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果:中国大陆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

王思彤 转载 | 2006-02-07 18:28 | 收藏 | 投票

中国大陆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

汪 应 果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会向我问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

  我觉得问题应该改一下,即;中国大陆为什么得不到?因为这几年,如果单单说“中国人”的话,就有失偏颇了。比方说,中国台湾的李远哲,就得到过。此外还有一些人也得到过,由于他们的身份太敏感,我就不提他们的姓名了。这些人显然也都包括在“中国人”之列。

由于得不到,就难免出现了一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言论,诸如,“诺贝尔奖是有政治倾向的,是专门发给反共人士的”等等。但这样说法也有失偏颇,如李远哲,人家是自然科学家,谈不上“反共”的倾向,中国的院士那么多,好歹也弄两个诺贝尔奖给大家看看吧!

我想问题还是应该在自己身上多找找为好。

依我本人的观察,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必须要改;第二是我们的文化、社会大环境必须要改,要有意识地培育一个鼓励天才成长的环境。

先谈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应试教育,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们的学生每天全力以赴地就是做试题,我们参加的各种竞赛活动也是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有一次我看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面介绍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每天提着沉重的试题袋到教室,看着她那不堪重负的背影,听着她那沉重的叹息,我的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节目主持人带着无可奈何的语气说话,意思是,虽然我们都充分意识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我国的国情——就业形势的严峻,决定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多少办法能够改变目前这种现状。

真是这么回事吗?我不禁要问,我们没有说假话吗?节目主持人为什么不敢去谈教育体制的问题?

所谓的应试教育,就是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升学考试的指挥棒在转。可是这根指挥棒是捏在谁的手中呢?教育部。如果这根指挥棒不是如此之集权,而是分散在每所学校自己的手里,学校根据自己的培养需要来自行出考题,有些名校为了自身事业的发展,必然需要的是大量创新的人才,他们就不会出那些要求考生死记硬背的考题,而是偏重于创造力的考题,这么一来,风气不就会大变么?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考试,多年来跟国内其他高校就有很大的不同,这里偏重于创造性的考核,结果出来的研究生在创造力上的确比其他的院校要强得多。相反有另一所学院——恕我不便公布其名称——考起试来还要学生说出某某作品何年何月发表在何篇杂志上,这样的试题,能培养出什么人才来?就可想而知了。

幸亏的是,研究生的考试,教育部没有捏在自己的手里,而是让各校自行招生,自行出考题。如果也来一个全国统考,天哪,后果可想而知!

研究生招生能这样做,为什么大学招生就不能这样做?有人会说,大学报名的人太多,不统一管理,那不全乱套了么?我们怎能保证那么多大学生的质量呢?其实这样的想法简直是杞人忧天。人所共知,美国的大学良莠不齐是出了名的,有的名校是专门出大科学家、大学者、大政治家、大金融家的,而有的则什么都不是,典型的“野鸡”大学。让它们自由竞争,天不会塌下来。好学校自然有优秀学生前来报考,坏学校自然也有差生来充数。考出来一看学校名称,用人单位都心里有数,待遇自然也是天差地别。我曾记得有一回哈佛大学到中国来招考生,根本就没有什么考题,考官就跟学生谈谈心,然后就问了一个容许有很多个不同答案的问题,最后就决定录取谁了。这在我们有些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会问:标准答案在哪里?评分标准在哪里?其实人家不是呆子,人家再看考生回答的时候,这个考生的基本素质已经一目了然了。我想,如果我们的高考都用这样的方法来考学生,又会有哪一家的中学还会死抱着一大堆试卷不放呢?哈佛大学一向喜欢出那种没有统一答案的考题,喜欢允许有多种答案的考题,这正说明了这所大学何以出了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原因。因为客观世界里,的确有很多事情是没有统一答案的,需要人类作出的回答不是唯一正确,而是最聪明的。

除了高考的高度集权制度要改之外,我们的科研评审、科研立项、职称评定、科研基金的管理等等制度也要改。尽量少一点官方介入,尽量多一点民间专业机构来参与,尽量多的透明度,尽量多的民间监督。现在的科研立项、评奖,许多题目完全是从官方政治需要的产物,有些人就明确说,政府出了钱,不要你来为政府说好话又做什么?我不反对为政府说好话,政府也可以专门设一个“好话奖”,“好话基金”,但千万不要把它们跟那些需要高度创造力的项目混在一起。因为混在一块,后患无穷。多年来我们的学术领域,大家都习惯于去追逐那些能够“急功近利”的项目,相反需要我们默默耕耘的重大问题,反而无人问津。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曾读过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我是学文学的,有些地方不懂,便向南大一位搞天体物理学的教授、博导去请教,“为什么虚时间无边界的历史是一个球面?为什么实际的情况却是变形的球面?”这位教授不懂,相反还问我,“你一个学文的人,关心这个问题干什么?”这很使我惊诧,因为这本书是西方中学生的科普读物。我不甘心,又去请教科技大的该专业另一位院士,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无话不谈。他的回答是我没读过这本书,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可以去找找专门搞弦论的人。

这件事使我想了很多问题。我不是说他们二人没有学问,不,他们也许在他们的专业领域的某一小部分很有成就,但对属于他们自身专业里的其他重大问题却显得学术视野极为狭窄。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学术界得不到诺贝尔奖的一个很实在的原因。我曾经参观过不少美国的中学。我发现它们的物理、数学教材都比我们的内容浅显。开始时我还有些沾沾自喜,觉得中国学生水平真是不错,但很快就被一件事逼得我改变了看法。有一次我去参观一堂中学的物理课,教师要学生们用自己的语言说清楚“相对论”,这时我才发现,在这些尖端科学领域的知识掌握上,美国学生都懂得相当地多。这说明他们的教育不是去培养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而是更重视学生们的认知能力以及对于世界进行发现、探索的兴趣。

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必须改造我国文化、政治的大环境,以鼓励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中国的儒家文化固然有很多优点,但不鼓励创造,不鼓励异端,循规蹈矩,保持中庸。这是创造性思维的大敌。人所共知,凡有大创造力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依照定势去思维,都喜欢向世俗的观点挑战,都喜欢穷根究底。中国的文化往往不喜欢这种人,更不用说政治上的禁忌,在以往几十年极左路线的肆虐下,使人们噤若寒蝉,一直到今天,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仍距离让人们毫无忌讳地说出人们心中所想的环境很远很远。前两天,我国大文豪巴金去世了,即使像他这样的人,几年前还有人不怀好意地往他的头上扣帽子,打棍子,使他异常愤怒。巴金尚且如此,一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正像鲁迅所说,天才的成长,必须有适合天才生长的泥土。我想,这泥土就是思想自由的权利不容剥夺,就是全社会要以一颗宽容的心来包容不同的思想和创造。

一句话: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将产生于他未来的思想自由!

 

                    (原载《江苏科技报》20051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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