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秋风
冯兴元、夏业良、朱恒鹏等学者组成的一个课题组最近完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运用一套指标来测量中国各省的资本自由指数。全球目前有几个经济自由指数，资本自
由指数还是头一个。这个研究证实了人们的经验观察：经济最自由的地方资本当然最自由，而资本自由水平也与当地的经济繁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1999年到2004年，资本自由度最高的两个地方一直是浙江和广东，而这两个地方显然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也是市场机制发育相对最为健全的地区。
这几位研究者所使用的“资本”概念十分宽泛，包括资本持有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财产权保护、资本获得的自由及资本进入各个行业、包括金融行业的自由。仅以获得资本和进入金融行业的自由而论，应当说，从法律层面看，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因为，该领域的进入管制权在中央政府手里。
不过，不同地方政府对执行这类法律、政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比如，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对于民间自发的融资活动及民间金融组织执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以浙江地方政府对合会的态度最为典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繁荣的民间金融活动，就不可能有温州的经济繁荣。而如果严格按照全国性金融管制法律，这些金融活动中的很大部分是不合法的，它们之所以非常活跃，仅仅因为地方政府明智的执法尺度。
据此说中国的民间金融享有较大自由，则是对自由含义的曲解。自由不仅意味着强制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也意味着在发生纠纷且当事人愿意的情况下，可以诉诸司法机构进行裁判。后一点显然不是民间金融所能享有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仅仅是放任不管，是“善意的疏忽”。但那些活动按照法律规定其实是不合法的，只要政府愿意，就可以对其予以整顿、打击。
那么，民间金融有没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即获得一个法律予以保障的成长空间？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成功上市，让人们对此不能不表示悲观——这听起来有点儿奇怪，但仔细分析，却极有可能。
近些年来，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金融领域各项改革措施的市场化价值取向越来越模糊。金融体制改革变成了单纯的银行业改革——最为重要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则被置于脑后；银行改革则变成了单纯的国有商业银行或股份制银行整体上市。当然，在整体上市之前先得由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把银行打扮一番。
有人推测，上市之后，来自股票市场上的压力，或者来自境外董事们的压力，可以倒逼这些企业改进其治理结构，提高效率。不过，其效果究竟有多大，人们普遍缺乏信心。看看中石油、中石化的例子吧，上市之后，其公司治理结构有多大改善？公司把多大精力拿来提高效率？
假如只是这样，还则罢了，大不了还跟以前一样，过上若干年，再由政府拯救一把。更糟糕的是，这些企业上市之后，反而会绑架监管者。国外投资者之所以疯狂购买这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主要是看中了政府授予它们并予以严格保护的垄断地位。只要政府透露出哪怕一丁点儿削弱这种垄断的倾向，其股价就会立刻大跌。为避免此种情形之发生，监管者很可能采取保守态度。为了维护中国金融板块的国际形象，为了维持国内股市的稳定，监管者可能放弃银行业市场化的目标，而全力维护这些股份制银行的垄断地位，甚至鼓励这些垄断巨头继续扩大规模，蚕食一切可能的金融竞争力量。从政治的角度看，到政府门前游说的，除了国有垄断者之外，还会加上本来已居于寡头地位的国际金融资本，两者的高度整合，将使其他竞争性力量的代表根本无由置喙。
这样的预言或许过于悲观。但中石油、中石化上市之后，石油行业确实出现了市场化进程倒退、寡头垄断强化的事实，民营企业在石油开采、炼油、成品油零售等环节被政府的产业政策步步紧逼。由此得出下面的推论，也许并不为过：在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上市之后，民间金融不仅不大可能再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其现在所享有的那种事实上的自由空间，恐怕也会缩小。
国有银行成功上市跟银行业体制改革根本就是两回事。银行上市，仅仅是微观层面上的事情，向民间资本全面开放银行业，对民间自发的金融提供法律保护，才是体制层面的事情。没有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市场。专心推动国有银行上市，而忘记银行业开放这一根本问题，恐怕也无助于健全的银行体系与金融体系之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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