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我们在争论什么?(3)

陆铭 原创 | 2017-05-09 21:12 | 投票
标签: 城市化 

  上述基本事实告诉我们,当前有关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现象,都不能离开主要的制度和政策背景来讨论。恰恰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也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掉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当干预和扭曲。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误判当前一些现象的成因,从而得到南辕北辙的政策结论。

  三、对于城市最优规模的认识误区和政策调整

  在劳动力流动受阻和土地市场存在扭曲,同时政府大量转移支付倾向于内地的情况下,简单套用本文第一节中的城市最优规模决定理论,将对现实问题出现重大的误判。比如说,自2004年以来,似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工资上涨过程和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被认为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吸纳完毕的“刘易斯拐点”。[5]2009年之后,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与此同时,在人口流入地区,特别是在个别超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甚至有所加剧,出现了更加严厉的人口规模管控政策。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速度有所放缓,个别超大城市出现了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于是,这些现象被理解为中国的城市化动力已经下滑,甚至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和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是长期现象,成为支持在超大城市控制人口的依据。事实上,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如果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和劳动力短缺真的是长期现象,并不是城乡分割制度的结果,那么,城市化速度自然是放缓的,也就不需要去人为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了。

  根据前面说到的中国存在的制度和政策背景,尤其是2003年之后倾向于内地和农村的土地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及近些年来少数地区对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歧视的加剧和严格控制城市规模政策的实施,所谓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放缓,农民外出打工倾向趋弱,都是本文第二节总结的制度和政策的结果。换句话来说,如果改变这些制度和政策,人们的选择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如果在问农民外出打工倾向的时候先预设一个前提,就是他们能够在城市得到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并且他们在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时候也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那么农民外出打工的倾向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同样道理,在人口流入地,如果中央政府可以承担一部分地方政府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那么,地方政府也会更加愿意让外来人口获得本地户籍,或者,即使不能获得本地户籍,也能够更为平等地享受与本地原有城镇居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放缓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却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原因很简单,在通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会导致劳动力失业,这时经济增长是原因,而失业是结果。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速度放缓伴随着失业,那么也可以说经济增长放缓是原因,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曾导致农民工失业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当前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是伴随着劳动力的短缺。确切来讲,还不是总体劳动力的短缺,而是城市地区劳动力的短缺。特别是在实施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劳动力短缺和招工难的现象更加明显。因此,在供给方的劳动力流动管制恰恰是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如果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可以被去除,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再配置将可以给经济增长注入巨大的活力。对于超大城市而言,如果不是严格的控制人口规模,招工可以变得更加容易,企业的开工率可以上升,劳动成本快速上涨可以被遏止,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更快。

  由于对中国实际政策背景的忽略,在经验研究当中,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经常被作为部分中国城市已经太大的依据,这种理解需要谨慎对待。在理论上,城市人口扩张所带来的边际正效应和负效应相等时,达到城市的最优规模。这吸引了一些经济学家对其进行测算,其基本的做法是将城市的人口(或就业)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包括劳动生产率或人均GDP,结果是两者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其顶点对应的人口(就业)规模被认为是最优的。

  即使在实证研究中真的发现在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组别中劳动生产率与人口规模是负相关的,也难以得出是因为人口规模带来的规模不经济压倒了规模经济,而必须要放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之下去解读。原因在图1中已经说明,在图1中,中国事实上的情况最多是在虚线上处于N的位置,而远远不是在实线上城市人口规模已经超过O点。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特(超)大城市目前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按照1990年代末所规划的今天的城市规模来建设的,而无一例外的,这些城市若干年前所规划的人口规模远远小于今天事实上已经达到的人口规模。由此而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及相应的规模不经济,不能归罪于人口的增长,而只是因为特(超)大城市当年的规划没有科学地预测到今天的人口规模(陆铭,2016)。尽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也有所调整,但是这个调整速度远远慢于实际的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求。
 [1] [2] [3] [4] 
正在读取...
个人简介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