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少媒体刊载了题为《一批“跑官卖官”者大白于天下》的文章，指出：中纪委和中央组织部于2006年1月23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一批跑官卖官者的龌龊行径大白于天下。一组组他们的惊人存款数据，一个人他们的真实案例，触目惊心。其中典型的如山西省阳泉市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2000年4月至2004年5月任山西省翼城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卖官。其中担任县委书记仅仅8个月，就受贿及拥有不明来源财产高达500多万之巨，平均每天接受贿赂约2万元！（《南方日报》2005-02-06（07））
经济学号称“皇冠上的明珠”，又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谓。因此，用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一直跑官卖官行为，或许，我们能中体会些什么。本人转载的王东京先生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改"
众所周知，经济人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无论是跑官者，还是卖官者，是人，当然也符合经济人假设的原理。也就是说，他们也是理性的，并且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如此，就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粗浅结论：
一、跑官与卖官的收益，必定大于成本
跑官卖官是有成本的，并且可能还不小，比如被曝光，被惩处等等。但跑官与卖官的行为与实施者依然如此众多，这说明跑官与卖官的收益，必定大于成本。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跑官与卖官的行为和实施者，就不符合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分析起来，这原因正如王东京所说的：人们乐于在政界摸爬滚打，主要受三样东西驱使：赢得尊敬、获取收入和权力。其中，权力最为关键。有了它，不仅前两样东西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有时权力甚至有通天的本事，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无怪乎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拜倒在权力的魔杖之下。站在经济学角度看，掌握权力，就意味着控制了公共资源。对封建帝王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他的，所以皇权至高无上。从封疆大吏到七品县令，官印在手，管天管地管空气，说一不二，因此百姓称他们为"父母官"。当然，共产党的干部绝不是封建官吏，但人民给予的权力，同样是对公共资源的控制。时至今日，越是市场经济欠发达、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方，人们的从政热情越高。在这些地方，机构精简难，公务员考试火，千军万马挤官道，大多都是冲着官员手中的权力来的。
二、为什么要跑官？
国人崇尚做官，素有传统。学而优则仕，根深蒂固，历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反复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可人们还是要削尖脑袋进机关、当干部。即使经过２０多年改革，人们的择业观已有大变，可是在很多地方，从政依然是许多人的首选。常言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人们为何对做官情有独钟，一定要往"官道"上挤呢？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抛开价值判断，只作经济学分析，跑官现象的出现，实在是事出有因，合乎情理。"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此类顺口溜版本多，流传广，影响大，以至人们一提跑官，就会和买官挂上钩。 经济学上讲，市场有一个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你去商场购物，一定要先弄清该物品的有关信息（比如质地、价格等）后，你才肯付账。官场未必不是如此。握有选票的人，假如不了解你，或压根儿就不认识你，你不跑，不向他们传递你的信息，他们如何选你作官？所以，跑官本身并没有错。不论哪朝哪代，中国外国，做官都是需要"跑"的，不过体制不同，跑官的路径也有不同。有的往上跑，有的则往下跑。时下人们口诛笔伐的，恐怕是那种只往上跑，不往下跑的跑官现象。
其实，跑官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就看官帽子握在谁手里。如果是上级任命下级，一言九鼎，老百姓人微言轻，说了不算，那么想当官的人若往下跑，岂不是冒傻气。"官位"本来就是稀缺资源，求者若鹜，如此供给不足，你不往上跑，不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领导又没有千里眼，那知你是何方神圣？一旦调兵遣将起来，自然就没你的事。经济学家常说，制度高于一切。李瑞环同志也曾经讲过：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性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向上跑官，所以会遭到人们抨击，说明此类现象已不在少数，追其原因，肯定是现行选官的制度有毛病。设想一下，倘若某人能不能升官，不是由上面一锤定音，而主要是靠老百姓投票，制度一变，你说他会往哪里跑？多年来，我们总是埋怨某些官员不联系群众，说到底，这种由上至下的选官体制难辞其咎。
如果对这种"往上跑"的现象，作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另一个奥秘。经济学分析，一个常规的方法，就是成本收益分析。向上跑官所以在中国盛行，千古不易，还因其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因为跑官投入少，产出多，经济上很划算。姑且以县级为例，干部提拔一般要过三关：组织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县委书记、党群书记、组织部长。即便把常委会成员，包括列席会议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全都算在里边，总共不过10多人。只要盯住这几个人，经常跑一跑，如果有半数以上被"摆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大功便能告成。而一旦官位到手，日后自然会有人往他那里跑。屈指一算，跑官的诸种投资成本，与提升后的远期收益相比，只怕是九牛一毛，当事人即使不懂经济学，也能算得过这笔帐。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做官也得跑。君不见小布什前年竞选总统，还不是要跑断腿。不过，人家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跑官的路径与我们大不相同。按公共选择理论的说法，官场也是一种市场。政府就好比垄断经营的企业，官员好比经理，组织政府运行，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公民类似消费者，用投票选择政府的"经理"，并由此决定自己将来享受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此一来，西方人跑官，得按市场规则办事。那么，市场是如何配置官位呢？市场经济崇尚的是自由竞争，对稀缺资源，谁出价高，谁就有权使用。这里的出价，当然不是让你掏腰包，而是要看你为民造福的本事，此间情形，就有点象工程招标，要看你的资质，看你的韬略，看你过去的政绩。可是，老百姓对你素昧平生，怎知道你有多大能耐？于是，从政者要四处游说，要搞竞选，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跑官，与计划经济体制正相反，不是往上跑，而是往下跑，要争取让公众多投票。
对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这里暂不作评价。但仅从计划与市场两种选官方式，我们一眼便可分出优劣。解决向上跑官问题，其实并不难，要害是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也就是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增强透明度。面对亿万百姓，原来吃请送礼、拉关系找门子的办法，因成本高昂，会不禁自止。要做官，跑基层，要提升，看民意。同样还是"跑官"，一上一下，不仅路径变了，性质也有了天壤之别。密切联系领导，变为密切联系群众，党的优良传统回来了，惟有如此，我们的干部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三、官场为何屡出贪官？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干部队伍就象大浪淘沙，有的干部挺立潮头，引领风骚；有的则经不起考验，腐化堕落。对于后者，人们满可以从其思想上找根源，但做经济学分析，则更应注重从体制上找原因，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思想的根源，归根到底还是在体制。
俗话说，制度好，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变坏人。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好制度呢？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所以经济学里，必须把人假定为"经济人"，把人都看作是自私的。如若没有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就无从建立，经济政策也一无用处。在这方面，西方人倒是比较务实，他们认为，官员也是自私的，小到科员，大到部长，都想吃饱穿暖，都有七情六欲，都希望能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设计激励机制时，会充分考虑物质利益的作用。比如对政府，实行高薪养廉；对企业，实行年薪制等。可我们的体制，却假定官员们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公仆，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搞的就是低工资，大锅饭这一套。对干部的激励，也是重精神，轻物质。应当说，物质激励不到位，是目前官员经济犯罪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其实，一个人做不做官，自私的本性都变不了。即使当上了部长，仍然有口腹之欲，也会患得患失。如果他的合理需求满足不了，便极有可能以权谋私。从总体上看，古今中外，政府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付出的劳动，等于自乘的或倍加的简单劳动。忽视物质激励，不仅不能使他们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反而会诱使、仍至逼迫他们犯经济错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对官员铁面无私，要求严苛。朱元璋处理腐败分子，竟然能用"剥皮实草"之刑，措施不谓不重。但腐败却屡禁不止，原因何在？原来当时官员的俸禄，不足糊口养家，难以支撑用度，官员大权在握，却处境寒酸，怎能不催生腐败？近年来，干部中出现的"５９现象"，也值得我们反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其中折射出的，是激励机制的缺失。从这一点来看，对精兵简政和高薪养廉问题，应该合二为一，认真做些研究。
西方政治学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定：政治家无赖假定。即是说，官员若无监督，必定变成无赖。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此话虽有偏颇，却也不无道理。所以西方国家，搞的是"三权分立"，哪怕是官至总统，也要照受监督。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无疑不能照搬，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因为无论外人国人，人都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本性，反映到政治领域，便是"创租"，即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所以有腐败分子剖白心迹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我们对此种心态，不必大惊小怪。现在要紧的，是要找到看住官员的办法，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让这些人有贪心，没贪胆，想贪而寻不着机会贪。
这些年，我们对官员的监督，确实做了不少事，抓了不少人，也判了不少刑。但如果对现行的监督体制作一考察，就会发现它仍有两大硬伤：一是错位；一是缺位。由于我们把官员认定是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越正确，所以我们的监督机制，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啥权力都没有，大家都来监督；而那些权力大的，相反却少有监督，这就是监督的错位。事实上，大官之中，贪污腐败的，也不乏其人，胡长清官位不谓不高吧，可他腐败起来，照样不是触目惊心？再有，就是地方、部门的一把手，至今仍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公检法都在同级党委领导之下，如何监督得了一把手？所以对一把手，我们的监督是缺位的。
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前几年朱总理就提出过要看住国企的班子，有人曾对此议论纷纷，说朱总理不信任国企的干部。其实监督制度的设计，是必须从"坏人"的假定出发的。如果我们把干部都当好人，还需要监督机制何用？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监督权，腰杆也就硬了，说话有人听了，我们的干部，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反腐倡廉，才能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四、如何谈化官本位意识？
淡化官本位意识，经济学的法门，就是"一收一转"：收缩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控制，转变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传统的计划经济，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既然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政府机构便一再膨胀，吃皇粮的人不断增多。政府权力重，企业权力轻，为官员擅用职权，假公济私开了绿灯。而市场经济国家，则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政府的职责只有四项：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政府的权力锁定在此范围内，经济活动就不应听命于政府，而主要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进行调节。只有当市场调节代价比政府干预大时，才需要政府那只有形的手出来帮忙。象国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个人无法提供；或者风险太高、无利可图，私人不愿意干，这样的事，只能由政府去办。换句话说，在经济生活中，政府只是个配角，别人不愿做或做不了的事，才需要它去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民营经济为基础，提倡小政府，大服务。国有经济只需控制重要部门、关键领域，对国民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该逐步退出。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少了，管钱管物的权力自然相应收缩。另外，市场经济也对政府的活动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由微观调控变为宏观调控。比如将行政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如此一来，想借做官捞一把的人，一定会望而却步，另谋高就。想做官的人少了，做事的人多了，于己无害，于国有利，岂不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