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固的政治认同是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刚才大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并都充分肯定了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意义，要有更深入的讨论和更为现实的评价。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目前社会上存在着大量不和谐的因素，而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社会冲突严重，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

    但这一理论的提出对解决我们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社会政策的基石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呢？我想，包括今天各位在内的理论界和执政者们也许并没有明确而肯定的答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对现在意识形态式的政治话语有了一种强大的消解能力，能把中央一再强调的许多政治举措变成“有趣的戏说”。

    这反映了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我看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利益主体的分化和结构性冲突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构了国家和中央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信用；其二，理论思想界的研究和表达与社会的真实心态已有了相当大的距离。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政治认同出现了问题。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它同样应是建设“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正确地解读“和谐社会”的理论或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就应首先对我国目前的政治认同状况有可靠、有效、全面的认识。

    那么，我们社会的政治认同的现状究竟是什么？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认为，目前的理论界对此缺乏最基本的认识。我们最近正在对农民和基层党政领导主要是县乡干部进行一项有关政治认同的调查。我们的调查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的。其一，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比如对国家性质、国家基本制度、政党制度、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等方面的理解和判断。其二，对政策和法律的认同，比如对政策和法律的权威性的认识问题。其三，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的认同，比如什么是执政党的先进性，什么是社会公平和公正等等。其四，对政治人物的认同，比如如何评价国家领导人及各省市和县乡领导干部等等。

    （国务院研究室陈永杰副司长：这些问题提得很好，这种调查能够进行就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这项调查已在几个省展开了，获得了一些基本的数据。从现有的调查情况来看，我们社会的政治认同存在许多问题，对同样的政治话语，拥有不同的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和基层干部对“亲民政策和富民政策”就存在相当不一致的认知。最近我们跑了七八个省，发现今年农民普遍增收了。农民把增收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央的富民政策好，其二是天好。而一些基层干部主要是乡镇干部则并不完全认同这一“亲民政策”。他们认为，你中央搞亲民和富民政策，却搞得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仅吃饭都困难，就连做官的威严都没有了。他们中许多人把目前社会出现的问题如群体性上访增多等问题都归咎于“亲民政策”，甚至有人说“全是亲民政策惹的祸”。

    再比如对目前的“保先教育”，我们在北京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可到了下面就变成了政治戏说，有些基层党员干部就开玩笑说成是“保鲜出口”。这种现象是应该注意的，值得反思的。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学者不应该对这个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不应该简单地当笑话听，当喜剧看。政治上的玩世不恭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学研究课题，因为它是政治认同缺失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和谐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社会，是一个潜在地不稳定的社会。

    当然，社会基本的政治认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应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应。但这并不是说，有些问题不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转型虽然也存在许多问题，但社会底层却对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基本的认同。前不久我同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王晓毅研究员到台湾的农村进行了这样一项调查。我们从台北到台南问了几十个农民相同的问题：如果乡镇官员拆了你家的房子，占了你家的土地，你如何办？被访问者开始均表示茫然，经过我们解释，他们的回答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财产是我家的，他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们接着问，假若这样的事就是发生了，如何办呢？他们回答说，我到法院去告这些违法的官员，叫他赔偿。我们又问，假若法官腐败了，他不依法判案，你如何办？他们的回答是，那我们到议员那里去告法官，新闻媒体也会报道的，这样法官就会怕的。我们又问，假若议员也腐败了，不主持公道了如何办？他们的回答是，那以后我就不投他的票。

    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社会底层对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就要有明确的财产关系，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还要有能监督司法的法定政治代议机构和新闻媒体，更要有真正来源于民众程序性授权的权力。在我看来，台湾社会底层有这些最为基本的政治认同，才是台湾政党之间、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而没有造成台湾社会动荡的真正原因。

    我讲这些，主要想说明一点：全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具有最为基本的政治认同，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建设和谐社会最为基础的条件。为此，我们的理论界就要有勇气研究社会面临的真问题，这才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