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民间银行梦

金秋十月，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时节。然而对于商家来说，1914年10月日昌票号的突然倒闭，就像一股强烈的寒流，闻之令人不寒而栗。
由西裕成颜料庄掌柜雷履泰首创的“日昌” 票号金光闪闪的大字招牌，自1824年在平遥西大街38号出现，意味着中国从此有了专营银两汇兑的金融机构。对于众多商家的大宗贸易来说，由于当时用来支付的银块重量不一、成色不一、各地称量银两的砝码不一，携带极不方便，常常不得不请镖师保护运送才能完成交易的情况，“日昌” 票号的出现无疑是一重大事件。因此，在其诞生之后的二三年间，“日昌”很快就垄断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商家银两汇兑。
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其取携方便，安全可靠，换算公平，并兼营存、放款以及贴现业务，为当时所有商家所认可，成为近代以来，没有银行之名，却具银行之实的近代银行。继日昌之后，先后有蔚泰厚、蔚丰厚、大德通、百川通等数十家票号在全国110个城镇开设480多家分号，左右着当时中国十四个通商口岸的金融流通。它们甚至远赴俄罗斯、日本、印度、朝鲜开设分支机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流通的汇兑服务。这在当时曾引起了国际金融界的高度重视。
英国的商务领事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在论及中国埠际贸易的周转和货款的汇付时说：包括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在内，“差不多全由中国的票号担任，山西票号几乎对中国任何地方都签发或出售汇票”，“商人同外省的业务往来，也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周转，这些期票都是七天或十天之后付款，而且必定是如期照付的。山西票号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使外商与中国商人竞争时，遇到不少困难。”英国商务领事对票号如此评论。日本的商务领事，对票号的作用和在商界的地位更是关注有加，他们在1906年至1907年先后出版了《清国商业总览》 和 《支那经济全书》 ，其中讲到：“外国银行初来中国，与我国商人交易，款项往来，均赖山西票庄代为汇划。” 1888年一位上海汇丰银行的经理在离开上海前对他的同事说：“我个人相信，世界上也许不会再有什么地方的人会像中国商人(即票号商人)和钱庄经营人的行动那样迅速和讲信用。我工作25年来，本行(即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做了许多大宗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然而，时局在不断发展，形势日益变化。外国银行渐渐深入内地，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和各省地方官银钱局号的设立，使票号昔日的业务，被抢去大半，银行纸币的发行，又使专营银两汇兑起家的票号的业务失去不少。加之，甲午、庚子两次对外大赔款，国内银根紧张，各地金融风潮迭起，一遇倒账，外国银行持其国力，大清银行挟其政权，均能不蚀其本。惟票号纯系信用放款，一旦倒欠，本息皆空。在此情况下，票号之在各商埠的经理们都觉得应当顺应时势，进行内部改革，合组大银行，以便在新形势下生存发展。
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李宏龄，是时在蔚丰厚京都分号任经理。他在1908年对20世纪初票号之危机作过详尽的分析：“……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惟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日渐萧疏，推原其故，固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利权。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全归其汇兑……，我行存款至多四厘行息，而银行之存款可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庄之款移于彼处。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力所夺，外人之素习商战，则非我所能敌，试问届时，我行尚有何事可做乎？”为此，他与当时在京的京官渠本翘商量，动员各票号分号经理写信给平遥总号，希望合全行之力组织一大银行，以应付未来之竞争。李宏龄的提议得到了所有在外经理的响应。一时间汉口、重庆、广东、奉天、兰州、成都等票号分号纷纷写信，恳请总号的总理到各商埠走走，看看各地的形势发展，以便改弦易辙，合组银行。岂知总号总理一向坐享清福，大多顽固守旧，不了解世情，盲目乐观，面对各地雪片似的信函，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对倡导合组银行的李宏龄产生了怀疑，甚至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时任蔚泰厚总号总理的毛鸿瀚认为，李宏龄倡导改组银行的行动，是“自谋发财”，并放言“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矣”。
1903年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头衔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1904年户部尚书鹿传霖奉谕组织大清户部银行时，也曾经邀请山西票号投入股份，并请票号出人组织。其时票号经理多数赞同，然总号总理们出于对清政府的疑惧，在接到邀请函后，不仅不加入股份，而且不允许属下在这些部门任职。两次丧失了组建银行的时机。
票号合组银行不成，在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初，单个票号身孤力单，再也经不起任何金融风潮的袭击。此后“未及三年，辛亥(1911)事起，商务破坏”，一时间，票商外欠则处处倒账，欠外则人人提款，加以各省纸币折收，票号受到重创，然而深知信誉重要的票号中人，为维护近一个世纪以来由票号同仁共同努力形成的“令名达于五洲，信义著于四海” 的辉煌信誉，在放款收不回来、存款纷纷逼提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恪守协议，对于存款者，有提必予，号中所存之实银，遂被提取一空。
民国成立后，随着形势的剧烈变化。一些原来坚决反对合组银行的票号总理，这时也幡然醒悟。原来攻击李宏龄倡组银行的毛鸿瀚，此时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其时，正好有当时社会名流梁启超从日本返京，于是，票号之在京各分号于1912年10月28日晚6时，联合宴请梁启超，希望借梁启超之大名给再次合组银行的山西票号以鼓动。
然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与1908年时相比，此次合组银行的客观形势与条件毕竟是大不相同了。那时，危机虽说四伏，信誉仍然很好，前途虽有危险，家底都还殷实。因此，当时筹办银行的资本，“每家仅出三五万，即有百万股本云集”，“三五年后，再招三五百万，似有把握。” 而此时，即1913年上半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国民党起而反抗，一时粤、赣、皖、湘四省独立，袁世凯大兵南下，形势十分紧张。对于向以“北存南放”为其特色的票号来说，南放之款纤发难收，北存之款处处逼提，所有票号都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银根奇紧。账面盈余看来还有六百四十余万，而号内实银，即使千数百两的小数，也不易周转。因此，筹设大的汇业银行，其周转资本就成为一大难题。不得已，李宏龄、毛鸿瀚等请求政府出面，息借奥地利法郎三千万，言定三十年还清。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借款失败。合组大银行的梦想就化为了泡影。
就在欧战爆发，借款失败之际，1914年10月山西票号的“祖师爷”—日昌票号倒闭了。真可谓“屋破偏遭连阴雨”，辉煌了一个世纪的山西票号，从此风光不再。
年近古稀的李宏龄，听到日昌票号倒闭的消息后，禁不住悲从中来。他把几年前倡导票号改组银行的往来信件翻检出来，编为二册，一曰 《同舟忠告》 ，一曰 《山西票号成败记》。回忆往事，思绪万千，感慨良久，仰天长叹：“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耿耿之情，难以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