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以具备某种优势为前提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后发展国家的企业似乎只有向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产业发展程度更低的其他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进行FDI,事实上,近二十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突破了这种理论划定的模式。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1]
近年来,来自发展中国家企业认识到海外投资的重要性,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比例越来越大,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05年达到1330亿美元,约相当于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的17%,不计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出量约为1200亿美元。200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估计为1.4万亿美元,即全球总量的13%。在199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存量超过50亿美元的不过只有6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到了2005年,已经有25个发展中国家超过了这个界限(UNCTAD,2006)。
表1 按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存量排列的2005年末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15强
排名 |
经济体 |
数额(亿美元) |
1 |
中国香港 |
4705 |
2 |
英属维尔京群岛 |
1232 |
3 |
俄罗斯联邦 |
1204 |
4 |
新加坡 |
1119 |
5 |
中国台湾省 |
973 |
6 |
巴西 |
716 |
7 |
中国 |
463 |
8 |
马来西亚 |
445 |
9 |
南非 |
385 |
10 |
韩国 |
365 |
11 |
开曼群岛 |
337 |
12 |
墨西哥 |
280 |
13 |
阿根廷 |
226 |
14 |
智利 |
213 |
15 |
印度尼西亚 |
137 |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2006。
2006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达到1744亿美元,占2006年世界FDI流出流量的14%(见图1),而2006年末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达到1.6万亿美元,占2006年末世界FDI流出存量的13%(见图2)。
图1 2000-2006年发展中国家FDI流出流量及其占世界FDI流出流量的比例
数据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2007。
图2 1980-2006年发展中国家FDI流出存量及其占世界FDI流出存量的比例
数据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2007。
关于跨国并购、绿地投资的数据也显实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情况。自1987年至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按金额计算已从4%提高到了13%,按达成的交易数目计算从5%提高到了17%。在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和韩国的跨国公司总数成倍增长,过去10年从不到3000家增加到13000家(UNCTAD,2006)。
图3和图4分别显示了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跨国企业在2004-2006年间的并购金额和数量。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作为购买方的并购金额达到149亿美元,巴西为204亿美元,印度和俄罗斯分别为47亿和34亿美元。
图3 金砖四国作为购买方在2004、2005和2006年的并购金额
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2007。
图4 金砖四国作为购买方在2004、2005和2006年的并购数量
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2007。
作为典型的发展最快的四个发展中国家,在2004-2006年的并购金额,特别是并购数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约占全球跨国公司总数的1/4(UNCTAD,2006)。统计数据显示其数量近年还在迅速增长。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和韩国拥有的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在过去的10年里增加了451%,从2681家增加到14762家。(见表2)。同时,列在世界最大公司排名榜上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大型跨国公司数量也在不断增多[2]。
表2 若干发展中经济体在不同年份内拥有的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
经济体 |
20世纪90年代早期 |
年份 |
21世纪初期 |
年份 |
增长率(%) |
巴西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度 韩国 总计 |
566 379 500 187 1049 2681 |
1992 1993 1991 1991 1991 |
1225 3429 948 1700 7460 14762 |
2005 2005 2002 2003 2005 |
116 805 90 809 611 451 |
发达国家 |
34280 |
|
50520 |
|
47 |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
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开始在发达国家从事与技术相关的投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研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发已经超出了当地适应性开发,参与到与发达国家承担的工作处于平等地位的复杂研发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UNCTAD,2005)。通过投资来建立制造业的生产企业、研究和开发中心或信息机构,涉及的主要行业为电子信息通讯、生化技术等新兴技术行业,同时也涉及旅游管理、石油冶炼和零售行业。来自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省和土耳其等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实际上已经瞄准了通过海外投资实现技术追赶(Lee,2001;Li,2003;Sigurdson,2005)。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跨国公司积极在美国投资并通过合资企业的少数股权成功地利用了美国的技术资源(Kim,1997;Miotti和Sachwald,2001)。对于海尔、联想、TCL和华为四家跨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显示其对外直接的重要目标是获得境外资源,首先就是技术,华为和海尔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联想和TCL则在并购中获取部分技术和知识产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课题组,2006)。华为和海尔两家中国跨国公司国际研发的情况表明了将研发机构主要设在发达国家的趋势(UNCTAD,2005)。一项对中国部分大型跨国公司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些公司截止2004年底共建立了77个研发机构,其中设在国外的约37个,26个在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11个)和欧洲(11个),其中大多数是充当监听前哨或承担产品设计的任务。韩国跨国公司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外建立研发机构的。2003年,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289家分支机构的21家在日本进行了研发活动。它们每家分支机构的平均研发支出为2.38亿日元,非常接近美国的分支机构的研发支出(3.23亿日元)(UNCTAD,2006)。
二、理论基础
对后发展国家的这类技术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目前,创造性资产寻求、后发优势和技术逆向转移等假说,提供了部分注解。
战略性资产(或创造性资产)获取
Dunning于1994年提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性资产获取动机说”,Dunning(1994)认为,战略性资产获取型投资的目标是通过全球化战略以获得技术等关键资产,从而提高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创造性资产寻求论的引入,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即资产的垄断优势运用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发展,突破了优势前提论[3]。资产寻求论认为企业在所有权优势较弱,甚至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等跨国经营活动。所有权优势不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现与理论上的不断成熟,拓宽了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来源范围。提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全球资源配置,在东道国获取资产和所有权优势。资产寻求论也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的资产寻求行为和区位选择有着密切关系,跨国公司要通过技术反向溢出来获得资产,就需要靠近拥有优势资产的企业或产业区。这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一些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跨国公司向发达国家产业区投资的动机,也可以为跨国公司资产寻求的区位选择提供依据。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居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对全球跨国企业来说具有特殊的区位吸引力。发展中国家一些跨国企业到美国进行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通过直接投资可以利用当地的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本,学习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韦倩青,2004)。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R&D投资、并购和战略联盟等方式获取资产,也是创造性资产寻求、获取和增强的重要方式。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技术革新的重要来源地,各国跨国公司也因此大量投资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调查中,很多跨国公司认为获得技术、研发资源等创造性资产是一项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的重要利益(UNCTAD,2006)。
FDI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技术采购和学习的一种方式。在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中以寻求技术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可称为技术寻求型或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要素、研发机构、信息等R&D资源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海外企业或机构为手段,以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为宗旨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杜群阳,2004)。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受科技发展的聚集效应和融合效应影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升级;与高水平公司合作或联盟则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有机会进行自身难以开展的R&D,从而开发出新技术和实现新技术的商品化。
原有跨国公司理论大多关注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子公司获得的资产,通过反馈效应传递给母公司,从而也会对母国的福利产生影响。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两大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绕过一些壁垒更直接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跟踪世界动态,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二是可以形成对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即从国际生产的需求或供给方面,推动母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从技术资源的获取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技术资源比较丰富,而且基础性理论向应用性理论转化的成功率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在市场机制下,这些技术资源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较好的学习和获取的机会;同时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科学城等也是技术获取适宜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获取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切入全球先进技术和价值链高端的有效方式,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建立国际研发机构、收购和兼并高新技术企业、战略联盟等形式,主动获取外国信息资源、研发资源和技术资源。
第一,设立办事处考察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中国家企业利用这种形式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源优势,了解和把握国外新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以此作为开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企业可接触到最前沿和最广范围的应用技术,为企业的技术引进提供了更多选择。
第二,通过R&D国际化推动企业获取技术。企业R&D国际化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在国外设立R&D分支机构,二是与其他公司组建R&D战略联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的国际研发目的是为了获得外国的研究资源,或降低研发成本,或接触前沿技术,加速其技术提升。
第三,并购高新技术企业。并购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技术、专利、商标、当地特许权或许可权的重要方式。并购的优势表现在可以对当地企业有绝对的控制权,降低了技术寻求壁垒,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开始技术的研发工作,能够利用己有的关键性技术、研发设备和技术人才。Belderbos(2003)认为,以M&A方式实现对目标企业知识资产的获取,具有迅速提高相应研发能力的优势,从而可以较快进入新市场。
第四,与其它跨国公司组成技术合资合作企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共同出资,建立某种共享产权的技术合作关系,如建立合资研发企业、参股控股、进行少数股权投资等。
第五,与其它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企业技术联盟借助合作发挥联盟企业各自核心的技术优势,实现技术优势互补,获取企业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弥补技术不足,分担合资各方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成本并分散风险,以达到共赢或多赢,技术联盟已成为当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趋势[4]。
随着全球以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为核心的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相应技术,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适宜选择。
如果东道国技术相对先进且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来有效使用引进的技术,它们就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寻求战略型资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必须首先掌握基本的吸收战略型资产的能力。例如,海尔、联想、TCL、Arcelik以及Vestel等(中国和土耳其电气与电子产业的)公司都在它们早期的制造业战略中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建立企业特定优势(经常与外国公司合作),其中包括管理和收购新资产的能力(UNCTAD,2006)。
后发优势假说
格申克龙在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gerchenkron,1962)。格申克龙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主要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 格申克龙认为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他特别指出,后发优势是由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是不存在的,后发国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优势也常被称作“后发性优势”、“落后优势”、或“落后的有利性”等。格申克龙强调指出,由于缺乏某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后进国家可以、也只能创造性地寻求相应的替代物,以达到相同的或相近的工业化结果。
格申克龙后发优势假说提出后,纳尔逊(nelson,1966)等人证明,一个后进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地区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并进一步指出,后发国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常常高于先发国,但在逐渐接近时又会慢下来,从而保持着一个“均衡技术差距”。 郭熙保、胡汉昌(2005)认为“后发优势战略”即“追赶战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道路,因为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模仿创新的基础上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5]。韩国的三星、LG、现代等公司为了学习和获得高技术专利,都在美国耗资数亿美元从事过跨国研发和并购活动,从而迅速提升了韩国在高清晰度电视、光学半导体、通信、计算机硬盘、非储存半导体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内的技术水准。
伯利兹、克鲁格曼等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模型(Brezis, Paul Krugman,Tsiddon,1993)。它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它强调可以跨越技术发展的某些阶段,直接开发、应用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与先进国家进行竞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跨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经历的“跨越贸易壁垒型”、“资源导向型”、“结构调整型”最后形成“研发导向型”的漫长演进过程,而直接切入到最高级的“研发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从亚洲“四小龙”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来看,上述四种类型的对外投资都有所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有所不同的是,它们不是按顺序经历上述各阶段的,而是在同一时期的对外投资中兼具多种功能,如向发达国家的“跨越贸易壁垒型”与“研发导向型”直接投资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从后发优势视角来看,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中,向发达国家的“研发导向型”是利用和提升后发优势的捷径(侯高岚,2007)。
在技术发展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将之与自身优势结合,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改造和创新,从而具备特殊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过程实现了后发优势所带来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比如建立研发型机构或研究开发型企业,能使发展中国家较为主动地获得后发优势,从而迅速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技术逆向转移假说
Almeida(1996)曾提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通过与东道国的技术领先者建立紧密的联系,以及与发达国家相关产业联系或合作,实现前后关联的知识和技术获取,获得逆向技术转移。技术逆向转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技术转移关于技术单向流动的假定,不再局限于分析母国FDI对东道国生产率、收入或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肯定技术的双向流动特性,指出东道国也可能向母国企业产生技术转移。这种逆向转移会直接缩小发展中国家母国企业与发达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差距,并会对母国的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出于接近和获得东道国先进技术的动机能够引发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转移的存在为技术劣势跨国企业向技术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解释。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国外扩大研发活动时,发展中国家作为母国的收益是:在国外的研发活动可能带来技术返流,跨国研发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会对国内其它企业产生溢出和竞争效应。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外的研发部门通过研发活动获得的知识返流到母国,这些知识对于跨国公司与其经营活动所在国家的创新体系都是有益的,而只有在东道国是技术先进国家时,才可能出现显著的逆向技术转移(Kogut & Chang,1991)。如果国外分支机构在国外从事的创新性研发活动,是为了利用国外先进的研发和技术资源,那么对母国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就更大(Todo和Shimizutani,2005)。
如果东道国技术相对先进且母国具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来有效使用引进的技术,它们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母国可以应用这种技术来开发面向全球市场的新产品和新工艺(UNCTAD,2005)。根据在母国的扩散范围,逆向技术转移可能使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垂直关联企业(供应商与购买者)、竞争对手以及与跨国公司存在互动联系的研究机构的生产率提高。
逆向技术转移可以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获取的知识和技术,通过产品内部转移和产品技术的关联性,向国内母公司和其它子公司返流和扩散,可能带来该跨国公司自身生产组织效率的提高与技术能力的强化,同时也其使在海外的技术获取费用得到补偿;而逆向技术转移在母国关联企业的扩散,也可以带来技术协作能力的提高,刺激技术创新,带动国内母公司、其它子公司和关联企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国内企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6]。
三、实证支持
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实践过,并获得很大的成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逐渐展开,各国经济正开始融入生产一体化的网络之中。进行各种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获取先进技术,积极利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技术学习和逆向技术转移,并向母国进行返流和传递,进而促进母国企业、产业和国家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目前经济和技术全球一体化形势下的一种适宜的选择。技术获取型FDI和创新型国际研发可以给母国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显著的技术和知识溢出(UNCTAD,2005)。
来自中国的证据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开始逐渐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际上建立研发机构,其中研发地点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行业则主要分布在电子、电器、通讯、IT和汽车等(见表3)。一项对中国部分大型跨国公司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些公司截止2004年底共建立了77个研发机构,其中设在国外的约37个,26个在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11个)和欧洲(11个),其中大多数是充当监听前哨或承担产品设计的任务。中国企业跨国研发的特点大多为技术搜索型、追踪型机构(盛亚,单航英,2006)。
表3 中国制造企业在海外技术学习型投资的部分案例
母公司 |
海外机构 |
成立 时间 |
成立 地点 |
设立 方式 |
行业 |
上海 复华 |
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 |
1991 |
东京 |
合资设立 |
软件 |
联想 |
联想硅谷实验室 联想大和实验室 联想北卡实验室 |
1992 2005 2005 |
硅谷 神奈川 美国 |
独资新建 并购设立 并购设立 |
电子 |
华为 |
华为硅谷研究所 华为达拉斯研究所 华为瑞典研究所 华为俄罗斯研究所 华为印度研究所 |
1993 1999 1999 1999 1999 |
硅谷 达拉斯 斯德哥尔摩 莫斯科 班加罗尔 |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
通讯 |
北大方正 |
日本方正株式会社 方正加拿大研究所 |
1996 2001 |
东京 多伦多 |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
软件 |
海尔 |
海尔日本技术中心 海尔硅谷研究所 海尔洛杉矶设计中心 海尔法国设计中心 海尔荷兰研究所 海尔加拿大研究所 |
1994 1996 1999 2000 2000 2000 |
东京 硅谷 洛杉矶 里昂 阿姆斯特丹 蒙特利尔 |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
电器和 通讯 |
中兴通讯 |
中兴美国研究中心 中兴韩国研究所 |
1998 2000 |
圣地亚哥 首尔 |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
通讯 |
格兰仕 |
格兰仕美国研究中心 格兰仕美国微波炉研究所 |
1997 1999 |
硅谷 硅谷 |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
电器 |
康佳 |
康盛实验室 |
1998 |
硅谷 |
独资新建 |
电器 |
轮胎橡胶(600623) |
阿克隆轮胎设计研发中心 |
1995 |
阿克隆 |
合资设立 |
轮胎 |
长安汽车 |
长安汽车海外研发中心 长安汽车日本研发中心 |
1999 2008 |
都灵 东京 |
独资新建 独资新建 |
汽车 |
创维 |
创维数字技术研究室 |
2000 |
硅谷 |
独资新建 |
电器 |
海信 |
海信数字电视实验室 |
2001 |
硅谷 |
独资新建 |
电子 |
华立 |
美国华立通信集团 |
2001 |
硅谷 |
并购设立 |
通讯 |
万向 |
万向集团北美技术中心 |
2001 |
芝加哥 |
独资新建 |
机械 |
京东方 |
京东方现代显示技术会社 |
2002 |
韩国 |
并购设立 |
电子 |
首信 |
Mobicom公司 |
2002 |
新泽西 |
独资新建 |
IT |
东方通信 |
美国INTERWAVE公司 |
2002 |
加州 |
并购/相对控股 |
通讯 |
上海电气 |
日本秋山机械公司 |
2002 |
日本 |
并购设立 |
机械 |
TCL |
TCL德国研发中心 TCL美国研发中心 TCL新加坡研发中心 |
2003 2004 2004 |
德国 印第安纳 新加坡 |
并购设立 并购设立 并购设立 |
电器 |
大连机床 |
英格索尔生产系统公司 兹默曼公司 |
2002 2004 |
美国 德国 |
并购设立 并购设立 |
机械 |
秦川机械 |
美国UAI公司 |
2003 |
美国 |
并购控股 |
机械 |
南车集团 |
ZELRI-MSU研发中心 |
2005 |
密歇根 |
独资新建 |
电子 |
上汽集团 |
上汽欧洲研发中心 |
2006 |
英国雷明顿 |
并购设立 |
汽车 |
中国企业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投资逐渐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取得了明显的绩效:
格兰仕:自主开发出上百种新型微波炉,在微波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地位。
康佳:康盛实验室在8个月时间内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数字电视。
联想:联想通过收购IBM的计算机部门这一巨大的全球业务,试图在建立其自有的全球品牌的同时,及时掌握世界计算机市场的最新技术动态,在中国和世界计算机行业确定了强大地位,获得技术和专门知识以补充其在中国的现有的企业特定优势(Goldstein等,2006;Giroud,2005;Erdilek,2005)。
长虹: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组建联合实验室和全球技术联盟,获得了包括微软在内的跨国公司的技术支持,电视业务连续17年全国销量第一。
创维:率先在全国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V12数字引擎技术和六基色技术。
长安汽车:开发出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自主品牌微型车。
大连机床:跻身世界机床十强。
华为:在国内申请专利的企业中,华为公司是中国国内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华为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取得良好的业绩,主要依靠广泛开展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合作,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与移动通讯终端技术,积极进行国际研发和加强自主创新。它与TI、摩托罗拉、英特尔、AT&T、ALTERA、SUN、微软等多个世界一流企业都开展了包括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广泛合作,在国外的研发机构为华为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与移动通讯终端技术,在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盛亚、单航英,2006)。
华立:杭州华立集团设在美国的子公司——美国华立通信集团公司,成功收购了飞利浦半导体集团在温哥华和达拉斯的CDMA手机参考设计相关业务,从而获取了飞利浦在CDMA无线通信方面的全部知识产权,掌握了核心技术。
上海电气:成功收购日本秋山机械公司,吸收了其属下熟练的技术人员、接收了该公司的印刷机发明技术。通过收购,上海电气集团一举树立了其在国内单张纸胶印机领域的领先地位。
东方通信:通过收购股权方式,成为美国的INTERWAVE公司的最大股东,东信希望借此可以融合东方通信的市场优势和INTERWAVE的技术和产品优势,使东方通信能在中国竞争激烈的边际网市场中抢得先机。另一方面,通过成为INTERWAVE最大股东,有利于东方通信利用其在无线通信、无线宽带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提高东方通信的科研和开发能力。
京东方:考虑到国内的TFT-LCD产业刚刚起步,各项技术还不成熟,再加上后进入的成本风险很高,因此京东方选择对韩国现代半导体株式会社进行收购,获得了其在世界领先水平的液晶显示业务,从而避开了液晶产业要求的高额研发费用,以较低成本切入的核心技术。
秦川发展: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UAI公司的60%的股权,并将UAI三家子公司收入旗下。此次收购是希望获得UAI公司所具有的拉削装备的品牌与技术优势,提高该公司在机床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TCL:和电子产品巨头汤姆逊(Thomson SA)合并电视机生产及数码影像光盘播放机制造业务。通过此次合作,TCL获得海外扩张所需的品牌认知度和专利技术,汤姆逊公司获得制造成本低廉的生产基地。
海尔集团:出资800万美元收购意大利迈尼盖蒂公司所属的一家电冰箱制造工厂。海尔方面称,此次收购将使海尔获得三个窗口,实现两个辐射。三个窗口是指:信息窗口——获得欧洲最新的市场信息;技术窗口——吸取欧洲最先进的技术;采购窗口——获取更好的零部件及设备供应。两个辐射指:通过意大利向欧洲其他国家辐射;通过冰箱向其他产品辐射。海尔在全世界拥有近20个设计中心,数十个合作伙伴,建立绿地型合资企业,整合全球技术资源,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家电企业。
万向集团:成功收购美国上市公司UAI公司21%的股权。于1994年建立的万向美国公司,以“股权换市场、参股换市场、设备换市场、市场换市场、让利换市场”等多种形式,成功收购了英国AS公司、美国舍勒公司、ID公司、LT公司、QAI公司和UAI公司等8家海外公司。现在万向的产品已经成为了美国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大众等汽车公司的零部件配套生产厂。万向保证了技术的国际对接,完善了万向集团的全球化制造体系。
海欣股份:中国最大的长毛绒面料生产企业海欣股份出资1637.2万美元,收购美国GLENOIT公司纺织分部的两家工厂和46个商标品牌的永久使用权。这是中国纺织业第一次以强者姿态跨国收购国际同行业知名企业。通过收购,海欣股份直接在长毛绒消费量最大的美国市场建立起销售网络,并利用GLENOIT公司拥有的产品设计机构,迅速提高海欣股份服装面料产品。凭借这次收购,海欣股份服装面料的生产能力提高到世界总产量的25%以上,成为世界最大的毛纺生产企业。
来自其他后发展国家的证据
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获取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资产的需求或者在这些发达国家市场中快速扩张的需求不断增加(UNCTAD,2006)。2003年,在日本来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289家分支机构的21家进行了研发活动。它们每家分支机构的平均研发支出为2.38亿日元,非常接近美国的分支机构的研发支出(3.23亿日元)(UNCTAD,2006)。2005年,以发展中国家(不包括离岸金融中心)跨国公司为并购方,分别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并购目标的跨国并购交易按价值算几乎相当。
不少发展中国家企业,甚至是日韩这样曾经历过发展中阶段的国家,也都进行过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确定企业所要寻求的技术,将寻求到的技术内部化为企业的一部分,并与企业原有技术进行整合,进而研制出新的技术,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储祥银、宋震(1998)分析了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行研究开发投资的动机,认为绝大多数的外国研究开发机构都以获得所需技术,跟踪美国科技发展为主要目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通过许可协议或购买技术时遇到的障碍太多或付出的成本太高而在美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是对许可贸易的补充和辅助。
Sea Jin Chang(1995)分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进入美国的方式,发现日本企业多首先选择投资于拥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项目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企业熟悉了东道国的经营条件和管理模式,就可能选择具有较少优势的产业进行后续投资。这种产业选择的“渐进性”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从国际经验上看,日本家电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们对美国的学习型FDI。日本最初打入美国市场靠的是较低的成本和当时还算合格的技术,但它们认识到汇率变动、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较快的技术更新速度会使它们这种竞争优势变得很脆弱,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商不断地在美国增加投资、加快学习速度,以求获得强有力的技术及品牌优势。尽管这种行为短期内不会给企业带来盈利甚至会造成亏损,但正是由于它们有战略意图作为其发展方向,所以它们的学习型FDI使之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很大的成功。Kogut和Chang(1991)也发现日本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目的倾向于与美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获得美国的技术。
韩国跨国公司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海外研发机构投资。2005年,韩国工业技术协会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确认韩国拥有60个国外研发中心。美国是这类投资的主要目标(17个研发中心),其次是中国(15个)、日本(7个)、俄罗斯联邦(5个)和德国(5个)。一些投资国外研发的韩国公司也在2003年世界研发支出最大的200家公司之列(UNCTAD,2005)。韩国的三星、LG、现代等公司为了学习和获得高技术专利,都在美国耗资数亿美元从事过跨国研发和并购活动,从而迅速提升了韩国在高清晰度电视、光学半导体、通信、计算机硬盘、非储存半导体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内的技术水准。
印度政府许可对外进行全额投资,包括收购外国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企业在全球进行了300次收购、并购与投资,集中在ICT、制药、汽车和化工领域,总额达200亿美元。如从90年代起,印度企业成为非金融服务业对外投资的主角,包括ICT、通信、传媒和广告行业,以及与旅游业相关的旅馆餐饮业等行业的企业开始逐步渗透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Lecraw(1993)认为印尼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为了运用所有权优势,还是为了发展原来没有的所有权优势,而且还可以通过国外的子公司将获得的所有权优势转移回印尼的母公司。
虽然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目前尚不具备向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实力,但以吸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紧跟世界前沿为目的,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向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小规模投资还是可行的。可以直接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设立研发部门或建立独资、合资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时学习和掌握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扩张可能从两个方面使其获得潜在的收益。首先,它们从经验中进行学习,并提高其国际经营的能力。其次,它们获得了专门的知识和技术以加强其企业特定优势,因此提高了其竞争力并改善了业绩。技术和竞争力的提高对母国有重要意义(UNCTAD,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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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理解科技全球化-资源重组、优势集成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管理世界,2004年第6期
[1] 本文中的后发展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转型经济体国家。后发展国家主要强调该区域的经济在某一阶段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为表达方便,“发展中国家”与“后发展国家”有时混用。
[2]例如,根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在1990年前后,列入《财富500》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数量只有19家,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7家。
[3]优势前提论是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的核心假设,即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所有权优势来克服投资带来的不利因素。
[4]当代的战略联盟更多的为非股权技术联盟,非股权技术联盟即企业主要通过协议而不是股权的方法建立技术合作关系,联盟形式包括共同研究开发、技术开发合约、技术交换协议等,非股权技术联盟是一种相对松散和灵活的合作组织。
[5]见郭熙保、胡汉昌“后发优势新论”《发展经济学研究—后发优势专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6]由于技术逆向转移的空间约束,使得逆向技术转移与产业集聚或产业区密切联系,产业集聚成为跨国公司获取技术逆向转移效应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众多专业化企业通过地理上的空间集聚形成产业区,产业区内的企业共享当地的基础设施和中间产品投入服务。通过示范和模仿,人员流动,前向、后向、水平的产业联系,获得集群内技术领先者带来的技术外溢与外部经济性,从而获得知识和技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