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隔一两年都要去广西百色过春节。那里地处大石山区，联合国专家考察过，称这一带山区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沿着旧盘山公路走，你还是会发现一星半点的瑶族木屋，架在狭仄的山坡上，看得到背竹篓的褴褛村民沿着山麓埋头疾行。2000年的春节，我第一次去广西，就一头扎进了桂西北的山沟沟里。这个地方民风很淳朴，平时，农村的亲戚来县城，也会到家里坐坐，尽管不富裕，在礼数上却十分细致周到。这个县城也有近千年的历史，所以崇尚古风，又地处大山深处，很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百色起义时，这里曾来过一小队红军，据说是打土匪，很快就走了，这里一直很平静。过春节，家家顿顿饭都是吃火锅，把大块的熏腊猪肉放进去煮，还有很新鲜的蔬菜和耐煮的芭蕉芋粉条，再杀只鸡，大家围坐着，热气腾腾地吃，很是热闹。那时，县里已经开始有人盖私人小楼了，站在家属宿舍楼的天台上，他们会指着两三栋三层小楼，告诉我，那是某某做生意的人家，或是某干部新起的房。县里在征地，准备出售给私人盖楼房。
2002年春节我再回去时，发现劳动局附近的很多菜地都变成了一栋栋小楼，而且大多数是县里干部盖的楼。地是按块出售的，每块60平方米，开始时，售价只有400-600元/平方米。买一块宅基地只需3万元左右，盖三层楼大概需要8-10万元。但这个县属于国家贫困县，每年财政收入只有6000多万元，我亲戚身为副局长，当时每月也只有不到千元的收入，怎么会有这么多公务员买得起地盖小楼呢？今年再去时，我得到了部分答案，多数人家盖楼的钱是县农行贷来的，只要家里有一个吃财政粮的在编人员，就可以拿到一笔贷款，用来盖二层楼是足够了。每户需要解决的是自己出钱买一块地，再抵押给银行，而银行因为是对拿铁饭碗的人放款，而且又有抵押物，自然放心又积极，现在，县里征得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了，地价也涨到每平方米千元以上。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也听说某人以低价囤积的地块转手就赚了三、五十万的说法，但议论的人似乎也并不愤慨，小镇上的气氛还是那么祥和，去串门时依然抓一两只自家养的鸡，割一个腊猪腿，买大瓶可乐，依然是大伙人围坐着火炉大碗吃肉，只是日子好象更好过了，街上的建筑更新了，大年三十放花炮的时间更长了，礼花也更壮观了。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帐簿
亲戚已经退休两年了，在家没什么事做，买了片八角林，平时抽空去锄草上肥，八角采摘后用柴火熏干，卖给外地来收购的小贩。他的小儿子也在劳动局顶了个差事，也算是个吃公粮的人了，他也处了一个女友，打算今年结婚。在当地办红白事，都要大摆宴席，而且有很多从过去传下来的繁文缛节的风俗，令我惊讶的是，这样的场面几乎家家都在摆。虽然当地物价不算高，但动辄也要几十桌，这笔不小的开销是从哪里筹措的呢？对这事我一直很好奇，在那段时间，他家里碰巧有两次办事，才搞清楚这笔资金的来龙去脉。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靠“礼金”。每次办事的时候，都有两个专人负责收钱记帐。这样的帐簿，几乎每家都有。这次回去，我特意要来办丧事和婚事的两本帐册翻了翻。很有趣，这是两本用棉线和白宣纸手工装订的本子，和外面印刷的帐本大小形状类似。每页上是工工整整的小楷誊写的一笔笔帐，如某某，赞币或贺币、礼币若干元，每一笔数目不等，有三五十元，也有二三百元，粗略累计每次收到的礼金也有三四万元。所谓赞币和贺币，就是有亲戚关系的人出的钱，而其他朋友出钱都一律称为“礼币”。宴席一般是在镇上的酒家去办，与店家商量好菜单和价钱，等办完事再结清饭钱。这样，所有费用都是从收的礼金中支出，办事的人并不用预先准备资金，不仅够用且有剩余，如果在家里办酒，节省更多。也许这就是办酒席背后最大的动力因素，岳父不无抱怨地说，去年一年光去吃酒就花了近万元钱，有时半个多月都不用自家开伙做饭，吃了东家吃西家，忙得不亦乐乎。
吃请这事，在当地又叫“还人情”，盖因当初自家办事，别人来帮衬过，现在，轮到人家，自然也要礼尚往来，当初别人送的礼金，现在要还回去。也有第一次办事的人家，多是朋友或者亲戚，既然有请，自然也要去贺，送上一份礼金，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仔细看那“人情帐簿”，发现在每笔帐的下方，有各种笔迹的注脚，云：“XX日已还”，或“已还多少元”的字样。在我翻看的时候，亲戚家大儿子又补充注明了几笔已还的帐目。从两本帐簿记录估算，大约当初收到礼金的80%以上都已还清，这时距办事之日已相隔三、四年了。
“人情帐”值得研究之处在于它存在的条件。这种现象实际就是资金互助，属于一种自发的民间金融活动，好处就在于，能解决短期的资金紧张，使穷人能靠亲朋友人的力量先办事，这在落后贫困地区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商业银行的行事风格是“只愿锦上添花，不管雪中送炭”，这本无可非议，因此，在小县城或农村要贷款，哪怕是三五千元，也很难拿到，而且银行做这样的小额贷款，收益也很小。农户要想找钱扩大生产，或者是搞点副业，一般有两个渠道：从亲朋处借款、借高利贷，前者容易造成出借方的经济压力，后者给借方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而“人情帐”就克服了这两方面的问题，赞助的人多，因此分摊的负担并不重，还可以分期偿还，不用支付利息。更有一个好处，拉近了人际关系，人们因为互相需要帮助，而加深了感情。
这种具有东方温情的民间互助融资方式多少有点可遇而不可求。“人情帐”之所以存在，有一定的环境条件。首先，有一个交际圈，这个圈中的人互相有了解，而且流动性较低；其次，形成了礼尚往来的习俗，如无特殊情况，有请应该必到，破坏这个规矩的人不多；再次，对等原则，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邀请人，而且要几乎等量地回报别人的赞助。这样，游戏才能持续进行下去。第一条很好理解，熟人朋友才有可能帮衬，如果流动太快，就失去了回馈机会，假设不求回报的人是不存在的。第二条，请你而不到，人家就不欠你什么，下次你请他，他也没义务必到，或者对方以前赞助过你，这次有事请你，你不到，你就失信了，如果多数人都这样，游戏同样不可继续。如果对方没有机会要你回馈，只有付出，也玩不下去。当地有个笑话，一个单身汉，总是被请去吃酒，但他家里就一个人，实在没有什么事值得去大张旗鼓地办，最后，有人出个主意，借家里母猪生崽办了一次庆贺酒席，把以前送出去的“人情”才收了回来。看来这条件还不难满足，找不到理由办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最后一条虽非不可或缺，但也比较重要，别人曾送你100元，你回报人家50元，你可以对每个人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虽然不至于很快终止游戏，但可能慢慢侵蚀这个系统的“融资功能”。
有些地方，比如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就很难具备前两个条件，人员流动快，外来人口多，大家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朋友关系，而亲戚大多不在此地，缺乏有一定规模的交际圈。再者，工作繁忙，有请不到是常事，大家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不多。“人情帐”虽是个经济现象，也有其人文底蕴，靠制度未必管用，风俗起到了维系的作用。这种非正式的融资安排对于较贫困的地区是很好的解决资金紧张的途径。最大的好处是几乎没有资金成本，这和目前一些农村出现的小额低息贷款不同，其中一个区别是，这种非制度的安排几乎没有成本损耗和监督成本，而很多农村互助贷款组织要有专人管理，虽然也有利息收入，但还是出现了无钱可贷、周转不灵的问题。最近有一项对2004年以来11家接受互助理念并自发组织农村合作社的开展情况的调查，其中梨树县1家、兰考县3家已实施了一年，其他7家因为合作层次尚未达到而未办起来。从已开办的4家的情况看，筹资金额偏小，最高的也不到4万元，借贷金额小，单笔一般在3000元以内，而且在风险控制上手续有五道防火墙之多。 “人情帐”这种方式融资额单笔就可以超过2万元，除去办事的费用，剩余的钱也有几千块，足够解决诸如买肥料、种子、猪苗等农业再生产的资金需求，不仅可以解决办事缺钱问题，还可以发展农副业生产。
“人情帐”背后“看不见的手”
“人情帐”和农村小额互助贷款都涉及钱的所有权的短期转移，但前者靠默契而后者有明确公开的制度性安排。目前看到的农村小额贷款利率多在6%左右，按互助基金总额为四万元估算下来，利息的收入不多，还要支付管理人员的费用，对于入股人的吸引力不大。而且一旦入了股，无论多少，这部分产权和经营权就分离了，每个入股的人更在意是否能“以小博大”贷到款，因此资本金总是处于短缺状态。而贷到款的人，再参与集资的动力就减弱了，这和惯常遇到的委托代理中的问题一样，在这种制度设计里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要求参与人要有较高境界的“助人的精神”，这多少和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有些冲突。
“人情帐”在这一点上显得更现实，参与人是自主自愿地赞助某个确定的对象，是一对一的互助，如果把“感情投入”也赋予一份“所有权”的话，那么赞助人交易的就不仅仅是钱，还有“感情的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额贷款也包含了“感情产权”的转移，但接受贷款的人是从代理人而不是直接由委托人处得到，而且贷款人还要支付利息，感情搀和了钱的因素，很大程度抵消了感情的价值。
比较两种方式的运行成本，可以分成有形和无形两部分。有形成本主要是参与人的经济负担，我们举个和实际情况比较接近的例子。假设每次人均送礼金100元，每个人一辈子有三次办事的机会，比如自己的婚事、父母的丧事，在自己的交际圈中有N个人，再假设每个人的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000元，人均寿命70年，而且只拿出10%用做这项支出的话，用初等数学方法就可以算出，如果每次办事目标筹集额为1000元，N大于110人就可以做到了，而每个参与人一年的支出为600元，也是可以承受的。凑齐这么多人并不难，在凌云这样民风淳朴的山区，一个人的远近亲戚就可能有三、四十人，如果以一家三口计算，每个人的朋友、同事和认识的熟人也有二、三十人，邀请过程并不困难。农村小额贷款与此类似，按目前情况来看，参与人实际出资额还远小于此数，之所以效果不好，还要从无形成本方面做个比较。我们可以把“人情帐”的交际圈和农村互助社都看作组织，那么，组织中的所有人必须有参加这种交易活动的持续性的动机或需求，要么是受到某种社会习俗或者制度的约束而不得不参加。参与农村小额贷款组织的动机和需求是有的，但不容易长久维持下去，贷到款的人目的已达到，需要他自觉发扬“助人的精神”，没贷到款的人如果觉得等候太久不合算，参加了也可能会退出。而且既然是自愿性的，就不能用制度约束去强迫别人参与。“人情帐”则不同，习俗是一个成本很低的推动力量，而且一旦参与，就拥有了要求别人回报的权利，形成了不断的利益链条，具有持续性。虽然无法量化计算，基本可以得出“人情帐”的无形成本较低的结论。看来，“人情帐”的总成本较低是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诺斯的基础上提出将制度定义为参与人对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比较制度分析》)。他试图用均衡博弈的思想说明当参与人的行动在各个时期相互一致时，会产生自我维系的内生性秩序。按照这个理解，“人情帐”背后的习俗就是这样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基于如果我尊重别人的权利，别人也将同样尊重我的权利的稳定预期，它的出现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理性和有目的的设计，而是产生于自利和理性有限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之所以有可能自发衍生，是因为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遵循这样一种约束实际上有助于每个人对目标的追求。似乎应了先哲休谟的话，两人划船不是靠相互承诺，而是凭着双方的默契或惯例。所有权的稳定性也是来自人类社会逐渐形成的惯例，来自侵犯产权所导致的不方便的反复经历。而且这些经历还告诉我们，尊重所有权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从而使我们对他人的未来行为更有信心。广西偏僻山区的这种习俗，它存在于人们的意念了解之中，但由于这种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和维系，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逐渐演化为共同信念-即关于对实际进行方式的预期。
行为实验与“人情帐”的制度化尝试
“人情帐”这种民间互助融资模式能否持续下去，能否普及开来，这是我更感兴趣的事。
把这种互助融资看作是一个交易，如果参与人都选择遵守规则，那么各获得总收益的一半。如果制度来自于习俗并形成一致的行为准则，那将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相应的道德判断，只要违反了这个规则，都会在人们心中自动产生消极的道德情感，如内疚、羞耻或焦虑，此时增加了消极道德情感的心理成本，它足够大时，行动人减去心理成本的收益就会小于遵守规则时的收益,此时参与人即使未受到第三方监督也不愿违反规则，这就是业已建立了习俗道德准则的结果。
抛开违规的心理成本，再从“受害人”身上看看他忍受损失而不退出游戏的极限。参与人一辈子要付出四万余元，如果游戏正常进行，他应该基本能收回这些投资。即便只能收回一半，从物质损失上讲，按70年分摊也能忍受，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对方完全不做出回报的“背信弃义”行为，这更多地是造成感情上的永久性伤害，但好在这种伤害是针对部分个人的，还可以设想这些债务转移到对方的后代偿还。YOUNG（1991）证明了一旦某种惯例建立起来了，除非遇到随机扰动或者人犯了错误，否则它将恒久不变，并自我实施。而且只要错误不是经常发生，该过程还将收敛于旧惯例。“人情帐”就是一个重复进行的博弈，只要参与人相信别人一定会遵守游戏规则，那么他自己偏离这个规则就是不合算的。参与人基于共同信念做出的决策决定了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制度表征，这样制度就成为自我维系的、浓缩于其中的信念也被参与人视为当然，除非发生了动摇共有信念的事情。如果违规的人太多，可能造成了对习俗的永久性破坏。
我们可以借助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抽出“人情帐”的实质性约束条件，检验一下这种方式能否在较大范围里推广。我们现在设计一个组织，并规定：
A) 组织内的有人提出赞助要求时，其他人要向要求人付出礼金；
B) 对等原则成立，回报要等量；
C) 有人违反上述两条之一时，要大声说出来，让组织里的其他人知道；
再假设每个人月收入固定，其中10%留作赞助礼金，其余可支配收入有自己决定用途，如消费、储蓄、投资等。
那么可以设想，总有人可能在别人提出支援要求时，手中已无足够的现金的情况，这时他可以临时向别人借一些，也可能会违反游戏规则。假如他违规了，对方就会说出来让其他人了解，下次轮到这个人寻求支援时，有很大机会遭到“以牙还牙”式的报复，其他人也可能因不信任而拒绝支援。当参与人事先意识到这个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要么遵守规则，要么一开始就不加入游戏；如果他偶尔违犯，在以后的时间里就必须避免再犯，以争取其他人的谅解，或者中途退出游戏。可以看出，让这个模式不能实行的障碍在于是否一开始就决定参与游戏，而在游戏过程中，依靠自我强化的机制是可以纠正错误干扰的。因此，习俗就是最根本的元素，没有这个习俗的维系，参加的人少就不可能实行起来。我们大抵可以丢掉“人情帐”的温情外衣而将其制度化，但对于习俗则无能为力。
从亚当斯密年代，人们就认同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制度可以弥补部分的市场失灵。其实习俗（文化）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也起着调节交易活动的作用。保持制度长期有效的成本是高的，风俗则不然；但制度失效时可以修改补充，而风俗一旦被破坏，则无法恢复，只有转而求助于制度。当然风俗从道德层面看也有好恶之分，但这并不属于经济学的传统研究范畴。经济学研究开始于市场和资源配置，逐步延伸到制度，象《比较制度分析》这样的新制度理论已将制度的研究拓展到了极致，文化习俗作为经济要素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到了关注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