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休谟最后的日子

斯密在休谟最后的日子

1776年，思想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斯密（1723—1790年）《国富论》的出版和他最好朋友休谟（1711—1776年）的去世。

休谟患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1775年春，他已经感觉到内脏不适。后来，经常腹泻，伴有大量出血。对待死亡，休谟有着超人的乐观态度。“基督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听从天意，但却啜啜泣泣死去。相比之下，他更坦然，对人终有一死这个必然趋势真正处之泰然。”[i]

但是，休谟心里也有放不下的事情。这就是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该书写于1750年，充满激烈的反宗教观点。由于有朋友提出这部著作的出版可能导致教会的攻击，写出后就没有出版。休谟暂时放弃《对话录》的出版，一是担心影响自己的前途,但更主要的是担心牵连朋友。休谟虽然因为自己的反宗教观点而受到排挤和打击（在教会控制大学教育的背景下，休谟一生都没有能够进入大学任职，而这正是他的朝思暮想，也是他羡慕斯密的地方），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以自己的达观、开朗、大度对待这一切。时过境迁，时代风气渐趋自由和开放，主流意识对休谟也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宽容。休谟对《对话录》有着一种慈父般的自豪感，没能出版是他最大的憾事。现在面临死亡威胁，休谟决定要出版此书。如果能活下去，就自己出版；死了的话，就委托朋友出版。

休谟首先想到的是斯密。

1740年，通过哈奇森，斯密结识了休谟。当时的休谟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而斯密仅仅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休谟很早就研究经济问题，他的思想对斯密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在《人性论》[ii]中，休谟已经表述了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原理，即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理性考察人们经济利益相互性的背景下可以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这启示了后来斯密提出的著名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1752年，休谟出版了《政治论丛》，这实际上是一部经济学论文集。在这部书里，休谟提出了“汇率自动平衡机制”、“经济机会自动转移机制”、“通货膨胀有益论”等具有重要创新性质的理论，还系统完备地阐述了“货币数量论”。休谟的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在苏格兰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了斯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休谟不仅在思想上影响着斯密，在其他方面也给过斯密重要帮助。斯密生性闭塞、谨慎而腼腆，而休谟则开朗、大方而善交际。这决定了休谟在人际关系方面可以给斯密指导和帮助。[iii]斯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担任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并带领他到欧洲游历。当时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法国人似乎比英国人更加喜欢休谟，休谟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巴黎上层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利用自己的影响，休谟将斯密介绍给了法国上流社会。正是在游历法国期间，斯密开始写作《国富论》；也是在法国期间，通过与重农学派的魁奈和杜尔哥等人的交流，斯密丰富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

休谟在巴黎春风得意。意欲晚年定居巴黎。当他向斯密提出这一想法时，对大陆生活缺乏热情的斯密提出反对意见。“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别到这个国家来安家落户，让我们把有生之年在海峡的同一边度过吧。在此期间我们仍然可以来巴黎，我们可以一道制定我们今后生活的计划。”[iv]

斯密从欧洲大陆回来后，在格拉斯哥从事研究和写作，而休谟则长期生活在爱丁堡。两地虽然相距不远，坐马车也需要几个小时。但是，仅仅为了见面说话，他们愿意经受这种颠簸。休谟总是将斯密看成是自己的知己。高兴的事，烦恼的事，学术的事，生活的事，甚至人生的规划都毫无保留地向斯密倾诉。从休谟给斯密的信中，可以体会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

“请告诉我为什么今年冬天没有见到您？我们希望这只是由于您事务纷繁而没有别的原因。但是您要注意的不仅是勤劳，还得有坚持的精神。”[v]

“我们要设法将您弄到这个城市来”，“我们以您重视我们与您作伴而自鸣得意。”[vi]

“亲爱的斯密，假使您和我在一起，我们现在将为不幸的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的死共洒一掬同情之泪。”[vii].

“我十分企望能同您畅叙交谈”，“我建议您能到我这里来，在这偏僻之地同我一起度过几天。”[viii]

“请过来和我们生活一段时间。”[ix]

“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您。”[x]

1773年，斯密到伦敦准备修改和出版《国富论》。当时他身体不适，于是委托休谟，一旦他出了问题，处理他留下的文稿。

现在反过来，休谟面临真正的死亡威胁，只能委托他最好的朋友处理后事。1776年1月4日，休谟立下遗嘱：“我把我的全部手稿毫无例外地留给我的朋友，格拉斯哥大学前任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博士，并请求他出版包括在这批遗稿中的我的《自然宗教对话录》。……我还要托付他全权处理除上述《对话录》以外我的全部文稿。我们之间存在有亲密无间的友谊，我也完全信任他会忠实地履行我遗嘱这一部分有关的责任，但是，作为他费心出力校订和出版这部著作的一点点报酬，我还是要遗赠给他200英镑，一出版即付。”[xi]

当时，斯密正在伦敦处理《国富论》的出版事宜。

斯密不愿意履行休谟的遗嘱。尽管离开了学校，斯密的思想舞台还是学校，而当时的学校是受教会控制的。而作为怀疑论代表人物的休谟，他的思想是反教会的。斯密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想起当年在牛津大学时因为阅读休谟的书籍而遭到迫害的事件。现在，《国富论》即将出版，他在思想界的地位正在上升，他当然担心替休谟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这样的反宗教著作会对他的前程造成的不良影响。

对休谟的请求，斯密迟迟没有作出回应。

不仅因为要处理遗嘱，更因为思念。1776年3月8日，休谟致信斯密“我同您一样懒于写信，可是终因很想念您，还是拿起笔给您写信。……我家里为您腾出的房间一直空着，还是就来吧，我一直在家等着。……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您如果还迟迟不来，您可能也就再也见不着我了。”[xii]病痛和思念一起折磨着休谟，他显得有些焦虑了。

第二天，1776年3月9日，《国富论》出版。

重病中的休谟坚持将将该书读完。在1776年4月1日给斯密的信中，对朋友成功的那种真诚的兴奋溢于言表。 “写得好！真出色！亲爱的斯密先生：您的著作真让我爱不释手，细读之后，我焦灼的心情一扫而光。这是一部您自己、您的朋友和公众都殷切期待的著作，它的出版是否顺利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现在我可以放心了。”[xiii]休谟真诚地为朋友高兴。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希望早点见面。

《国富论》的出版，为斯密再次带来巨大的声誉。他继续悠闲地呆在伦敦，享受着掌声和鲜花。但休谟的病情却一天天在加重。

4月中上旬，休谟的医生，也是斯密和休谟的共同朋友布莱克致信斯密，告知休谟病情在恶化，“请尽快来，有您陪伴，他会好受些。”[xiv]

斯密从伦敦返回苏格兰。而此时，休谟接受朋友的建议准备到伦敦治疗。他们在半路上相遇，斯密陈述了自己不愿意接受休谟遗嘱的想法。随后，斯密回科卡迪探望母亲，而休谟继续前往伦敦。

斯密的态度让休谟感到很沮丧。5月3日，在巴思温泉治疗的休谟致信斯密：“如果我死了，而您又决定永远不出版这些文稿，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它们封好放在我哥哥家里，并附文说明您保留您认为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要求收回这些文稿的权利。”但是，休谟还是心存一线希望，希望自己最知心的朋友能够理解并帮助自己。“有鉴于该著作的性质以及出版对您的处境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主张，什么时候出版或者究竟出版与否，这都任您自由决定。”[xv]

斯密迟迟没有回信。6月12日，休谟只能修改遗嘱，指定斯特拉恩（朋友，伦敦出版商）作为自己的全部遗稿的管理人和全权所有者。

斯密6月16日才回信。信中，对休谟最关心的遗嘱问题只字不提，而是大谈治疗建议，大谈矿泉水对治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7月14日，休谟邀请比较要好的朋友们，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斯密参加了这次特殊的宴会，在爱丁堡盘桓几天后回到科卡迪。

8月7日，休谟对遗嘱进行了补充，要求斯特拉恩在两年内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和另外两篇违禁论文。如果斯特拉恩在两年内不出版，则版权交给休谟的侄子，由他出版。

休谟对斯密似乎还不死心。斯密是他最好的朋友是他唯一引为知己的朋友，而《自然宗教对话录》是他最珍爱的著作。他对由斯密亲自出版该书还心存侥幸。8月15日，休谟致信斯密，提出《对话录》除了给斯特拉恩一份，他侄子一份，再抄一份给斯密。“假使我死后五年内还不见出版，本书版权就归你，您看如何？请立即回信。我的健康状况不容我等上几个月才看到您的回信了。”[xvi]休谟的语气已经是恳求了。

休谟的信被送信人忘在家里，一周后斯密才收到。8月22日，斯密致信休谟，“我将非常乐于接受您赠送的一本对话录。万一此书得到出版前我就不幸死了，我手头的这一本一定设法托人精心保管，使它完好无损，就像我能活到一百多岁而又亲自保管一样。至于万一您死后五年内此书始终没有出版，您就把版权交给我，这由您决定，您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这种口气，现出搪塞和推诿。对一个临死的人的请求，斯密的这一态度着实让人寒心。斯密还表现出对斯特拉恩的不信任，“不过我认为您不该对斯特拉恩说那样的话，就是，如果他在一定时期内不出版本书，他就会有某种损失，这对他是一种威胁。他拖延出版的可能性很小。而果真有什么事使他拖延了，您这么一说，他正好可以用作满意的托辞为自己那样作辩解。那样一来，我再遵嘱出版，人们就要说我是为了谋利，不是为了怀念友人，才出版一本连同样考虑谋利的出版商都没有出版的书。”[xvii]其实，斯密最终还是为了保护自己。他很害怕和《对话录》沾上边而影响他的前程。他的意思是，不要给斯特拉恩可以推卸责任的任何机会，因为那样，最后的责任还是可能落到他斯密头上。对休谟来说，他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出版《对话录》，当他最信赖的朋友冷漠地回绝自己之后，有斯特拉恩愿意承担出版的重任，他已经求之不得感激不尽了。斯密不仅自己不愿意替朋友分忧，而且还对朋友说三道四，这让休谟很失望很伤感。

第二天休谟就写了回信。“我信赖别人，更信赖斯特拉恩。然而我死后三年内万一有什么变故这部手稿未能出版，我就得把它的版权交给我的侄子戴维。”休谟不再乞求斯密。他伤心透了。“再见，我最亲爱的朋友。”[xviii]这是休谟写给斯密的最后一封信。

此后第三天，1776年8月25日。休谟去世。当时斯密不在身边。

休谟死后，斯特拉恩表示要不折不扣履行休谟的遗嘱。虽然是个商人，但他也是休谟的朋友，——虽然他不是象斯密那样，是休谟最知心的朋友。作为商人，他知道履行承诺的意义；作为朋友，他知道自己应该达成朋友的愿望。但是，斯密似乎对阻止《对话录》的出版还不死心。

9月5日，斯密致信斯特拉恩，试图施加影响。他说，《对话录》“是一部杰作，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不出版，以手稿形式在少数几个人中传看就行了。……读完文稿后，您或许会认为，到底该出还是不出这个问题，是得找个深谋远虑的朋友商量商量。”休谟生前写了自传，后来斯密在其中增补了一些内容。于是，休谟的自传有部分内容属于斯密。为了摆脱《对话录》可能带来的威胁，斯密提出，“我不能同意把他的自传和对话录一起出版，由于多种原因，我决心不与对话录出版事宜发生任何联系。”[xix]斯密的来信使斯特拉恩的态度变得犹豫了。

斯特拉恩最终决定出版《对话录》，同时也照顾了斯密的不与《对话录》出版扯上任何关系的要求，将自传和《对话录》分开出版。

斯特拉恩的做法让斯密如释重负。“非常感激您欣然同意把附有我的增补短文的《自传》和《对话录》分开印刷。我甚至感到，这种安排不仅能使我得到安宁，对您也有利。”[xx]

为了划清与《对话录》的界限，斯密所作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坚决拒绝休谟的200英镑的遗赠。休谟的哥哥若干次给斯密写信要求他接受遗赠，实现死者的遗愿。但斯密一次次坚决拒绝。由于休谟是以出版《对话录》的报酬的形式提出遗赠的，斯密的拒绝有道理。但是，斯密在拒绝遗赠这件事上异常的坚决，只能说明他反对不是遗赠，而是遗赠与《对话录》的关系。

斯密实在是多虑了。休谟生前跟斯密说过，《对话录》可能引起的喧嚣不一定超过他的其他著作，因为《对话录》的反宗教和反道德色彩并不超过他已出版的其他著作。事实上，《对话录》出版后确实没有引起什么异常反应，反倒是斯密修改的《传记》给教会带来了攻击他的口实，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斯密对休谟有过这样的评价：

“我们最杰出、永垂不朽的朋友就这样逝世了。对于他的哲学见解，人们无疑会各执一说，或赞同且予以证实，或相左而施加诋毁，但对于他的品格和为人，则很难会有不同的意见。他的脾气，窃以为实际上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也许要和蔼可亲。俭朴固然属必需，而在他也是一项美德，但即使身处于最不幸状态之下，他待人也从来都宽大为怀，慷慨大方。这种俭朴，其根底不是贪婪，而是不愿受制于人。他在性格上非常温和，同时，思想也很坚定，一旦下了决心，绝无动摇之时。他毕生幽默诙谐，而且文雅大方，朴实无华，这是他的好性格、好脾气的真实流露，至于恶意，则连一丁点迹象都没有，而这，常常是他人身上所以有那种叫做理智的讨厌的根源。……生性快乐而善交际者，往往是同时兼有另一面浮燥、浅尝辄止的品质的，但在他则不然，他是专心致志、学而不倦、勤于思考、在每一方面都力求全面能力的人。总而言之，我始终认为，他无论生前死后，总是在脆弱的人性所许可的范围内，接近于一个全智全德的人的理想。”[xxi]

“一个全智全德的人”，休谟完全配得上如此崇高的评价。

但是斯密，对待临死的休谟的期望和恳求，他的推诿、冷漠，过于谨慎的计较，是否和这个伟大的人的“朋友”和“知己”的身份相称？

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是首次应用经济人假设的思想家。经济人以理性追求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为目标。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这是经济人对待利益和友谊的信念。斯密一直是一个理性的人，从他对金钱的过于谨慎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同时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人。对理性的经济人来说，友谊不会进入其效用函数。由此，对斯密冷漠拒绝休谟的恳求，我只能为休谟感到悲哀。

阅读《亚当.斯密通讯录》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失误。有些事情也许是不需要了解的，有的书也许是不需要读的。此前，斯密在我心中一直有着崇高的地位，他对经济学的卓越贡献，他对研究工作的执着和负责，都曾经让我感动。斯密曾经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从《通信集》中，我看到另外一个亚当.斯密，一个作为经济人的亚当.斯密，一个过于谨慎、相当冷漠、辜负朋友伟大友谊的亚当.斯密，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我心中的一座丰碑就这样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