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企的原罪说争论起到郎顾的口水仗，事实，人们争论的焦点已经上升到一个抽象的但很现象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到底是应该由讲求效率优先的经济学家主导，还是应该由公平原则的法学家来主导，这个问题是有他的现实意义的。但从目前的争论的现象反映，学界的观点更多的认为应该是法学家来主导了，他们的论点更多的是应该与世界接轨，合乎国际规则。结论初看起来是很在理的，但细致的予以分析我们就觉得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个人的观点正如我的文章题目一样，法学家主导时代应该缓行。
我试图从四个方面来论证：
第一：从“自发次序”角度。
第二：从“生命周期”角度。
第三：关于中国的现实。
第四：从“婴儿理论”角度。
下面，我们将对其逐一的来加以论证。
一：从“自发次序”角度的论证：
马克思在他伟大的的《资本论》的序言中曾经做过这样的描叙，他说社会的发展实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然会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自然包括：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
哈耶克，一个反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却也发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在他的伟大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两书中都明确的表述了他的饿观点：法律、市场、语言等等，都是一种”自发的次序，他们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东西。
两位在理论上互为敌对的学者在“自发次序”的认识上是一致的。
结论：在这里我们仿佛可以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法律本身是一种“自发”行为，它不是人类可以设计的。从该角度来看，法学家主导的时代我认为是应该缓行的。
二：从“生命周期”角度的论证：
人的生命过程中都逃不脱：童年、少年、中年、老年的周期，我也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生物学家，他们告诉我，生命周期是自然规则，是自然的法则，没有谁可以逾越这个法则的。事实上在商业行为中也存在这个周期法则，同样，在社会学范畴也存在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四社会论就是一个证明。
我们也必须的承认我们的民营经济甚至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都是存在问题的，存在犯罪的，存在原罪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对世界的法律的发展历史做一个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包括所谓文明的西方世界在其发展历史中都有个并不光彩的历史的，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向西进运动、日本商业的罪恶（这点可详见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一书的第十节，戴先生在该章节对该问题有过很详实的描述的。）但正如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从出生都是带着鲜血来的。这就是他的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事实我们的今天也正处于这样的生命周期阶段。如果不正视这个阶段，不正视这个阶段存在的现实，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反自然的规律了。这就会闹拔苗助长的笑话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前，我曾经专门去请教过几个对青少年犯罪有研究的法学学者，他们告诉我一个事实是：那些犯罪的青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童年的不完整。为此我又去请教过生物学方面的学者，他们也告诉我，将生物的生命周期人为的紊乱，那些试验品的今后的行为都是有偏离的。既然，资本的最初积累是带鲜血的，那么我们所应该做的也只有正视这个自然的法则了。
结论：我们必须正视我们国家的经济所处的现实的生命周期阶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特定的周期取一种正确的合乎该周期阶段的处理方法。
三：关于中国的现实的论证：
现在我们学者在谈西方的法律体系，谈论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 事实基础，那就是，西方的法律体系是为什么服务的这个事实，我为这个问题也请教过法学界的朋友，他们在我的假设的前提下对西方的法律体系做过梳理，后来他们告诉我，我的饿假设是成立的，那就是，他们的法律体系的内核是基础于为重商主义服务的。
但我们中国的现实是，几千的重农主义，道家和印度来的佛家思想等出世的思想无论了，但就入世的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是以重农轻商甚至是打击商业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影响下的中国现实，对于被重农思想的荼毒的中国国情我们是应该有一定的认识的。
结论：重农思想还在危害捉我国人民的意识，这是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了的问题。
四：“婴儿论”
董辅礽教授对股市他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他的比喻是：中国的股市很不好，但他的不好是基础于它还是婴儿，对此董教授的观点是，应该想对待婴儿一样善待股市，这个比喻我认为引用到我们现实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是很有一现实意义的。
总结：基础于上的论述，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是，正处于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并且是基础于几千年的重农思想的荼毒的事实基础上的，因此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护育婴.
故，我个人认为法学家主导时代应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