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论法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一文中，阐述了“自由”的价值。依照这一思路，可以进一步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此，作一简单阐述。
现在，人人都会说、至少会跟着说——不管是从西方国家“搬”回来的还是从官方文件上“下载”的——市场经济更有利于提高效率。对这一问题，在明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前，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以至越往前，就有越多的人说“计划经济体制好、就是好、真的好”。直至官方文件明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反思计划经济缺陷、从各方面说“市场经济好”的文章和言论才慢慢多起来了，现在大概已占了主流吧。从此我们亦可看出中国理论界的悲哀：理论本应是政策和实践的先导，本应先通过理论上的争鸣为政策的推行和实践起“探路”作用，可在我国，却正好倒转过来了。
但在本人看来，这种说法多少有点像“这个人比你高，所以更善良”一样不着边际。至少可以说，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只涉及到表层，并没有从根本上抓住问题的“牛鼻子”。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自问自答：为什么市场经济最有利于提高效率？因为它可以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为什么市场经济何以，别的方式比如计划经济就不行么？
比较而言，如下解释的说服力要大得多：“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没有发生过真正的计划经济，有的是秦晖所说的那种‘命令经济’。为了节约监督成本，计划当局总是依靠命令来强制计划体系中的各层当事人按计划的规则去办，且尽可能简化这种规则。命令的背后是暴力的‘潜力’。这种命令不仅牺牲了经济效率，也牺牲了人们对政治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无独有偶也不约而同地，阿瑟·奥肯在他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数次谈到：“在经济彻底集体化的极端情况下，政治权利会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政府直接指挥社会全部的生产资源，它就会禁止不同意见，强行一致，扼杀民主。” “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里，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饿死。传统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已被一种新的原则所代替：不服从者不得食。”[8]张五常也说：“扬言为社会谋幸福的人的主要矛盾，往往是以己意强加于人。”[9]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尤其说得生动形象：“在8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像一个大水泥块，把我们都封在下面，我们再大的能力也发挥不出来。”[10]
如此，不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经济自由被严重剥夺、从而也就是没有处理好“自由与管制”的关系，阻碍了效率的提高吗？如此，就像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样，谈何有我们希冀的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