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六大城市带发源地之一。我国最早的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即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考古学资料证明，距今4000至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有进一步的发展，氏族社会走向解体，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日趋激烈，这时出现了城市的萌芽——城堡。距今4400至4000年前的6座古城遗址，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计有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和寿光边线王古城。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同期所筑的石城。以上6座古城中，面积最大者为城子崖古城，约20万平方米，面积最小者为王城岗古城，仅1万平方米。由于它们规模小，功能单一，一般认为它们更具城堡的形态，离城市的标准尚有不小的差距。公元前约2000年，我国进入传说说中的夏代。70年代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和早商时期城市的遗址屡有发现，取得了重大突破。商代前期的城市遗址，目前已发现6座，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距今约3600年前的宫殿遗址，一般认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市遗址。早期城市处于城乡刚刚开始分化的社会历史阶段，都有大型城墙和城门。围在城墙里的工室的宫殿和陵墓，王族的居所，若干供祭祀的奴隶或受人控制的工匠和军事卫队居住的街道；但城墙里并无建筑。大多数非王族居民和大多数奴隶住在墙外类似村庄的居民区，这些居民区看来未经过像城内区那样的规划。至少到商代晚期，“城”的汉字和口语同“墙”的汉字和口语具有相同的意义，这一点一直保留到今天。周初的城市，主要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向北已扩展至太原、北京附近，向南则至汉水、淮河流域。自此之后，我国城市的分布就以这一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四周生发。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及应用，农业生产率获得提高,导致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出现。考古显示，在很多城市内曾有大面积的手工作坊。如洛阳王城的冶铜作坊，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其它如齐临淄、秦咸阳、燕下都等均有密集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赵邯郸、魏大梁为当时著名的冶铁中心。这个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城市起到了重要的防敌作用，因此筑城活动较多，几乎每个城都有厚实的城墙，并在宫城外修筑第二道城墙，形成完整的城郭制度。战国时期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比春秋时期大为简化了。一方面，继续保持多中心的格局；另一方面，在各国内按郡县制(个别稍有不同)，形成王都一郡城一县城三级城市体系。秦朝统一全国后，中国古代都城一郡城一县城三级城市体系初步形成。汉代，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首都、郡府、县城三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城市体系。 其次，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城市分布的地域范围较以前更为扩大了。隋代，全国有郡194个，是秦时的4．85倍，县1255个，较秦增加了50％左右。这意味着隋的城市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秦。隋的郡县比为1：6．：5，大大小于秦的1：20，表明中间规模层次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从而显示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渐趋成熟化。继隋之后的唐代行政区划有重大变化，在郡之上设道，全国分为l5道，道驻地通常为区域中心城市。这样，形成了以首都、道治、郡府、县城四级行政中心为主体的城市体系。这也是今天省、地、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的由来.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继战国时期之后，唐代大中商业城市再次大量出现。据统计，唐代城乡人口合计超过10万的大城市有l5个，其中北方地区仅5个，即长安、洛阳、汴州(今开封)、太原、魏州；南方地区有l0个，即扬州、成都、苏州、常州、杭州、湖州、会稽(今绍兴)、宣城、丹阳、广州。此外，还有一批数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秦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 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唐代长安也不例外。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称，长安所辖的长安、万年两县有近8万户居民。根据户和人口比例，约43万人。加上不列户籍的宫中人口、僧尼道、禁军等，估计唐长安城内外总人口约60万，这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最大的了。继五代之后的北宋是一个蓄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但由于它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仍超过了唐代。
北宋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人们甚至认为在北宋时期，产生了一次“城市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市商业空前发展，传统的坊市制被打破。坊市制度的崩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商业由定时限地的古代型商业向全天的、不受地点限制的近代型商业转化，封闭的城市开始向开放型的城市转化。
(2)新型的城市型聚落——镇、市开始显现。我国的镇和草市均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最初的镇属于边地军事系统中的低级驻军单位。宋代，镇逐渐向地方行政系统转化，其中经济功能突出者，成为县城以下的城市型聚落，又可分为交通型、商业型、手工业型等不同职能类型。著名者如港口镇青龙镇，为今日上海的前身，制瓷手工业镇景德镇等。宋代的草市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附郭草市，本身属于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其中有些草市的面积还大大超过城的面积。另一种是农村中的周期市场，属于农村聚落。但当规模扩大后，可升置为镇或县。镇和草市的出现，使城市等级体系的层次更为丰富。
(3)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次出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北宋时，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都开封城内的人口有近l0万户，约50万人。由于当时城市的发展已突破城墙的范围，估计盛期时开封城内外人口有60万。较唐长安城增长1／3。加上十几万禁军、宫内人口、僧道、游民等不入籍人员，开封人口最多时估计接近100万，是我国有史以来可以较为确信的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南宋是偏居江南的小朝廷，都城临安的人口少于开封，但估计仍可达70万人左右。开封和临安，在当时均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足以证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元、明、清三代的统一局势，造就了我国城市发故飞献钗畚啊⒒曰偷亩汲恰?— 北京。明清时期城市发展中的最显著特征是在一些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大量涌现。它们不同于以往由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目的而设的王都州府县城，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按职能类型，这些市镇可分为手工业型和商业型两大类。手工业市镇又可分丝织手工业、制茶叶、制糖业、制烟叶、制瓷业、矿业等不同类型。有些手工业市镇往往同时也是商业中心。从空间分布看，工商业市镇集中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上。宋代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有71个市镇，明代增至3l6个，清代增至479个，平均每县分布8到9个市镇明清时期，大中城市也有一定的发展。除北京外，还有30多个大中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福州、武汉、成都、重庆、开封、济南、临清等。其中，广州作为明清实行禁海政策后的唯一对外开放城市，发展尤为迅速，至鸦片战争前夕估计人口达80—90万，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苏州则是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封建社会城市普遍为消费性城市的情况下，苏州已具备一定的生产功能。从城市的分布看，明清时期的大中城市大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江浙两省差不多占了全国的1／3，而整个北方仅占1／4。愈偏北和愈到内地，城市的发展就愈见低下
中国近代城市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以血与火的代价实现发展的。这一时期，民族工商业快速发展，除了商埠城市、租界城市有所发展外，还兴起了一批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重庆等；兴起了一批矿业城市如抚顺、鞍山、本溪、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兴起了一些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徐州、蚌埠等；兴起了一些民族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上海人口鸦片战争前仅为10多万，1949年人口增至545万，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它如武汉、重庆、南京、广州也先后成为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长江三角洲，还形成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组成的城市密集带的雏型。这些城市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逐渐成为全国或大区的经济中心，并形成以它们为中心的商品生产、流通的经济网络乃至城市网络。中国现代市制源于清代，始置于民国时期。1921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以“大总统赦令”的形式颁布了《市自治制》，从国家意义上正式开创了中国的城市市建制，并设立了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无锡、杭州、宁波、安庆、南昌、汉口、广州、梧州为普通市。1928年共有北平(今北京)、天津、哈尔滨、上海、南京、青岛、汉口、广州8个特别市和苏州、杭州、蚌埠、芜湖、长沙等17个普通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省收复，全国设置城市数量猛增为43个，到1947年由于收复东北三省，设置城市上升到69个。到1949年底，全国共有设市城市132个，其中中央直辖市12个。省辖市53个，专署辖市67个。
在西方， “真正的城市”的出现也经历了与中国大致相似的过程．按照传统的说法，公元前十一至九世纪是古希腊史上的“荷马时代”，亦即氏族制解体时期。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选集第四卷第95页）从荷马和希西俄德的诗篇描写的当时社会来看，工业主要是家庭工业，除少数的例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在家中制造，其不能用家庭的芳动制造的物品，则往往从外国商人腓尼基人那里去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部落制让位于城邦制。城邦能在希腊出现和持久的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群山密布，没有天然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地理政治中心。另一个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拥有直接的出海口，这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能与外部世界直接交流促进，而且能独立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尽管希腊人为这种各自为政的城邦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各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将统一强加给它们，这种外力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不过它们也享受到了城邦制的好处，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了好几个世纪的自由。在公元前8世纪到以后的几百年间，是希腊最强盛的时期。商品生产的剩余，手工业的发达，对外贸易的开展，以及文化艺术的繁荣，都剌激了城市的发展。此外，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以其独有的极致智慧和令后人自愧不如的探索精神，在提出一个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命题的同时，也对城市和城市模式作了大胆的构想。例如，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篇》中就探讨了城邦的社会、人口中、家庭、伦理、贸易诸问题，如一位哲人柏拉图的名著《乌托邦》实际上是对人类理想城市的一种设计和大胆构想。这些先哲在哲学著作中的城市论述，实际上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理想。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其基础是建立在自由、理性、乐观、世俗、人文等理想之上，因而具有人类文明的崇高性和元典精神。它对西方文明的走向产生了巨大且有决定性的影响，成为烛照后世的文明遗产。 雅典城邦的特点，首先，它已有各种类型的建筑，有元老院、议事厅、剧场、俱乐部、画廊、旅店、商场、作坊、体育场。雅典最出色的建筑是卫城，是当时宗教的圣地向公共活动的场所，也是古希腊鼎盛时期的英雄纪念碑。其次，它是以手工业的生产为主。雅典领袖伯里克利在为自己的施政辩护的演说中，提到了许多工业，例如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车匠、制绳匠、铺砌匠，以及织工、矿工等等．哲学家色诺芬也说过：当时在大城市中，每个手艺人只从事一种行业，有时更为专门化，有些鞋匠专作男鞋，有些则专作女鞋，有的不会缝鞋子，有的不会切皮子。”（法杜丹著、志扬译《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第50--51页）这些记述反映了雅典手工业生产的行业分工和行业内部分工都在日趋细密。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时，雅典的制陶术已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名手，成为雅典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此外，在雅典还进行着大规模的建筑工程，需要大量有专长的手工业者．于是外邦手工业者源源流入雅典。（苏 琼图洛夫著、孟援译《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第73__74页）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一切工业活动都集中在雅典卫城的周围及邻近港口的码头上．它在别的地方，在希腊本部和各殖民地，也在进行着．但是工业活动在别处都不及在雅典那样热烈，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及在雅典那样重要。”（法杜丹著、志扬译《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第46页）很显然，到公元前六世纪前后，雅典已发展成为手工业中心，初步具备了经济中心的性质。再者,伴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而来的，是交易与贸易的活跃。古代希腊最初的贸易形式主要是在城镇和市集的市场上所进行的交易，市场是露天的，货物也堆在露天，贷摊是四面通风的．但到公元前五世纪，已是另一种景象，在这方面，雅典的市场提供了生动的情景：凡是要卖东西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各种货物均有指定地点，并用活动栏杆分隔开．按照规定的时间，不同的市场一个跟着一个开市．蔬菜、水果、鱼、肉、家禽、洒．陶器、铁器等，都各有其市场。甚至还有卖书的角落。（法杜丹著、志扬译《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 第60--61页）随着商业的发展，在希腊各城市中都特设了市场督监官(也称市场吏)监管市场贸易，负责征收市场捐税．整伤秩序，调解交易时发生的纠纷等等．有顶棚的市场逐渐代替了露天市场。（法杜丹著、志扬译《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 第65页）由于希腊所处的地理环境，古代希腊海外贸易也很兴盛。公元前五世纪初进行的波希战争使希腊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获得贸易和航海的自由，刺激了古希腊各城邦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形成了一些有着空前的商业流转额的经济中心，其中及重要的仍然是雅典．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雅典的外港比雷埃夫斯成为爱琴商最大的港口，成为整个地中海的贸易中心，而在反面铸有雅典市徽——枭乌象的雅典钱币（枭币)则以为这一地区最为流行的货币。（法杜丹著、志扬译《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第71古典页）这些都是雅典发展成为商业中心的明证。
公元5世纪至10世纪欧洲城市发展曾经历了—个衰亡时期。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灭亡，代之以日耳曼人统治西欧封建政权，他们的生产方式不需要城市，极盛的罗马城，人口急剧下降，市区经济遭到破坏，商业萧条，手工业凋敝，自给日足的农村经济有所发展，作为城市形式存在的是城镇和城堡，封建世袭的领地制度和庄园经济成为中世纪欧洲的主要特征，早期的都市文明日趋衰落。所以，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把10世纪以后地中海地区城市的再度兴起称作“城市生活的复兴”。到了l1世纪，代表城市经济先进的经济力量重新萌发，城市作为地区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形成。意大利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它拥有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这样的商业城市，罗马、比萨、佛罗伦萨、马赛、里昂、伦敦等也相继恢复了中心城市的地位，一大批新兴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欧洲中世纪城市长足发展的时代。文艺复兴给欧洲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无论是佛罗伦萨、威尼斯，还是米兰]罗马，中世纪城市宗教束缚被冲破，教堂及其他宗教性建筑退居次要地位，大型世俗性建筑成批出现，体现人文精神的建筑和街道构成了城市主要景象。这些世俗性建筑有大型的城市广场、联排式的多层住房（公寓的前身）、图书馆、博物馆、城市园林等，显现了优越的城市环境。
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推动西方城市发展最有力的力量。自18世纪中期开始至19世纪下半叶，西欧和北美相继完成工业化，这也是西方城市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工业文明促进了城市文明。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前提下，技术与发明不断应用于城市生活，城市变得更富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市政设施的建设中。在伦敦、巴黎和柏林，城市道路不断开辟、延伸，路灯、下水道、电灯、电话、煤气逐渐普及，城市的近现代生活开始出现。19世纪西欧各大城市的改建形成的格局，在后来100多年间基本上得到维持。如1853一1870年间，巴黎的城市改建基本形成，城市的道路、广场、绿地、水面、林荫带和大型纪念性建筑物组成了完整统一体，其后100多年内都没有遭到破环。著名的香榭里舍大街在19世纪中叶已经成名，其风格一直保留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