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峰
此前，有这样的言论：“房价高，不能全怪开发商。”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问题大家都有责任。然而，到了茅于轼这里，他把它的性质给变了，省了一个“全”字，把开发商的责任全部推卸了。按照常理，责任认定分五种：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根据的茅于轼的观点，房价高开发商无责任，至少在这篇文章里是这样。
那么，责任方究竟在哪了呢？
从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看，市场主体有两个：生产并销售产品的开发商，管理并监控市场的政府机构。既然前者无责，那么后者应该负全责。从推理上是这样的。既然茅于轼说不怪前者，那全部责任都是政府的。
这个论断是严重错误的。在茅于轼的文章中，他提出了很多论点：“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
“先说房价虚高。企业作为供给方，总是想方设法抬高价格。这一点不奇怪。但是买方不是傻瓜，他们可以尽量压价。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出高价买房。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我们怎么能说他们（开发商）见利忘义呢？难道要他们盖一批没有客户的、卖不掉的中低档房吗？”
“个别房地产商难免有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这个不能全怪他们，这个是制度环境造成的。”
“房地产业为什么有泡沫？简单地说，因为大量资金没有别的出路，于是都拥向了房地产业。”“直接投资困难，有利润的行业不容易进入，都是国家垄断的。最后就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市场，造成投资过度。”“提高房贷利息率，提高首付比例，限制买第二套房子等等，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资金没有出路，最后还是应各种方式回流到房地产行业。”
……
以上摘录是部分原文（一字未改，包括标点）。透过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文章的立场：房地产商是无责的，都是政府和消费者“惹的祸”。
事实上，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这个文章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责任认定也是不合适的。主要表现在：
一、多一点责任就不是好企业家，错！
“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难道这就是他们不承担一点社会责任的理由？“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如此看来，比尔·盖茨把财产全捐献了，他“想着别的”，不是好企业家；李嘉诚也总是“想着别的”，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他也不是好企业家。这就是茅于轼的尺子。
二、买方可以尽量压价，没有这回事！
“买方不是傻瓜，他们可以尽量压价……”至今还没有听说过哪里的开发商允许砍价还价，也没有听说过哪个业主可以“尽量压价”，不知道茅于轼的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待遇。当前，在空置率极高、投资严重过剩的背景下，各路开发商以及相关的“专家”还在发表“卖方市场”的论断，一路死扛，丝毫都不降价。“卖方市场”就是卖方说了算，消费者只有任人宰割，哪有机会去压价？按照实际，这种市场已经是“买方市场”了，应该由消费者来选择价格，可是谁给了消费者这个机会？又是谁出于什么目的违心地喊“卖方市场”？“卖方市场”的言论不就是给涨价和死扛高价的理由吗？不就是给消费者制造心理压力吗？不就是误导市场、诱导消费者趁着现在的价格比未来的价格低、现在不买以后买不着而赶快购买吗？……不知道茅于轼怎么样说出这样的话来，经济学家也应该看市场、看实际情况之后才可以说话啊，无论他是什么权威、有多么德高望重！！！
三、中低档房没有客户，错！
“我们怎么能说他们（开发商）见利忘义呢？难道要他们盖一批没有客户的、卖不掉的中低档房吗？” 中低档房没有客户、卖不出去？不知道茅于轼提出这个观点是从哪里找来的依据。当前的实际市场是相反的，是中低档房子好卖，高档的不好卖；经济适用房非常抢手，连房子的排号（具有购房子资格的一种凭据）都值好几万（最高的达５万，仅仅是一个号码），而高档的房子、价钱贵的房子找不到市场。如果真的是茅于轼所说的这样，中低档房卖不掉，那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出台的“新六条”调控措施就错了。因为“新六条”有两条是鼓励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的。
在这里对经济学
客户是有限的，市场是无限的；不要拿客户去放大市场。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人都需要牙刷，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5元、8元的牙刷肯定没有2元、3元的好卖。因为价格高的供给限定了它所适应的需求范围，价格定为把市场上的有效需求缩小了，这个再与泛泛的需求对接起来就很艰难了。如果继续涨价，生产300元、500元是甚至价格更高的牙刷，以前市场的需求仍然存在，但是新价位已经把有效需求缩小到更小的范围，甚至是极限，这个卖起来就非常艰难，甚至卖不出去，你说需求旺盛，有意义吗？因此，不一定有需求，就有市场；不一定需求旺盛，就一定会涨价。
四、拿制度说事，不应该！
“这个不能全怪他们（开发商），这个是制度环境造成的。”“有利润的行业不容易进入，都是国家垄断的。”……都是政府造成的，政府应该负全责。我个人不是专家，也不是权威，但是，我想说的是，“制度环境”、“国家垄断”等等弊端，不完全是政府的责任。这些弊端是由来已久的，是有历史原因的，行政的、立法的、决策的、提供决策参考依据的、智囊、专家……包括老百姓，都是有责任的，大家都是参与者，不能因为这些弊端而为市场上的不正常现象、住房问题开道，这些只是现象，不是理由。
我们可以回顾住房体制改革之前那段历史，房子都是分的或者自己建的，虽说面积小一点，但是老百姓都住得安宁，可以安居乐业。那时候难道就没有“制度环境”、“国家垄断”等体制弊端吗？为什么总是把“制度环境”、“国家垄断”等体制弊端拿出来说事？这是在转移视线，把消费者的目光导向政府，为非正常的经济现象、房价虚高等等开脱；这是把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慢性病拿出来放大，遮盖一捅就破的急需治疗的脓疮。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住的房子面积比以前大了，但是空着住不着，有房子住的住不好，心里不踏实，一些配套服务跟不上，还没有住房体制改革之前住得舒服，有一部分消费者无法安居，一部分消费者无法乐业，压力太大，成了“房子”的奴隶。
现在的情况是，总是说体制，而体制短期不会完善，动不动就拿这个吓唬人，拿这个来转移话题；而短期内可以改观的市场弊端，却遮遮掩掩的，该谏言的不谏言，该开方子的不开方子。
五、病因没有摸准，庸医！
茅于轼在这篇文章里，为“房价高，不能怪开发商”找了三个理由：收入分配，土地和资金市场的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收入分配有问题，这的确是体制问题。但是，分配这个人仅仅关系到社会平等和消费问题，决不是“房价高，不能怪开发商”的理由。收入分配有差距，只要有适合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市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收入少，有便宜的房子住，收入高有高档的房子住，住者有其房，社会关系不就和谐了吗？为什么以收入来要求一个统一的高端的市场？有钱人可以去高档俱乐部喝一杯380元的红酒，贫民可以在家和1.5元的啤酒，大家都有酒喝，喝得都痛快就行了。住房也是一样的道理。分配有差别，消费有市场，都按照适合自己收入水平的支出去消费，贫民有贫民的价位、贫民有贫民的房子，住得心里舒服，谁会嚷嚷？又何必非要一刀切？
至于“土地和资金”和“金融市场”这两个论点，也不是“房价高，不能怪开发商”的成分论据，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做过多辨析，等以后有机会，再做进一步分析。
茅于轼是什么人物，想必中国人到知道，连他就说出“房价高，不能怪开发商”这样的话来，而且还写了一篇文章来“定性”、“定论”。我感到匪夷所思，甚至是悲哀。
而我所要说的是，慢性病可以先放一放，让中医运用阴阳平衡、中医疗法慢慢调养；而急性的脓疮需要用西医的现在科技做手术，快速解决伤痛。说体制，说政府，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把责任完全推向政府，是错误的，说开发商无责任更是错误的。这种言论、这种导向给消费者带来很多伤害。哪怕是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这样讲话，是不合适的，只会起到负面影响，对病态的市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