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政府应否拯救危机中的奶企

韩和元 原创 | 2008-10-01 07:25 | 收藏 | 投票

首发于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10/01/content_587935.htm

作者:韩和元
Mylisa520@126.com
 
为了遏制最近一个月来毒奶粉事件所引发的中国商品的信用危机,中国的党政当局可谓殚精竭虑。它们通过逮捕犯事的三鹿的董事长、投机倒把的黑奶农、解除失职官员的职位等方式,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表明中国当局的态度。此外,卫生部长陈竺,以亲自到商场买奶喝,及总理温家宝亲自喊话,如此一来,中国以国家的名义,为那些失去信用的企业背书。而现在,市场的焦点又集中于政府对这些企业的实际支持,事实上这些机构对此寄予了厚望。虽然,中国产品的质量,一直在国际市场受到诟病,但此次因毒奶粉事件而引发的,中国企业的信用危机是自197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而政府的态度也为我们的经济领域,创立了一个新的规则:那就是:对于投机者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投机者的利润被私有化,但损失却由国家承担,由纳税人支付,其失败的,无疑是我们的市场、是我们的国家声誉。的确改革30年来,当投机者开始游离于中国经济的信用现实,酿制信用泡沫时,市场已失去了自控能力。在监督和调整信用市场方面,政府不是因闷头昏睡而不慎失职,就是有意坐视不管。只要获利,不管它是白猫还是黑猫等都被视为寻常之事;贪婪的欲望是市场金牛的假像和GDP狂欢舞蹈的主宰,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与之相反的是,我个人认为这种特别行动是一种典型的失败。通过国家名义、让信用变得更为容易获取的方式来阻止危机发生和扩散,等于是不问是非地给那些投机机构提供某种最终担保,这很可能给市场带来“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那些现在被危机困扰的败坏的企业和其它一些监管机构,只要不在这个风头再做案,他们还会继续不负责任地玩弄他们以前玩弄过的把戏,只要他们心里料定,政府会在他们陷入泥潭时出手把他们拉上来。
事实上我从来的观点就主张,中国企业的信用体系,本来就应该接受一次危机的洗礼,本来就应该让那些近年来不计后果的投机者付出代价。
我个人一贯反对政府对任何特定的行业出手相救。即使对那些大型制造业企业、监管机构或服务业企业而言,我也不能认同所谓企业“大到不能破产”的说法。我尤其反对政府对媒体所施的压,要求他们把握宣传‘度’的做法。如果政府继续为那些狂妄并且自以为是的投机者施以援手,那将是错上加错的,他们终将为此付出代价。对于那些因为自身信用记录不良而面临破产的企业,政府应该中立,更应该不抱有任何同情,甚至对他们应该予以谴责和严厉的制裁。
因为对于那些毫无节制的贪婪、轻率,弱智和犯罪行为,本应受到惩罚,市场经济法则一向如此,但此次却恰恰相反,我们的政府对其非但没有给予惩罚,这些投机者,反而变相的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同情、甚至奖赏,这无疑是大错特错之举。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因为国家给他们收拾残局买单,还因为目前政府的行动会放纵他们再次肆意妄为,以及政府对它们的礼遇,将给其它行业的投机者以坏的榜样,那些其它行业的投机者们,他们更会继续不负责任地玩弄投机的把戏,因为他们心里料定,政府会在他们陷入泥潭时出手把他们拉上来。
因此,“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就是对目前情况正确的处理方法。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应该完全地无所作为呢?如果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只限于一些投机企业遭遇信用危机甚至破产,那么我认为政府的不作为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政府近期的干预也出于其它因素的考虑,即对中国企业的信用的动荡,引发的国内、国际消费市场的动荡,无疑将会蔓延到其它行业,进而影响就业、投资和国家社会福利的担忧。这些干预行为的目的,都明确指向,保持动荡复杂而相互关联的中国企业,那本就脆弱的信用系统的稳定,而不是拯救某家特定的公司或机构。
虽然政府的这种做法,也许不能算是愚蠢,甚至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我仍然认为,他们应该严格遵守政府应该遵循的准则。那就是,政府应该做的是裁判的工作而不是其它。
食品领域的救市与市场经济无关。不仅以斥逐巨额纳税款项,甚至以国家名义来拯救市场,理由只有一个:旨在防止中国企业的信用彻底崩盘。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的原罪自有其不利的一面,那么中央政府应该做到的是:企业必须受到它的严格的监督,严格的遵守它所制定的规则,也就是说,对于政府当前最急迫的任务就是,检讨自己的失职,并且重新制定规则,如果它不能够成功地束缚住中国的无道德的投机资本主义,那么在乳制品行业获得拯救之后,同样的悲剧将会重演。因为作为非法企业和投机交易原动力的贪婪、无道德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得到最起码的惩罚,甚至毫毛未损。

综上所述,我认为,政府的确需要对中国企业的信用系统,对经济基本面受到损害的征兆保持高度警惕,但在此类现象实际发生之前,应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轻举妄动。否则,政府的行事准则会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会怀疑政府的干预政策,不是基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的考虑而做出的,而是受到特定市场、特定企业、特定势力的掣肘。这对中国的经济和政府本身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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