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中国依稀泡沫魅影?

梅德明 原创 | 2007-11-15 12:31 | 收藏 | 投票
    中国经济正进一步融入全球体系,政府管理部门也需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不论信息的公布还是与国际的交流,都需要有及时、有效和透明的体系;投资者也应明白,目前内地市场还处于半封闭状态,走出去是迟早的事情。在惊涛骇浪之中,一味“博傻”的策略,在退潮时,容易暴露出裸泳的姿态。
  古人云:“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拿今天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跟当年的香港、台湾、日本等地的资本市场相比时,并不是想得出简单的泡沫论结论,而是希望以此为鉴,折射出资本市场国际化之中的“暗礁”,使中国经济这艘航母能自由地在国际化海洋中顺利航行。
        10年轮回:当年香港股民与如今内地散户
  内地投资者难道真的是ATM取款机?事实上,当泡沫破灭时,不仅是内地投资者,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难逃劫难。在香港,上市公司的高管在金融危机后被迫破产或是退出行业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高管中不少人从此埋没于平民之中,有的进入普通公司做起了文员,也有的做了出租车司机,而记者听闻到最为离奇的结局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最终落魄于一家公寓做门卫接待员
  今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暴发10周年,也是美国次级债危机肆虐全球金融市场之际。进入8月份以来,在众人不断的怀疑与猜测中,香港股市震荡加剧,但却连创历史新高。自10月26日恒指成功站稳30000点大关之后,香港市场的气氛似乎趋于稳定,尽管看好与看淡势力之间的角力越来越明显,一天之内恒指波动数百上千点已成为平常事,但是投资者似乎已经不再恐慌。11月2日收盘之时,恒指再次重挫千余点,但仍站稳3万点大关。一位香港大市评论员感叹说:“现在落下千点已经不算‘重挫’,至少1500点才能吓退一些投资者。”
  繁荣的股市与楼市
  香港股市繁荣首先造就了一大批忙碌而富有的股票经纪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港资券商高管说,这几个月市况良好,其旗下有刚出道的年轻经纪人,已经创造了每月数亿港元的交易额。“如果按3.5亿港元交易额来算,这个经纪人每月至少为公司赚取60万港元,其个人也可以拿到30万港元以上分成。”他说。考虑到在1997年的香港牛市阶段,曾有经纪人创下一天100万港元佣金的纪录,上述年轻人的业绩绝非神话。
  这位券商高管介绍说,现在与股市紧密相关的金融机构职员,收入已经基本接近甚至开始超过1997年的高峰值,相比之下,尽管香港经济近年来运行良好,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水平还远未回到1997年的水准,一些低端岗位的工资离当年相去甚远。
  众人或许还记得,去年底高盛的创纪录分红曾在全球职场引发震撼。高盛当年支付员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创下164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比2005年上涨大约40%左右,每位高管可拿到2000万美元左右的年终奖,每名中层人员奖金也达到200万美元。
  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投行或券商的高级员工自立门户,做起了私募或成立自己的基金公司。摩根士丹利原中国区主席竺稼转入贝恩资本,是去年最具冲击力的新闻,随后有“红筹之父”之称的著名投资银行家梁伯韬,出任全球五大私募基金之一的CVC公司高级顾问一职。业内人士透露,不久前又有一位全球前五大外资投行的机构销售部主管离职,自己搞起了私募,成为近期职场内新的震动。
  股市牛气冲天,今年的香港楼市也不甘示弱。香港地产公司美联集团近日披露了刚刚经手的一笔交易:位于九龙擎天半岛一个约1800的低层单位售价高达每平方呎10028港元,与2004年相比,该物业升值高达72%。另一家地产公司介绍说,即使在港岛西环区相对冷清的一些楼盘,2001年至今升值也超过了52%;甚至在九龙一处毫不起眼的唐楼(无电梯、无保安的旧居民楼)区,不足20平方米的一房一厅套间(从大单位中隔出的小单位),半年来的房租也从1800港元升至2500港元。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中环的地价。88层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现在已然是香港的标志性建筑,2003年落成之时,正值SARS肆虐、港岛人心惶惶之际,每平米月租金仅为200港元,如今,这个价格可能还租不下这个大厦内地砖大小的面积——四年间该建筑的租金已经翻了8倍,达到1600港元。一间300平方米的办公室,光月租金就高达96万港元。
  在使处于非中心地带的金钟统一中心大厦,一位刚刚搬出写字楼的对冲基金经理对记者坦承,越来越高的租金是他们搬迁的唯一理由。管理数亿美元私募基金的他,所需的其实只是几张办公桌和一个外表较为体面的大厦,但若为此要付出过于高昂的成本,他觉得无法接受。
  历史是如此相似
  记得10年前,也是连续数月的牛气吹起了香港股市,而1997年香港私人住宅的平均价格屡创新高,一些楼盘的价格是1994年的近10倍。
  对比10年前后的香港市场,香港著名股评人、香港申银万国的联席董事郑家华说:“10年前,正是红筹股把香港股市的泡沫吹大;10年后的今天,又是大批中资股带动恒指不断冲高。”不过,他认为目前的情况还不可与金融危机时同日而语,或许中环的地价已经接近1997年的水平,但是九龙和新界的地价,远未达到当时的疯狂程度。
  除了感谢中资公司,香港投资界还应该感谢内地投资者,因为他们造就了大量的股市繁荣,看到30000点还勇敢往里冲的,很多正是期待内地股民的“港股直通车”,虽然这趟“车”迟迟未发,但是香港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提前消费”。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龚方雄曾经走访了许多美国的基金经理,他们都坚定地相信,被推高的恒指将会由内地散兵游勇来接手。
  或许这种心态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巴菲特偷偷卖掉大量中石油的股票时,香港的国际基金仍未退场。最早预言当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分析说,今年以来,港股总市值上升了6万亿元(不计新股发行),一般推动市值上涨需要10%左右的资金,这样算来,流入香港股市的资金约有6000亿港元。若其中半数是海外资金,则高达3000亿港元左右,约合380亿美元。
  内地投资者难道真的是ATM取款机?事实上,当泡沫破灭时,不仅是内地投资者,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难逃劫难。记者接触的香港股票经纪人回忆近10年历史时,都会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他们眼睁睁看着某些客户经历了从富翁到“负翁”的大起大落。
  一位从业10多年的经纪人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的两个内地客户是如何大起大落的。他回忆道:“1997年危机刚暴发时他们还顶得住,还有能力买下两家上市公司的大量股票,做起了大股东,但好景不长,在随后危机的余波中,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在一天之内暴跌80%,控股权被他人轻而易举地夺走。”
  在香港,上市公司的高管在金融危机后被迫破产或是退出行业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高管中不少人从此埋没于平民之中,有的进入普通公司做起了文员,也有的做了出租车司机,而记者听闻到最为离奇的结局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最终落魄于一家公寓做门卫接待员。
  和股市一样,当年从峰值跌落谷底的楼市,也给许多人留下永远的痛。一位地产经纪人向记者介绍,当年由于银行利率低,不少人一口气买了10套甚至几十套房准备转售或是腾出许多套间出租,结果危机一来,许多人被迫半价甚至低于半价出售,损失惨重;许多年轻人不堪失败,从买入的楼房飞身而下。一位当年的投资者对记者表示,自己当年也曾一口气买下三套房子,交足500万港元定金,结果危机冲击之下,被迫放弃定金。“假如我不放弃那500万港元,当年我就得破产。”他庆幸说,“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房子的价值还不到当年的1/3。”
  历史会否再现?
  没有人希望10年前的历史再现,但目前不断被推高的恒指却不断挑拨投资者那根敏感的神经。“当时的香港股民有点像今年的内地散户,觉得股市每天都应该赚钱,楼市价格也只可能更高不会更低,大家还认为明年工资会再涨10%。”郑家华回忆说,“但是经历过这几年动荡的香港人都有点怕了,现在他们的投资相对会谨慎很多。”
  郑家华坦承,自己也曾经历过当年的劫难,有点恐高,他刚刚抛掉了手中的大部分股票,“我喜欢口袋中有钱的感觉。”他说,“现阶段是牛市,赚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考虑如何做到未来市场急剧波动时还有钱花。”
  而某外资投行的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对记者表示,自己不久前已经卖掉了巨幅升值的房子,现在全家租下香港半山的一处豪宅公寓。“每个月按揭的钱已经远远超过我现在住的地方,我没有理由不卖。”他说。
  尽管美国次债风波似乎远未结束,尽管11月2日恒指大跌超过千点,大多数分析师认为近期内恒指还不会严重下挫。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李晶认为,如果一年内恒指上升至39000点,她不会太惊讶,但是如果急升,则有风险。
  11月2日,里昂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Jim Walker出席亚洲协会的午宴后表示,港股在未来12个月有可能出现大幅调整,从高位回落15%,但不排除短期内在资金进一步从中国内地以及环球市场流入的前提下,恒指可再上升,甚至于一年内升至40000点。
  他认为,外界估计恒指有机会调整3000至4000点的说法有点保守,恒生指数公平值应处于25000点。
  Jim的判断主要基于美国经济的衰退预期及次债风险的不稳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级代表史蒂芬·施瓦兹(Stephen Schwartz)同日也表示,IMF已经向下修订了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0.5个百分点,由5.2%下调至4.7%,主要因为美国经济持续放缓,预计明年美国增长预测仅1.9%。同样,由于中国采取紧缩政策,他相信中国明年经济增长会由今年预期的11%,回落至10%。
  但是史蒂芬认为,再次暴发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目前亚太区内的形势与当年大相径庭:企业的负债水平已有所减少,财务状况较以往稳健,而区内银行及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率亦有所下降,资金更为充裕。他认为,虽然不能排除再发生金融危机可能,但各市场的抵御能力已提升,对外来冲击的警觉性亦已提高。
  同一天举行的亚洲银行协会(ABA)年会研讨会也对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亚洲银行体系演变作了回顾和展望,ABA主席、台湾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董事长金融蔡友才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目前亚洲银行普遍提高了自有资本的比例,并大幅度改善了银行的财务强度,同时各金融当局10年来进行的金融管理机制改革也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些都能更好地应对潜在的金融动荡。
  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对于香港金融体系信心十足。他表示,本港是亚洲区内首个实行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地区,银行业界早于三至四年前已着手筹备;此外,目前香港银行及金融制度稳健,与10年前出现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不同,他个人认为,外来资金持续流入,不会对香港构成太大的资产泡沫危机。 
        台湾股市崩盘警示:新台币升值40%后上演大悲剧
  “当新台币升值差不多了、股市涨得差不多了时,热钱不再进来,把股指推高的外来资金戛然而止,开始抽逃。”
  股市泡沫的破灭使股市和楼市双双下跌,导致金融系统开始发生经营危机,许多贷款者相继破产,银行的呆账和坏账大幅增加
  17年前,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的中国台湾地区积累了十余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后,作为其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也迎来了巅峰期。
  在当时台湾当局宣布取消资本利得税的利好消息刺激下,已经历两轮暴跌的台湾股市迅速收复失地,股指先创出9000点的新高,再在几天内如外界期待突破万点大关。
  1990年1月,台湾股市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创出了12495点的新纪录。当时,市场乐观情绪的弥漫已经无法控制,股民认为股指将很快突破15000点。
  在整个岛内笼罩的“全民皆股”的亢奋气氛之下,支撑台湾股市的最后一块骨牌却瞬间崩然倒塌。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随后的海湾战争,终于刺破了这个超级股市泡沫。从1990年2月到10月,台湾股市由12682点狂泻到2485点。大盘在8个月内竟然跌去10000余点,跌得只剩下“零头”,跌幅高达80.4%。此刻,投资者才真正领悟到股灾的可怕,认识到股市的巨大风险。
  面对数以亿万计资本灰飞烟灭的局面,分析人士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这轮股市泡沫破灭的成本最终主要由四种人承担:投资经验欠缺的个人投资者、挪用生产经营资金炒股的“不务正业”的机构和企业、举债炒股的个人投资者及非理性投资者。
  审视17年前这场似乎并不太久远的股市闹剧,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泡沫探源
  台湾股市从启动到泡沫顶点经历了5年时间。1985年7月,台湾股市启动于600多点,1987年10月到达4600多点。不过,受美国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灾的影响,台湾股市旋即狂跌了近3个月,一直跌到2300多点。之后行情迅速恢复,至1988年9月攀至8870点的高点。接着,受台湾金融监管当局宣布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影响,台湾股市开始了第二次暴跌,最低跌至4873点。
  随后,监管当局在投资者的巨大压力下,宣布取消征收资本利得税的计划。1989年上半年,台湾股指快速收复失地,到6月创下9000点的新高,此后的一路疯涨、狂跌一如上述。
  股市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涨跌无疑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台湾股市此轮上涨的成因,首先是台湾地区经济持续高增长。1951~1987年,台湾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居全球之首,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为台湾地区赚取了巨额外汇。1988年底,台湾地区外汇储备达76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是当时人均外汇储备最高的经济体。当时,台湾地区的外贸顺差占了地区经济总量的30%。
  其次是新台币的升值预期让境外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台湾股市。当时,美国多次以台湾当局人为操纵汇率为由,威胁使用《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逼迫台湾当局放宽汇率管制,让新台币升值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台湾当局屈从之后,新台币开始大幅升值,短短3年时间,新台币升值了近40%,从1美元兑40元新台币升至1美元兑26元新台币,创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的纪录。
  在外汇堆积和升值预期的合力之下,流动性过剩状况开始凸现:对新台币的升值预期使得境外热钱大量涌入岛内,加上长期经济增长累积的居民财富原先以高额储蓄累积在银行体系,一时大多因利率不断走低而从银行体系流出,一起造成了当时台湾地区过剩流动性难以消除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各种资产的价格飙升,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在短时间内翻了两番。
  在资本市场外力的夹击之下,内在投资渠道不畅无疑为台湾股市的火爆浇上了疯狂之油。当股市启动以后,在股市赚钱效应的吸引下,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热情被唤起,开始蜂拥入市。截至1989年底,台湾地区的股民开户数已高达500万户,可以说当时台湾地区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参与“股市狂欢”。
  “甚至出现了和尚、尼姑买股的盛况。”对当年19个跌停板记忆犹新的台湾元福证券公司驻上海首席代表翁基能说,“可见当时台湾股市火爆到什么程度,就像现在大陆有媒体报道小学生炒股一样。”
  泡沫破灭
  泡沫在破灭前总是耀眼夺目的,台湾股市泡沫也是如此。由于股民的每只股票都可以拥有一个账户,当时在台湾地区,被账户管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证券公司都纷纷把保管业务外包给台湾证券集中保管公司,“而此时股市的风险也在集中,尤其是台湾地区的融资融券业务和T+2的交易制度让信用乘数的风险放大,这让本已风险居高不下的台湾股市雪上加霜。”一位台湾地区资本界人士分析说,“就像当年荷兰的郁金香神话一样。”
  在庞大的内外资金包抄下,台湾股市的筹码显得供不应求,一些股票股价一飞冲天,出现了2000多元新台币/股的股票。同时,物价也开始飙升,一时间上演了一场“鸡犬升天”的资本闹剧。
  “当新台币升值差不多了、股市涨得差不多了时,热钱不再进来,把股指推高的外来资金戛然而止,开始抽逃。”台湾地区“立委”、著名财政问题专家刘忆如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
  泡沫破灭之后,连锁反应开始出现,首当其冲的是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新台币持续升值使台湾地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削弱;同时,经济泡沫时期,岛内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攀升,使台湾地区的传统产业企业大量倒闭或大规模外移,传统产业迅速衰退,引发了产业空洞化趋势;此外,股市的剧烈震荡对金融系统影响甚巨。股市泡沫的破灭使股市和楼市双双下跌,导致金融系统开始发生经营危机,许多贷款者相继破产,造成银行的呆账和坏账大幅增加。 
  “本来是快乐的成长,结果变成了痛苦的布防。股市火爆让很多企业不做主业,而去做股票了。”刘忆如说。
  破灭启示
  鉴于目前大陆股市火爆,“泡沫论”也相应产生。但刘忆如说,台湾地区当年在汇率政策上受到美、日、欧的压力,资本门户洞开,而大陆资本管制相对严格,境外资本对大陆股市资本的赚钱效益,很大程度上是“看得到吃不到”,资本进出都不容易。
  刘忆如还说,大陆企业基本面和盈利状况不错,而且盈利时间较长,因此目前就断言“大陆股市泡沫破灭”为时尚早。
  “大陆与台湾不同,大陆的经济发展不均匀,各省市经济发展差异化程度很高。沿海企业获利相对饱和之后,很多企业开始内迁到二、三线城市,其盈利继续快速增长。”刘忆如分析说。
  股市有暴涨必有暴跌,这是资本市场的潜在规律,但关键是股市什么时候会暴跌?或者说股市什么时候开始具有暴跌的可能?
  一般来说,股市进入泡沫阶段后,随时都有暴跌的可能。目前,国际上诊断股市泡沫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分别是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的比重法、市盈率法、美联储模型法(Fed Model)和托宾Q法。
        东邻人担忧中国:依稀看到当年热钱魅影
  东京湾海底的无名地块,被人当作了向银行贷款的担保。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银座五丁目的警察岗亭,也被16人当作私产抵押,在银行申请到了共计630亿日元的贷款
  日本八佰伴集团宣告破产时,和田一夫总裁留下了痛苦的泪。他用两句话概括了日本这家最大的百货超市集团失败的原因:一是不该圈地建店,二是不该相信银行。
  和田一夫发出这一声悲叹,是在1997年。这一年的9月18日,八佰伴破产。当时,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已过去整整8年。在这8年中,日本经济始终在深渊里徘徊,八佰伴终于未能挨过这一沉重打击,在日本经济舞台上黯然消失。
  让我们回过头来,冷眼相看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
  银行盲目放贷 热钱大炒地产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人把它称为“高度成长期”。经过战后20多年的复兴,日本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索尼、松下、丰田等一批民营企业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技术创造后,由内向型企业转变为外向型企业,并逐渐发展成跨国集团。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的出口大增,尤其是汽车、家电行业成了日本出口创汇的龙头企业,并因此带动了钢铁、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走私货如“808”双卡收录机也在中国市场泛滥,甚至中国的城市家庭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日本的TDK录音带。
  为了遏制日本的贸易顺差,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五国1985年制定了《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一年间从240:1飙升至120:1。为减少出口损失,日本资本开始纷纷转入国内市场。而日本政府为了支持企业维持高出口额,大幅降低利息,扩大对企业的贷款,结果造成国内市场流动性大量过剩。
  已于2001年同住友银行合并(成为三井住友银行)的日本樱花银行前总裁横田昭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回忆道,当时由于日本的产品大量出口,企业挣得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的银行。银行收到这么多存款后开始犯傻:该怎么办?于是,放贷成为日本各大银行的当务之急。樱花银行从董事到各支店的员工,每人都有放贷指标。最多时,一个普通员工每个月的放贷指标高达2亿日元。
  结果,那些背负指标的银行职员如同做传销一般,先从自己的亲戚朋友下手。只要你有工作(哪怕是临时工)、有住址,都可以轻易地获得贷款。如果你有房子或土地作担保,那么贷款的金额都可以超过百亿日元。
  于是,东京湾海底的无名地块,也被人当作了向银行贷款的担保。更离奇的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银座五丁目的警察岗亭,也被16人当作私产抵押,在银行申请到了共计630亿日元的贷款。
  以一曲《北国之春》唱红日本列岛的千昌夫,当时正是红得发紫的歌手。第一家银行找到他时,建议他投资夏威夷的五星级酒店:“日本人成群结队地跑到夏威夷去举行婚礼,在那里建一座五星级酒店绝对有必要,而且一定能够赚钱。”千昌夫困惑地说:“我没有东西可以担保。”银行说:“你的名字就是最好的担保。”结果,先后共有五家银行向千昌夫放贷。他在夏威夷不仅投资了酒店,还投资了高尔夫球场,五家银行贷给他的总金额达到2700亿日元。
  “那时候的日本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有人对日本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三菱地所的社长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把纽约的洛克菲勒大楼买下来吧,那可是美国最高的大楼呀。一年后,三菱地所果然宣布花2000亿日元收购了洛克菲勒大楼,并在大楼的最高处插上了日本国旗。”采访过这一收购案的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中村芳平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感觉到困惑,“日本人真的发疯了。”
  来自银行的大量贷款很快流入房地产市场,最有代表性的是银座的地价,在1987年一年中涨了40%。同一年,东京的房价也涨了53%。那些埋头上班的公司职员们生怕房价不断涨上去,忙着向银行贷款买房子。而房地产开发商更是组织一帮无业人员扮成购房者深夜排队,由此煽起了浩浩荡荡的全民购房之势。
  4年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银座地价暴跌六成,原先1亿日元的房子跌至4500万日元。高高兴兴搬入新家没多少日子的白领们,一夜之间变成了“房奴”。美国人也最终从三菱地所手中买回了洛克菲勒大楼,并让“日本小子”(美国人如此称呼三菱地所)净亏了近1000亿日元。
  圈地开店 八佰伴破产
  在泡沫没有破裂时,几乎所有人都坚信,东京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和国际机构前来建立分支机构,因此其商业地产会越来越吃香。而在土地资源奇缺的东京,拥有土地就意味着拥有未来。和田一夫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
  八佰伴集团创始于1928年,刚开始是伊豆半岛热海的一家蔬菜店。和田一夫从父亲手中接过这家蔬菜店后,引进了美国的超市模式,从上世纪70年代起把八佰伴发展成为一家连锁超市公司。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八佰伴已经把超市开到了南美和新加坡。
  在泡沫经济的漩涡中,八佰伴做了一件一般人眼中的“正常事”:圈地开店。当时,八佰伴的经营业态已经从一般的超市,发展到了大型购物中心。在地价天天上涨的情况下,“圈地开店”不仅可以保证地价与房价的同步升值,而且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公司的业绩。八佰伴的雄心得到了银行的大力支持,多家银行跟着八佰伴一路投钱。和田一夫更是在1990年把八佰伴的总部从日本迁到香港,让这家以蔬菜摊起家的日本公司一下子拥有了“国际巨头”的良好感觉。在其最兴旺的时期,八佰伴的海内外店铺总数达到400家,在上海浦东也开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百货公司“上海第一八佰伴”。
  当时头脑发热的不仅是八佰伴,还有“大荣”等超市集团。日本的商业企业,几乎在这一时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大力发展商业地产。结果,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顿时变脸逼债,八佰伴和大荣则陷入困境。
  1998年,八佰伴在融资无门的情况下,把一部分店铺卖给了大荣,好不容易筹集到了320亿日元的资金,又给银行盯上。当时,八佰伴的最大借贷银行是东海银行。东海银行得知八佰伴筹集到这笔救命款后,立即赶到八佰伴总部,对和田一夫说:“你先把欠我们的钱还上,这样消息一发布,公司的股票就会涨。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贷给你,你不就一举两得了吗?”后来,和田一夫用“昏了头”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思维与情绪——他居然相信了银行的话,结果这笔救命钱一去不返。
  八佰伴在无钱偿还货款和支付员工工资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宣布倒闭。当然,坑了八佰伴一把的东海银行,几年后也因为大量不良贷款而跟着破产,演绎出一出你死我活又同归于尽的泡沫悲剧。
  租房经营 洋华堂成功
  就在各大商业集团纷纷买地开店的同时,有一家商业企业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租房开店。这家公司就是“伊藤洋华堂”。当时,许多人对于伊藤洋华堂的做法大为不解:地价天天涨,房价日日高,伊藤洋华堂只要圈一块地造一家百货公司,几年后投资成本就收回来了。银行也是如此劝说伊藤洋华堂。但是,公司总裁伊藤雅俊就是坚持租房开店,“有钱时我开店,没钱时我退租,这样公司经营自由自在,没有还贷的压力。” 
  在这场历史性的泡沫惨剧中,日本这么多商业企业,唯有伊藤洋华堂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在中国成功地开了6家百货公司,还收购了美国的“7-11”连锁便利店,成为世界最大的便利店集团。
  伊藤洋华堂现任总裁铃木敏文是公司创始人伊藤最得意的助手,也是把“7-11”便利店引进日本并最终实现“小鱼吃大鱼”的成功经营者。他在接受日本《财界》杂志访问时这样总结自己面对经济泡沫的经验: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如波浪一般,有起有落。作为经营者,如果只看到波浪高起时,而不知道波浪也有下落时,那么红极一时最后失败是十分必然的事。企业发展中如何抓住商机居然重要,但如果一味地追求暴利、急功近利,而忽视了企业经营最基本的东西——量力而行、稳步发展,那么,企业的经营风险就会变大,要造就一家百年企业会难上加难。
  伊藤洋华堂于1997年进入中国内陆地区重镇——成都开店,取得经验后移师北京,如今成为外资商业企业在中国的成功典范。迄今,伊藤洋华堂在中国依然是租房开店,把企业经营的风险和投资成本降到最低。
  银根收紧 泡沫破裂
  对于日本泡沫经济为何会崩溃,说法众多。但有一个直接的因素不可否认,那就是日本银行(日本央行)的政策干预。
  日本银行前总裁三重野康有一个恶名,叫“平成恶鬼”(平成是当时日本的年号)。1989年,三重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在这之前,他就警告日本社会:“日本经济就像是一堆搁在火上的干柴。”为了给日本火热的经济浇一盆冷水,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三重野把央行向商业银行放贷的利率(称为“公定步合”)三次提升,一直提高到4.25%,一年后再次提高至6%。这一严格的金融紧缩政策迫使商业银行采取了一个极端的做法:命令银行全体职员收回贷款。由此,日本经济就像一只膨胀的气球突然被扎了一针,蔫了。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原油价格暴涨,日本企业的经营利益受到巨大打击,股市随即暴落。日经平均指数从1989年12月的38915点跌至1990年10月的19980点。糟糕的是,日本经济倒退导致日元贬值,国债遭到抛售。股市暴落、日元贬值、国债抛售,三重打击使日本泡沫经济全面崩溃。这一崩溃,导致日本经济停滞了整整15年。但也有人说,如果当时三重野不采取急刹车的措施,日本列岛可能已经“沉没”。
  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拉动,日本经济到现在还可能没有从泡沫崩溃的低谷中完全走出来。也正因为经历过如此沉痛的教训,日本人也一直在为中国经济的现状担忧,因为他们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依稀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 
        理性繁荣与非理性“博傻”
  中国经济正进一步融入全球体系,政府管理部门也需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不论信息的公布还是与国际的交流,都需要有及时、有效的体系;而同时,投资者也应该明白,投资完全是后果自负,“博傻”只会最终害己
  采访香港基金经理和大市评论员多了,有些人也愿意私下向记者透露自己的投资组合以及近期的盈利情况,当然,大部分人收入颇丰。有不少人今年上半年便已经赚取了300%的利润,但仔细盘问之下,会发现这些人赚钱并不只是看得准,而是因为跑得快,在大市出现大幅度调整之前,便抛掉手中的大部分股票。
  一位经常接受采访的香港私募基金老板甚至给自己订下铁律,达到20%的回报便要抛出一定比例的组合。正是他,在当年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在危机到来之前半年,把旗下的所有基金悉数抛给了某资产管理公司。
  反观内地市场,记者所接触的一些内地的投资者,颇有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手”的心态,一些专业投资者甚至笑称自己就是在市场上“博傻”——当然,从他们的语气中,显然不会认为自己是最傻的那位。
  是什么造成这种巨大的心理差异?谢国忠对记者说,香港人被金融危机吓怕了,而内地的牛市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让大家开始有了一种赚快钱的心态——这也正是1997年以前香港人的心态。
  每个稍有点年纪的香港人回忆起十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的感受,都会变得语重心长,有人带着自嘲的笑,有人面带苦涩,大都有一种无奈和后悔,这是因为危机前后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虽然近十年的发展让香港经济回升,却无法抹去许多人对那场变革的痛。但是这种痛反而让人珍惜现有的财富,而绝不拿来作“博傻”的赌注。
  相信内地投资者很难体会到香港人当年的复杂心情。否则经历多次的股市低迷之后,不会仍然有如此之多的“博傻”股民,甚至是专业投资者存在。
  如今,喜欢“博傻”的内地股民即将搭上“港股直通车”出境,这已经引起全球投机者的兴趣,他们推高港股等着“博傻”。难怪JP摩根的经济学家龚方雄曾在一个香港媒体见面会上有点无奈地说,如果开放直通车,内地投资者最终会得到惨痛的教训,在此之前,他们的行为依然是非理性投资。
  真不希望龚方雄的话成为现实,从这点上说,暂缓“港股直通车”的决策虽然令港股下跌近3000点,却是某种程度上对未来内地股民的一种保护。
  但仅靠政府的保护是不现实的,消除谢国忠所言的“赚快钱”心态,回归理性价值判断才是投资根本。
  龚方雄预言的结局有点令人伤心,但可能也是让投资者回归理性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可以令投资者长期铭记。有关部门虽然一直倡导投资者教育,可实际的结果却往往招至投资者的“政策左右市场”骂名,可能还是放手让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来解决问题更好一些。
  说到政策左右市场,记者在采访中还深刻地体会到,香港的投资者显然对政府政策的敏感度更强。他们会及时关注政府出台政策的深层原因,以及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并会据此开始理性行为;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公众传达政策信息,以便投资者参考,甚至官员也要随时准备接受传媒的质询。
  香港一直以市场经济为荣,同时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但实际上投资者并不完全反对政府为市场做些有益的事。正如不久前政府增持港交所的消息公布之后,投资者反而继续极力捧高港交所股票,一些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大多数唱好的媒体声浪中。
  反观内地,政府如果不是“出其不意”或是“出重拳”似乎很难取得市场的回应。正如今年央行连续九次提升存款准备金,却只有两次令市场冷却;更离奇的是,在5月30日的市场暴跌之后,投资者似乎仍然没有领会到政策制订者的用心,令A股泡沫越吹越大。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是政策部门没有及时准确地传达信息,还是投资者的反应过慢?抑或是双方都有一定责任,值得有关部门好好研究。中国经济正进一步融入全球体系,政府管理部门也需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不论信息的公布还是与国际的交流,都需要有及时、有效的体系;而同时,投资者也应该明白,投资完全是后果自负,“博傻”只会最终害己。
  上周沪深股市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不知道那些“博傻”的人之中,有多少让别人成了傻瓜,还是发现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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