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自何而来?

郑建仁 原创 | 2005-12-13 20:34 | 收藏 | 投票


    一、何谓效率?

在经济学里面,效率(efficiency)通常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这里的产出或收益,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类、能够为人们带来满足即效用的商品和劳务;而投入或成本指的是包括劳动力、机器、厂房等实物资本和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经济资源。当一定的投入有较多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只需较少的投入时,意味着效率的增长;当一定的投入有较少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需要较多的投入时,意味着效率的下降;当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了最大的产出或为获得一定的产出而实现了投入量的最小化时,则意味着效率的最大化。

由于产出指的是“能够为人们带来满足即效用的商品和劳务”,而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经济学中假定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只要看一下拥有几百亿美元的比尔·盖茨,不但不嫌钱多,而且还想要,就可知道这一假设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这样,当我们考察效率的高低时,要从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并且通常有多种用途,这样一个经济体就必须考虑:稀缺的资源按什么顺序和比例去满足人类多种多样的需要?这时我们要研究的是整个经济体的经济资源是否在不同生产目的之间得到了合理配置,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要,这种效率便称之为资源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一般来说,经济学更注重这种意义上的效率,因为如果资源配置错误,那么,越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大跃进,就越是没有效率,甚至是负效率。拿科学家的干劲去种田,砸了铁锅去炼钢,这种干劲非但不能导致增长,还可能造成灾难。如何能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经济学中称之为“资源的最优配置”。

 

(二)资源使用效率

 

当既定的各种资源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或行业以后,即资源的配置问题解决了以后,随之而来便是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时的效率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定的投入有较多产出或一定的产出只需要较少的投入,意味着效率的增长;一定的投入有较少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需要较多的投入,意味着效率的下降”,这种效率称之为资源的“使用效率”或“生产效率”。当我们将效率概念应用于某个企业时,主要研究的是在资源和技术为既定条件下,该企业是否利用一定的经济资源生产出了最大量的产出,或者反过来说,是否在生产一定量产出时实现了成本最小。

 

二、效率自何而来?

 

(一)人生而逐利,却无往不在管制中

 

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不朽名著《国富论》)中,把具有多种品质的人和作为经济上的人区分开来,在人类多种动机中抽象出“利己性”作为经济人的本性,并指出,“每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后来经济学家们发现,这是人们对市场经济描绘中最美妙、最经典、最清楚的一段文字。甚至有人认为,以后的诸多学说,不过是从各方面对斯密这一段文字的证明和完善,以致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把这一发现与牛顿的伟大发现相提并论,说:“经济学者几乎用了两个世纪来证明亚当·斯密的论断的核心真理……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的市场经济会显示出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经济人这一假设,在国内是颇让有些人反感的,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自利或自私”的吧,本人也看到了不少驳斥经济人假设的文章。对此,笔者只能引用张五常先生的话来自我解嘲:对于经济人假设或将这一假设当成人的本性,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经济学必须以这一假设为前提。倘若谁不相信,谁不以它为前提,我根本不屑与他争[2]。还好,本人是相信的,理由是抛开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不说,任何人都要食人间烟火,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生物的本能(所谓“人之初,本是兽”也)。诚如茅于轼老先生所言:“谁要耻于言利就活不下去。”有意思的是,大哲学家罗素也说过如斯密那样类似的话:“无疑会有些人鄙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因为它以卑鄙的、追求欢乐的欲望为出发点。然而可以肯定,这种理论的倡导者,比起严肃而品德高尚的、为达到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不择手段的改革家来,结果将更能增进他的同胞的福祉。”[3]

 

有关人类对物质利益的出自本能、近乎疯狂、永不知足的追求,笔者手中还有几则有关这方面的古今中外论述,一并摘抄如下: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写道:“这东西(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则引用别人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我国明朝朱育载曾有题为《十不足》的诗曰:“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无势被人欺。一诠诠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旦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下还嫌低。”

 

人类如此地贪婪不已(所谓“欲壑难填”是也),如此不顾一切地、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去追逐利益,当然有时也酿成了种种后果,如偷窃、抢劫、杀人、战争等,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秩序并没有因此而混乱不堪,人类还在发展着。原因何在?法国思想家卢梭曾以悲天悯人的口气感叹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笔者仿造一句:人生而逐利,却无往不在管制中。正是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管制”,使得人不能为所欲为,使得社会不致于大乱!

 

(二)自由与管制的权衡: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着效率的高低

 

《荀子·礼记》中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卡,是礼之所起也。”如果我们将这里的“礼”不仅仅理解为“道德”、“礼仪”,而是理解为“约束人的逐利行为的包括法律、道德等在内的一系列规则”,也就是现在很热门的、常常被经济学家们挂在嘴边的“制度”,那么这段话既是对“人生而逐利,又无往不在管制中”的最好诠释,同时也为追寻效率的最终来源提供了思路。

 

效率自何而来?有人说资本重要,有人说劳动力重要,其实仔细一想,都没有抓住根本。资本重要,但物是死的,资本多了,难道效率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劳动力重要,我国劳动力数量世界第一!说质量吗?袁隆平被束缚了手脚,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现在又有人说制度最重要,当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仍然没有从最终意义上解决问题:自人类有史以来,无论哪个社会,都有该社会的制度约束,也就是说制度从来就存在着!制度为什么存在?用来解决什么问题?什么制度是好的,什么制度又是坏的?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事实上,再好的制度,必须、也只有作用于人这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才能起作用,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那么,在好的制度底下,为什么人就能创造出更高的效率?唯一的原因,就是好的制度能更好地解决人的自由与管制这个难题。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一书的一段话:“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纯经济因素了。我并不低估经济因素,但发展的关键不在此……中国在大约1300-1400年间走入了死胡同,落入了专制制度的桎梏,禁止了创办企业的自由和产权。而当时在欧洲,政治领导人却没有权力限制科学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创造热情。竞争性的、限制不严的政治制度使他们拥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市场的空间扩大了。”[4]这不是“自由与管制的权衡”在决定着效率高低的最好事例吗?

 

前面对公平的发展性特征进行探讨时,已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所获得的平等和自由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随着社会越发展、越进步,处于底层的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自由权力也就越大——问题是,谁是因,谁是果?如果我们认为只有社会发展了、物质财富丰富了,底层社会成员的自由才能更多、生活水平才能更高。而不是相反,底层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自由越多、越得到解放,就越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在本人看来,实在是倒因为果了。这是一个重新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问题。

 

通观人类历史,总体上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效率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主要取决并表现在: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越来越受限制而不能滥用国家政权,而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权力越来越多、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所受到的各种管制越来越少。但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要求给予微观主体以更多的自由,但居于上层的阶级为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肯放权,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维护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时,于是动乱就产生了!在转轨时期,中下层阶级经常会付出更大的牺牲、遭受更多的苦难,但一旦转型完成后,民主权力、人身自由就会显著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此,笔者想再一次引用戴文礼教授的结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自阶级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效率便要求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不断向越来越平等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自进入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以来,也即自奴隶社会以来,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到将来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正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在要求着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一天天向越来越平等的方向发展。生产力越发展,社会越发展,效率便越加需要更高层次的平等。”“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历史,就是人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文明是解放,是自由,是人性。而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性的奔放,必然创造巨大的财富,无穷的力量。只有以人为本的强大,才符合进化原则,才符合自然法则,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动力。”[5]

 

    综上,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从而使得社会具有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但经济人的逐利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同时这种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则受制于他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或管制)。无论谁,倘若付予他绝对的自由、给予他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所谓“不受制约的人是一条野兽”,其实野兽造成的灾难毕竟有限,而人、尤其是有着特权的人,一旦发起疯来,借用国家机器所造成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但是,倘若某种外在的约束将人束缚死了,那么人的活力、创造力将被窒息,甚至连生家性命都没有了。因此,无论自由也好,管制也好,都是一把双刃剑,发挥得好,社会就能良性运行,健康进步;发挥得不好,“天灾人祸”以致可以毁灭人类!所以,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人自由的成份和社会管制的成份在不同比率、不同领域上的结合,借以维持社会的相对平衡。在本人看来,也正是这种“自由与管制”的权衡或如何搭配,才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着效率的高低!通观人类历史,大致可以说:社会进步的快慢、效率的高低,总的来看,与掌握政治权力、从而主要居于管制他人地位的那部分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大小成反比,而与居于下层的、主要处于受管制地位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自由权力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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