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均衡
宋 圭 武
现代化不是一种局部均衡，现代化是一种整体均衡。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现代化。
现代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作为一种过程，现代化是从不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演进。作为一种结果，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状态。
从三位一体的角度看，现代化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完善的民主体制和理性的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它既表示这种结合的过程，也表示这种结合的结果。
市场经济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成熟市场经济的关键词是：交换、自由、效率。民主体制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完善的民主体制的关键词是：权利、人本、公正。人文精神有一个从非理性到理性的演变过程。理性人文精神的关键词是：诚信、劳动、慈善。其中，所有关键词中最核心的关键词是：人本、公正、诚信。人本是现代化的目的，人本为现代化提供目标和方向。公正导致一个人的投入与产出成正比例，所以，公正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积极性，从而也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和激励创新。所以，有了公正，现代化就有了动力。诚信的本质是遵守诺言，所以诚信是秩序的灵魂。有了诚信，现代化也就有了秩序保证。
和谐社会应当体现三位一体的均衡。
市场经济是目前人类所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通过交换、价格、契约等手段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最有效的激励。市场经济最大限度调动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同时，市场经济也使资本的权力得到了充分张扬。市场经济遵循的是货币选票原则。
民主体制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匹配的。完善的民主体制将通过一人一票制度，使劳动者的权力得到充分张扬。所以，市场资本权力的张扬将受到来自民主体制下劳动者权力的制衡。所以，市场化程度越高，民主化程度也应越高。这样既可以防止资本权力对社会的过度侵蚀，同时，也可以防止少数人对资本权力的过度侵蚀。对社会发展而言，资本权力与劳动权力的均衡是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的关键。
理性的人文精神是秩序的重要保证。诚信是理性人文精神的内核。诚信是一种内在约束，所以，诚信是秩序的灵魂，有诚信就有秩序。而秩序又是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一方面，秩序为人们的行动提供预期；另一方面，秩序减少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从而也间接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效率。反过来，一个社会若无秩序，则社会运行只能是高成本和高代价的。由于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赋予了个人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诚信在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下，将更彰显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另外，在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下，随着人们自由度的增大，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诚信、劳动、慈善为主题的人文精神也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温馨和安静。
当然，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资本的权力有可能进入民主体制，使劳动者的权力得到侵蚀，形成黑金政治等等。这需要靠不断地完善民主体制来解决之。
对应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应的政治体制必须是权力集中体制。因为权力不集中，计划也就落不到实处，或是计划落实的成本将很高。所以，计划经济内生权力集中型政治体制。
市场经济若与权力集中型政治体制相结合，其结果有可能是：资本权力就有可能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使社会更趋寡头化和垄断化，并且，腐败丛生，难以治理。
另外，权力集中型体制必然要求意识的集中与一元化，所以，权力集中型体制本质上是不欢迎独立的人文精神存在的，除非其为集权体制服务。
所以，计划经济、权力集中型体制、集权意识是三位一体的。但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均衡。因为在经济发展方面，由于难以找到有效的考核工具，所以难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在政治方面，由于缺乏监督机制，腐败及决策失误问题将难以有效解决；在精神文化方面，由于没有诚信的内生机制，结果是造假和浮夸将成为一大社会景观。
现代化有两种：内生与外生。
对于外生型国家，其现代化的起步条件是：改革与开放必须并举。
改革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难点。
开放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开放。这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灵魂。人是运用物质技术成果及执行制度和制度建设的主体。同样一件物品，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用途，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率。指南针既可以用来看风水，为祖宗找一个好的葬身之地；也可以用来航海和开拓疆域，为后人留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样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既有可能选出好人，也有可能选出坏人，这里就有一个人文精神的底蕴问题。一个不讲诚信、自私、物欲横流的人文底蕴与一个诚信、劳动、慈善的人文底蕴，导致的选举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在现实世界，再完善的制度体系，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总是有漏洞的。另外，人与制度相比，人是主动的，制度是被动的，执行不执行制度，决定权仍在人本身。所以，若没有人文精神的现代化，物质与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只能是扭曲和低效的，同时，制度层面的建设和运行也将是低效和高成本的。所以，引进国外现代化的物质与技术及制度体系，首要的是要改造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所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看，对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而言，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是更为关键的。
作者学术简历：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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