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新论(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陆寿筠 原创 | 2005-10-17 05:26 | 收藏 | 投票

政治经济学新论(一):

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陆  寿  筠

 


 


        目 录

政治经济学新论前言
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二、商品价值的三大源泉
三、天然潜在价值
四、人类集体智慧
后语
参考书目

 


 


政治经济学新论前言

    随着上世纪末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无懈可击、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无路可走、人类历史将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告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生产者合作社或工人参加管理的企业制度、公私混合所有制等的热烈讨论和生动实践,就代表着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如见之于Schumacher 1973, PP. 290-312; Bardhan and Roemer 1993; Geisler and Daneker 2000; Dow 2003; Blair and Roe 1999; 段忠桥2001, PP. 328-350),都存在着一股尝试探索各种既非资本主义、又非集中计划的、新的经济秩序模式的潮流。
     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这种理论当然有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但也不能完全照搬现有的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本质区别,应该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与资本私有制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秩序的区别。而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曾经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尝试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基础上的全新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努力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时代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深化,现在有必要对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和认识。本系列论文的意图就是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揭开一切社会产品使用价值的全部源泉、进而为一种更合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商品的价值可以分别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满足消费者某种特定需要的能力、效用,是商品的某种内在质素(如水的内在质素所具有的解渴效用)。这种质素,因为它是内在的,所以不会随着市场稀缺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而如果没有市场上的人为比较,其价值也很难量化。当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Jevons说“价值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效用”( "value depends entirely upon utility", Dobb 1973, P 106)的时候,他所说的“价值”指的就是“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是指商品在市场上被用来交换其它商品(无论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或是通过货币的间接交换)时所表现出来的比价,是价值的量化。任何价值的量化只有通过外在的交换、比较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交换价值,除了决定于其内在的“有用”质素以外,还受到外在随时变动着的市场供求情况的影响而上下波动。当经济学家们说,价值同时取决于效用高低和稀缺程度这两个方面时,他们说的应该是指“交换价值”。
    但是,交换价值无论怎样波动,都首先离不开其“有用”质素的高低,即使用价值,这个中心线。因此,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前者的存在与否、价值高低从根本上决定着交换价值的存在与否、价值高低;而交换价值只是使用价值在变动着的市场情况下的随机变异罢了。总之,在它们两者之间,交换价值是末,使用价值才是本。所以,说到商品价值的源泉,应该是指其使用价值的源泉,即社会上一切产品,它们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效用、那种内在质素是从哪儿来的。
    据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英文第六版中“(经济学中的)价值”("value, in economics")条目所说,商品的“价值”是以其它商品或货币来衡量的(“worth of a commodity in terms of other commodities, or in terms of money (see *price*)”)。显然,在经济学中,“价值”(value)一词一般是指交换价值。因此,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关于商品价值的讨论大多围绕着表现为价格的交换价值,而较少论及商品使用价值(utility)及其源泉问题(如见之于:Dobb 1973, Burgstaller 1994, Freeman, Kliman, and Wells 2004 )。

二、商品价值的三大源泉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如果谈到社会产品的价值源泉,一般都最终归结为人类的劳动。而关于“劳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内涵,在经济学史上是不断演变的。关于这,有人作了这样精彩的概括:“把劳动看作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观点,最早是在英国由洛克和理嘉图先后提出和阐述的,为的是声援新生的资本家业主们反对地主们的斗争;后来这一观点被英国工人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者们接过去,导致资产阶级的支持者们又匆忙地将它抛弃。”( Bowles and Gintis 1986, P.162. ). 可见,最初“劳动”这个概念并不排除资本家的经营活动,而后来资本家的经营活动因被看做是剥削活动,所以不再被认为属于劳动的范畴了。马克思不仅把资本家的经营活动排除于“劳动”之外*,而且也没有把体现在较高生产率中的、科技工作者的过去劳动纳入“劳动”的范畴,因而导致“劳动的生产率越高。。。其价值就越低”这样矛盾的结论。华人学者赵治源指出了马克思的这个矛盾,把科技工作者过去的脑力劳动也纳入了创造价值的 “劳动” 范畴( Chao 1991, PP. 26-27. )。邓小平说“科技也是生产力”,应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05年10月20日追补:本文发表后读到本网站余文烈《劳动价值论与社会必要剥削》一文关于“承认私营企业主、经营管理者的劳动参与价值创造”写道:“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已经有大量的论述,只是我们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承认“。现特此补正。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对“劳动”一词的内涵阐述不一,但他们一般都有两个缺失:一、他们的“劳动”概念没有囊括实际存在、并参与创造价值的一切劳动形式;二、他们一般都没有认识到(除个别例外,见下文),除了人的个体劳动,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还有其它来源。有鉴于此,本文要提出如下一套较为完整的新观点:
    一切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共有三大来源:
    一、 潜藏在生产初始原料中的天然潜在价值,这是一切产品价值的初始源泉。
    以前也有人提出过自然资源中存在着天然初始价值,但没有为主流经济学所采纳、重视。如:十九至二十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就曾说过,人无法创造物品,而只能通过重新安排(原有物品的)物质结构来使之产生“新的效用”。“新的效用”的说法实际上给人们指出原初天然价值的存在留下了空间,只是被一般经济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一贯忽略掉了(Daly 1996, PP. 62-63)。后来,二十世纪初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的学生、罗马尼亚裔学者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就明确指出了天然存在价值的“首要性”("primacy")(Daly 1996, P. 196)。
    二、隐藏在生产工具、设备、技术、和经过复杂加工的生产原料中的、人类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也是一切产品、尤其是现代化产品价值的第二大重要源泉。
    三、人类的个体劳动,其中包括:
    1. 生产第一线劳动者的现场劳动;
    2. 转化为“来源合理资本”的过去劳动,如过去劳动所得工资,经省吃俭用有余, 用作生产资本(关于“来源合理资本”的全部含义,需另文详述);
    3. 科技工作者(在接受了人类世代积累的前人集体智慧基础上)在最新科技发明中的创造性劳心劳力活动;
    4. 企业家(无论是否同时提供资本)在企业管理中的劳心劳力活动;
    5. 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在社会性生产所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宏观管理中所付出的劳心劳力活动;
    6. 企业初创或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企业家和一切有关人员为物色、挑选特定的天然资源或经过初加工的原料、特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特定的各种人力资源、提供或寻求资本来源、将他/它们搭配组织起来、以开发出能满足特定市场需求、但包含着一定市场风险的特定产品,尤其是新产品的开创性、风险性劳心劳力活动;
    7. 上述一切人员接受教育培训的先行性劳心劳力付出,以及他们及其家人为维持和提高劳动能力、扶老育幼所付出的后勤性家务劳动;

        8, 所有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脑力劳动;

    等等。
   上面所述是一种广义的“劳动”概念。显然,上述所有形式的劳动都是一切产品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源泉,因此这种广义的劳动概念比传统的狭义的劳动概念要合理。
    关于作为价值源泉的个体劳动及其与货币资本的关系,因篇幅有限,本文暂不详述。下面将分别细述前面两个价值源泉。

三、天然潜在价值

     首先,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为人类所利用的物类中所潜藏着的价值,乃是一切社会财富及其使用价值首要的、基本的、初始的源泉。
    试想,在古代,人类的祖先在懂得畜牧农耕、懂得使用工具以前,靠着空空的双手采集野果野谷、猎取野禽野兽为生。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非人的动物界。但那些果谷禽兽对于他们却具有生死悠关的无比价值。那么这些价值的源泉又是什么?他们的采集狩猎活动与其它动物的类似活动没有根本的区别,也就是说,尚不属于人类懂得畜牧农耕以后的生产性“劳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一文( Marx and Engels 1968, PP. 358-368. )中,把创造性劳动看做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如果把采集狩猎这样的活动与人类的生产劳动混为一谈,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又在哪里?显然,那些果谷禽兽本身就潜藏着可以维持其它动物包括人类生命的价值。而采集狩猎这类活动则是使这种潜在价值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但很难说被采集捕猎的果谷禽兽增加了多少价值。好比煮熟的饭菜也必须用手送到嘴里、再用些少力气(劳动?!)咽到肚里才能实现其营养价值,而吃饭一般不被算在创造价值的劳动之列,这个道理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吧?
    后来,人类学会了驯养禽畜和耕种庄稼,那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在环境的逼迫之下有所进化,开始懂得事物之间的某些联系,如因果关系等,开始懂得使用工具,进行最原始的生产劳动,也就是开始脱离动物界。在人们的驯养和培植下,一些果谷禽兽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改善,其本身的品质、及其对人类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只是在这个时候,人类的生产劳动不但利用了潜藏在这些物类中的天然价值,而且开始在这些初始价值的基础上添加新的价值。天工和人工揉合在一起,如天衣无缝。所以,后来的人几乎忘记了,劳动只是增添了价值,而不是价值的初始源泉,忘记了这些物类本身原有的先天初始价值。
    供人们食用的动植物是如此,同样道理,供人们作其它用途的各种物类无一不是如此。如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江湖海洋(提供饮用水源、水产、水力、运输、休闲旅游)、其它一切野生动植物,甚至空气、风力、阳光、自然景观,乃至整个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生态圈,无论它们是否可以直接为消费者所使用,还是必须经过加工、甚至多次加工;无论是作为直接构成消费品的资源或原料,还是作为构成生产场所、设备、动力、或其它辅助材料(肥料、农药等)的资源或原料,它们无一不是人类一切财富、一切物质价值的初始源泉。而它们对于人类的真正价值又岂能以任何数字可标示、岂能用任何经济理论、数学方程可以计算出来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它无法计算而不承认其存在,正如谁都不会因为无法准确测出自己脑袋的重量而否认其存在一样。(如果真要计算,那也只能倒过来算:即从直接用作消费品的最后产品的使用价值,扣除全部生产过程中所有的人工添加价值。)
    总之,一切物类,连同其对于人类的潜在价值,用西方的宗教话语来说,都来自上帝的创造。用中国传统的世俗话语来说,一切来自天地造化。(其实,说到底,人类本身不也是天工的造物吗?)所以,这类价值在原则上应属天下人类世世代代所共有,而不应为某些个人、集团、或某一局部地域(包括国家)的居住者所专有。这是东西古今不少思想家的共识(恕笔者无法在此处详细引述)。
    关于一切产品是天工与人工的结合,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本没有什么深奥难懂之处。对于这一事实的揭示,也是与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的。只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基于人天(“天”即自然界)对立观念的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放大了的个体自我中心主义)成了西方社会哲学思想的主流,并且逐步泛滥于全世界,才把上述这个最朴素的真理颠倒了过来,抹煞了天地造化的恩赐,以天地主宰的架势看待一切。正是这一颠倒,这一抹煞,才导致了传统经济理论把商品价值的来源仅仅归之于人的劳动或支配着劳动的资本,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局部范围的、狭义的公有制),为这些制度下生产资料占有者独占企业管理权和生产成果支配权作辩护。在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中被列为权威的经济学家诺齐克就是一例。( 张桂林 1999,页331。) 但是,一旦关于生产资料中隐藏着天然初始价值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为资本私有制所做的哲学辩护便不攻自破了。

四、人类集体智慧

    任何生产劳动都离不开生产资料和技术。而生产资料中除了隐藏着天然初始价值以外,还包含着人类的集体智慧;生产技术除了发明者个体的创造性体脑劳动之外,也还包含着前人集体智慧的积累,因为任何发明创造都不是仅凭个人的体脑劳动,而是必须继承了前人世代积累的集体智慧才可能实现的。
    人类的祖先从单纯依靠采集猎取野生动植物为生过渡到畜牧农耕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最原始的智慧。智慧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除了形而下的智慧,或一般所说的知识,包括生产知识、自然科技知识、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 还有形而上的抽象的哲理智慧。知识与(脑力)劳动的关系跟生产资料与劳动的关系既相像又不相同。
    相像的是:原有的知识,是人们通过应用实践和脑力加工以取得新知识的基础原料,就像天然资源是通过体脑劳动创造新产品的材料基础一样。所以,以往集体智慧的积累与科技工作者的独创性劳动既不可分离又不应混淆,如同集合于产品中的天然资源价值与物化劳动价值既不可分离又不可混淆一样。
    不同的是:智慧一旦产生,就不会像物质产品或者人的体力和脑力那样消耗掉,而是人人可用,百用不衰,而且如叠砖成墙、成屋,日积月累,不断扩大、丰富、加深,从最初分散各地的地域共同体各自内部集体智慧的积累,到后来全球性的文化交流,通过互相重叠、渗透,融合成为分不出彼此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没有世界各民族一代一代的人们接力合作的添砖加瓦,哪会有今日的高科技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化的辉煌殿堂?若没有当日指南针的发明,哪会有后来的远洋贸易?哪会有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若没有阿拉伯数字的发明,哪会有全部科学技术的积累?哪会有今日琳琅满目的数位产品?而指南针和数字的发明又是建筑在前人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任何生产过程都或多或少包含着这样的集体智慧,即使最原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也离不开最低限度的集体智慧,更不必说今天的高科技产业和产品了。这种集体智慧体现在体脑劳动者的劳动中,也蕴含在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如机器设备、电脑软件、生产流程设计等)之中。
    这种人类集体日积月累的智慧价值,与一切物类的天然初始价值一样,也不是能以任何数字可标示、能用任何经济理论、数学方程可以计算出来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因其无法计算而无视其存在,正如不能无视自己脑袋的存在一样。而且,这种集体智慧也理所当然地应属全人类共同所有,其在生产过程中所转化和参与创造的额外价值不应由个体的或集团的、货币资本或人力资本的提供者独享。只是近现代西方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社会分解成一个个只有外在的机械联系、被割断了他们之间内在的、有机的社会历史联系的、无数的单个个人,才得以在现行的社会经济理论中,不露痕迹地抹煞了人类集体智慧的伟大作用,掩盖了来自这一源泉的价值被一些个人或集团完全私自占有的不合理性。

后 语

    总之,一切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自上述三大源泉。但在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下,来自前两大源泉的价值、甚至是个体劳动者的劳动转化而成的价值、以及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与前两大价值源泉相结合而产生的那部分额外价值都被资本提供者单方面支配了。关于资本如何在私有制下吞没了原属全人类所有的天然价值与集体智慧价值、从本来可能是来源合理的资本再生出不合理的新资本、并如滚雪球般无限扩张成为大资本,又从经济势力变成政治势力、文化势力,从一地、一国、到全球,成为一股驰骋天下、主宰一切的力量,从原本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上积极的力量蜕变成为到处加剧贫富分化、制造人祸天灾,以至渐渐功难抵过的祸根(过不在资本本身,而在于逐渐失去其历史进步性的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度),以及关于从价值三源泉论可以推论出什么样更合理的所有制,将在本系列的后续篇章里一一详述。敬请读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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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段忠桥,2001,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 中国嗣翊笱С霭嫔纭?BR>张桂林, 1999,《西方政治哲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Bardhan, Pranab K. and John E. Roemer, eds.,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Blair, Margaret M. and Mark J. Roe, eds., 1999, Employe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nodern social thought, Basic Bookx, New York.
Burgstaller, Andre, 1994, Property and prices: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val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o, Tzu-yuan, 1991, New labor theory of value, Verlag an der Lottbek.
Daly, Herman E., 1996, Beyond growth, Bosten, Mass., Beacon Press.
Dobb, Maurice,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Ideology and economo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w, Gregory K. , 2003, Governing the firm: Workers contro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eeman, Alan, Andrew Kliman, and Julian Wells, eds., 2004, The new value controvers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eltenham ; Northampton, MA : Edward Elgar.
Geisler, Charles and Gail Daneker, eds., 2000, Property and values: Alternatives to public and private ownership,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C..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r York.
Schumacher, E.F. ,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Harper perennial.

 


 


个人简介
196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文专业。 1963-1986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 1986至今定居于美国旧金山.打工之余研修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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