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高油价威胁的中国力量

钟永生 原创 | 2008-11-02 00:09 | 收藏 | 投票

 

应对高油价威胁的中国力量
钟永生
高油价的威胁
四年来世界石油消费净增7.7%,同期油价上涨420%。世界原油价格在最近一年上涨一倍。甚至在进入2008年后,又在不到半年时间内飙升40%。尽管,短期全球石油价格有所回落,但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威胁丝毫没有减少。高油价的并发症正在困扰着整个人类。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既是全球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也是我国CPI指数高企的重要原因。现在,越来越高的油价正在影响着全球经济,尤其像我们这样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压力重重。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而进口量增速则世界第一,并且看不到减缓的趋势,单位GDP的石油消耗量更是世界领先。2007年,我国石油进口1.968亿吨,逼近2亿吨,早已超过了石油总消耗的40%。从开始进口到进口1亿吨,中国用了11年时间;从进口1亿吨到逼近2亿吨,却只用了3年时间。我们的对于石油的依赖程度,几乎和鸦片烟一样,已经欲罢不能了,目前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能源可以在使用的效率和规模上,与石油相提并论。
石油价格的上涨牵动了最核心的价格传统链条,随着国内的成品油价格的不断上涨,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被推倒了。工业石化产品,如:化肥、农药、精细化工品等面临直接的成本上升,化肥农药价格上涨更会直接带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交通运输的成本也随油价直线上涨,工业化时代的每一个细节都离不开物流的配合。物流成本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就改变了。高油价导致的物流等成本的提升,正在让中国曾经叱咤全球的低成本优势几乎丧失殆尽,很难想象,中国因补贴国内成品油而间接“补贴”世界的格局一旦改变,欧美与中国的生产成本价差大幅缩小后,欧美制造业还会向中国转移。面对高油价的威胁,“中国制造”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的要素价格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运用消费武器改变游戏规则
高油价时代,对于全球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2008年6月21日国际石油会议在沙特召开。虽然,此次会议最后是无果而终,但至少说明油价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要的高度重视。和普通商品不同,除世界范围原油需求上升;美元持续疲软;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石油输出国不愿增产等因素外,现在国际油价的暴涨不是由石油生产国决定,也不由石油消费国决定,甚至不由这两种国家共同决定,而是由围绕国际石油交易的期货市场决定,再由期货市场的价格影响现货市场的价格。在石油期货市场上,参与石油期货买卖的主要国际投资银行(如:摩根斯坦、高盛等)本身并不消费石油,也不生产石油,却可以把油价不断推向新高。
当然,石油的价格最终是要受现实的供给和需求制约的,石油供给和需求的信息及其对未来的预期是决定油价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面对高油价的风险和威胁,不能被动的接受,必须尽快做出有效的反应。探寻建立一种能够主动参与的机制,扩大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声音,努力创造主动影响国际油价的氛围,改变国际油价的游戏规则。
实际上,在国际油价动荡的格局中,中国的石油消费预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正是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预期,从而预测中国用油的增长,市场上的“作多派”才在推高期货市场油价的游戏中反复得手,兴风作浪。2008年6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自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国际市场预测中国用油需求将受到抑制,第二个交易日国际期货市场油价当即每桶下跌四美元,至2008年8月5日国际油价每桶已经下跌了近三十美元。实践证明,中国的石油需求已经被国际金融投资集团大加利用,并成为市场炒作的重要题材,而我们自己却作为不多。
为扩大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声音,争取“中国力量”对国际油价的影响。首先,要加快石油战略储备建设的步伐,提高自身抗风险的能力;第二,要尽快建立正式的国家石油能源政策发布机制,客观地作出权威的石油需求预测报告,主动影响世界对中国石油需求的预期;第三,是要加快推进国内石油价格市场化,放开包括成品油在内的要素市场价格,加快车辆燃油附加税的改革步伐,减少对燃油消费的补助,尽可能减少国际市场的“期待”效应;第四,大力发展电动交通工具,在铁路电气化、城市电动公交系统、混合动力轿车等领域加大投入,增加政府补助的力度,减少经济发展对石油能源的依赖;第五,还要利用我国是石油消费国又是石油生产国的优势,适时加大国内石油资源勘探和开采的力度,制定有效的石油资源储备和开采计划,积极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势;最后,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的力量来主动影响国际油价,既有应对高油价的金融手段,也要加快启动参与全球原油期货交易的步伐。让“中国力量”在国际石油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
探寻全球合作,共谋应对之策
世界石油的需求高峰和产出高峰都还没有真正到来。目前的高油价与其说是石油用罄的征兆,不如说是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病症。迄今为止,全球石油市场总体上还是处在供需基本平衡的状态,且一直存在剩余产能。因此,高油价并非完全是供需矛盾造成的,因为目前仍然是供略大于需。这个趋势并未改变,并非如少数西方媒体所说的是中印需求增加导致市场供需失衡。对此,作为一个推进市场化改革已有三十年的中国,我们应理性应对。当务之急是在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共谋建设战略合作关系,共同面对也许终究是不可避免的高油价时代。
对中国这样的石油净进口国而言,高油价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但由于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共同的利益在客观上促使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和必须。包括加强联合打击国际金融投机行为,给高油价降温;合作开发新能源,比如开采油岩、油砂等过去被认为开采不经济的油源,寻找更高效清洁的替代能源等——作为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中美刚刚签订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共同促进国际政治稳定,致力于消解伊朗、伊拉克等产油国的不稳定因素。主动积极地争取通过国际合作,减少国际油价的波动和快速飚升,发挥中国力量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作用。
 
减少石油消费中国在行动
应对高油价最现实、最根本的出路是寻求石油替代能源和节能减排。随着国际油价的飚升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新能源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在我国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煤炭、石油的比重有所下降,天然气、核电、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比重略升,而根据最新的统计,今年底我国风电的装机容量将突破1000万千瓦,两年后将突破2000万千瓦,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国家,而在核电方面,今后十三年,我国核电新建设装机容量将达到四千一百万千瓦,新建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四十一座。
2007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举措。先后,取消了553项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天然气、煤炭产业政策,以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能源使用结构。从2007年12月1日起,我国实施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限制或禁止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资源性外资项目准入,同时进一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产业。
2007年11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切实做好公务用车节能减排工作,带头使用小排量、经济环保、手挡变速的汽车,原则上不配备越野车。在当前能源紧张、污染严重的双重压力下,国家可能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小排量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加快电气化铁路建设和改造的步伐,更多地发展不依赖石油能源的城市交通体系。提高全社会的节能意识,向社会传达更加明确和强烈的节能政策信号。进入高油价时代,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将相应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新的能源消费方式的选择,是减少石油能源消费的重要手段。但新的可替代能源在研发过程中的高额费用以及使用上的局限性,使得大量推广仍存在不少问题。对国家来说,要加快包括《能源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建设,使节能成为全民的共识,使新能源开发成为企业的追求。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政策,首先通过政府采购来培育市场,然后再将这些节能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或者给节能产品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用具体有效的行动来面对高油价的挑战。
总之,面对高油价时代的挑战,我们只有积极应对,充分发挥“消费武器”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主动调整国家能源战略,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形成抑制国际油价快速飚升的“中国力量”。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建设新时期和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保障;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能源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008年7月16日

个人简介
钟永生:1962年生、安徽人、教授。现任中国锻压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曾在中央国家机关、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机关工作或担任领导职务,在国家战略、宏观经济、金融创新、企业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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