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中政府要发挥什么作用？
2008-10-21 新京报
土地流转所产生的新土地改革是中国土地史上的大事，鉴于以往土地流转权的定价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新土改的核心是引入农民定价权，根据市场定价。
10月20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刊发。其中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等条款令人瞩目，这意味着农民的土地物权中的流转权被部分承认，农民可以部分获得流转权收益。
农民获得合理的土地收益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第一步，让人高兴，但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之所以说是部分获益，因为农村土地的性质、使用方式受到规范，“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如果说规范土地使用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与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但在流转过程中的法律保障与定价权缺失则令人担忧。
目前我国不存在土地市场化定价，小部分自发流转的农村土地，由于不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存在风险折价，农民所获得的收益极低。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土地流转大幅折价现象就不会消失。
法律保障是重要一步，不仅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流转权，更应该保障收购农村土地者的使用权，出价者如果得不到保障，他们就会把风险摊入地价，要求农民以较低的价格转让土地。更重要的是，日后将出现大量法律纠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升值，农民将要求补偿地租收益，或者要求收回土地。事实上，在以往的宋庄宅基地收购案中，核心就是土地原拥有者由于地价升值的悔约案件。
目前我国土地缺少市场定价要素，以往的征地主要由政府定价，而小产权房等又存在法律风险折价，农民与购地者的权益都得不到保护。要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有必要制订详尽的规则，引入现代农业的建设者，引入大量资金进入土地流转市场，这样，才能达成建设现代农业的目标，不至于让土地成为新一轮圈地运动。
目前在地方土地流转中，仍然存在变相的政府定价行为。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天津市围绕破解土地和资金双重约束的难题，在广泛征求农民意愿和大量调研基础上，推出以“宅基地换房”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办法，并在“十二镇五村”开展试点，涉及津郊近十八万农民。到2008年末，将有十万农民告别乡间老屋，住上有产权的商品房，过上进工厂上班拿工资、有社保医保的“城里人”生活。所谓“宅基地换房”办法，即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内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原村庄建设用地进行复耕，而节约下来的土地整合后再“招”、“拍”、“挂”出售，用土地收益弥补小城镇建设资金缺口。
农民的宅基地价格被强行规定为小城镇大小不同的一套住房的价格，这是借政府之手强行推进城市化运动，农民以宅基地为代价，换取城市人的身份，农民成为城市的劳动力，仍然没有土地定价权，也无法用水涨船高的土地收益进行消费。
新土改从土地确权开始建立权益根基，是保障各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公平博弈的第一步。接下来，政府应该制订土地流转法律，建立土地交易市场，确保实现农民的土地权益，由此，新土改运动将通过农民获得土地增值，培育出中国有基础消费能力的新消费群体，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农业。
有土地流转权而无市场定价权，流转权无法转换为财富，有土地流转权而无博弈权，土地仍然是农民的枷锁，或者说社保护身符，目前的关键是在土地确权的同时，由政府建立土地交易规则，培育土地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