败了。 我们国内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认识是比较混淆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全球权力再分配，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就是经济权利要重新再分配。但全球治理恰恰是反的，是指国际责任再分配，这就为什么全球治理大家不是抢着干而是推着干。 全球治理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特朗普来讲，我觉得他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他说我要的是国际新秩序，要维护美国霸主地位一极格局或者重新强大，重新使美国获得更大国际权利。我不是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是全球治理的事。这样它的盟友说你不再承担全球治理责任，你不再承担世界警察责任，你还保护不保护我们？ 哪有不讨厌警察的司机？但如果没警察，司机更够呛，就是车祸。特朗普说我不当世界警察，我只想要世界警察权利，罚款我继续干，但是交通规则我不再管了。这时候他的盟友就害怕了。 不再保护，不再承担作为盟主提供安全保障责任的时候，它的盟友就恐慌了。典型例子就是安倍，都不等他上任急急忙忙地说我得见你，跟你谈一谈。安倍最担心的是他放弃美日同盟，不再给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改善，欧洲传统盟友多恐惧、多害怕，害怕什么呢？他们认为跟美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现在特朗普认为俄罗斯只威胁欧洲不威胁美国。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美国就不可能像过去奥巴马那样坚决地支持欧洲国家反对俄罗斯，美国的欧洲盟友就变得非常恐慌。 这就是一个你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退出TPP也是这样，就是经济责任。你是不是要继续建立新的贸易规范，这种贸易规范由美国承担主要责任。建立这个国际规范是美国做出大规模让步的，最典型的就是对越南做出相当大让步，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对越南单方面零关税才能让越南加入。 领导国组织区域合作，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好听的就是提供领导，不好听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就是你花钱修红绿灯让大家公用。为什么大国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呢？它从公共产品上获得的好处比别人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