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的政治经济学

赵峰 原创 | 2008-03-14 12:56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穷人 富人 cpi 收入 

CPI的政治经济学

 

二月份,我国CPI同比上升8.7%。其中,食品价格上升23.3%,非食品价格上升1.6%;消费品价格上升10.9%,服务项目价格上升2.0%

 

CPI持续上涨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认识。

在凯恩斯看来,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国民经济经常处于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状态,增加货币发行是扩张总需求的重要手段。货币供给的增加虽然会引起CPI的上升,但是,由于小于充分就业情况下资源尚未充分利用,CPI的上升能够推动实际GDP的增加。CPI的温和上涨对实际GDP的推动作用,可能受到货币幻觉的影响,比如,名义工资的提高推动劳动投入的增加,资本收益率的提高推动企业投资的增加。

凯恩斯之前100多年的大卫.休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休谟说,一国在对外贸易中顺差的增加导致货币流入。商人们的购买力增强,增加对奢侈品的购买,引起奢侈品价格的上涨,进而推动相关产品价格的提高。商品销售因需求扩张而增加,而名义利润率因物价上涨而提高,于是,企业扩张生产,市场显现繁荣。直到货币幻觉消失,物价上涨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推动作用。

一般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即CPI水平在3%或者5%以下,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在CPI水平较低时,消费踊跃,投资顺畅,经济秩序会显得健康而又活跃。因此,温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被比拟为经济机体的低烧。

 

但是,通货膨胀从来不是一只容易操控的温顺绵羊。一旦启动,CPI就可能成为狂躁的野马。CPI很容易从5%更快更高更远地高歌猛进到10%20%甚至100000……%,它并不像GDP5%增长到6%那样步履维艰。关键还不在于CPI容易通过蝴蝶效应而不断自我强化,而是在于,对宏观经济来说,CPI并不像GDP那样可爱。

实际上,CPI岂止是不可爱,承担经济调控职能的现代政府甚至将通货膨胀视为洪水猛兽。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就曾经说:“通货膨胀比斯大林还可怕!”一个在大危机中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强势总统,在通胀面前居然面露难色,足见通胀之恐怖。大多数经济学家将通货膨胀看成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破坏力量,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将CPI的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

市场经济是价格经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需要迅捷真实的价格信息。通胀对经济运行的危害首先在于破坏了价格信息的真实性,破坏企业经济决策的信息基础,从而可能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甚至引起资源的逆向配置。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CPI达到20%多的水平。在软预算约束背景下,某些国有企业从计划部门搞到紧缺物资却不用于生产,而是将其闲置在仓库,年终仅凭CPI上升就可以达到很高的收益水平。实现利润却没有产出的增加,其结果是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扭曲和CPI进一步的上升。CPI不断上升带来的决策信息的不确定性促使经济活动参与者投入更多资源搜集信息,投入更多精力签订更加详尽的合同以防范CPI意外变化带来的机会损失,这一切都增加了经济活动中无谓的交易费用损失,从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

货币主义者喜欢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严格说来,通货膨胀是一种纸币现象。在金属货币流通情况下,由于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货币自动执行贮藏手段职能的结果可以保证物价的相对稳定。除非持续的大规模的货币供应增加,——如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货币向欧洲的大量流入,——市场的自发运转,可以使物价基本上保持稳定。纸币流通情况下,由于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当纸币发行超过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货币购买力将会下降。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推动货币加速流通,——在CPI上升背景下,纸币成为谁也不愿意久留的烫手的山芋,——于是CPI很容易由温和而猛烈,由绵羊蹒跚而野马狂奔。最终演变成一战后德国和上个世纪70年代后拉美国家那样的“超级通货膨胀”,演变成货币体系的解体。

CPI的上升对国际贸易也是一个具有严重破坏性的因素。同对国内贸易的影响一样,CPI持续上升背景下,价格变化扑朔迷离,这对外贸企业来说,增加了决策难度,提高了决策成本。更具有危害性的是,国内CPI的上升提高了出口产品价格,提高了出口成本,从而降低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CPI的提高也使国外产品在本国市场竞争力增强,从而推动进口的增加。因此,CPI的提高必然增加一个国家实现外汇收支平衡的难度。进一步,在资本市场开放背景下,CPI的上升还可能为国际游资攻击本国货币体系提供缺口,如上个世纪90年代的英国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那样。

 

CPI上升的最大危害可能是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CPI的上升,可能使某些人群的实际收入减少,而使另外一些人群的实际收入增加。

CPI的上升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中,人们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但是,有的人群的收入增长可以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调整,而有的人群的收入调整可能会有滞后期;有的人群的收入调整可以跟上CPI上升的步伐,而有的人群的收入调整会远远小于CPI上升。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群的收入根本就无法调整。于是,CPI的上升,在不同人群中引起了收入的再分配,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坏。

一般而言,相对于债权人,债务人更喜欢CPI的上升。借贷契约签订时,即使借贷双方都具有关于CPI上升的预期,也很难将CPI变化完全纳入借贷契约。契约的调整总是滞后于CPI的实际变化,也就是说,只是在CPI上升之后,才会对契约进行调整。其结果,由于CPI的上升,债务人偿还的债务低于CPI稳定情况下的水平。于是,债权人利益受损,债权人因为CPI上升而补贴了债务人。银行是储户的债务人,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利益受损的是广大储户。尽管随着CPI的提高,利率会作相应调整,但这种调整永远只会滞后于CPI上升。银行吸收的存款需要贷放出去,CPI上升的实际受益人是借贷者。据说,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是嫌贫爱富的典型,出于效率和风险的考虑,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有钱人。对于穷人来说,在缺乏其他便捷有效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就算征收利息税也要存款,但CPI的上升却在不断侵蚀其可怜的货币资产。于是,CPI上升的最终结果,从总体上看,是穷人补贴了富人。

CPI上升时期,一些人群的收入可以随着CPI上升而上升,甚至,收入上升速度可以快于CPI上升。对于垄断行业来说,其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平均水平,而且,由于其垄断性,其收入调整能力很强,实际收入很少因为CPI上升而受到影响。相反,由于其市场定价能力,垄断行业的垄断定价甚至成为推动CPI上升的重要因素。但是,即使在垄断行业,也不是所有人的收入都能赶上CPI前进的步伐,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CPI上升的受益者。比如,在电力部门和交警部门,就雇佣了大量临时工,他们是实际的一线工作人员,但工资水平低,也很少进行调整。他们不仅是CPI稳定时期的受剥削者,也是CPI上升的受害者。

CPI上升时期人们的受益或者受损,不仅取决于所处行业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职业的性质,更取决于人们的收入的调整能力,取决于人们就工资增长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总的来说,作为收入再分配,CPI上升对变动收入者有利而对固定收入者不利。对变动收入者——企业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等——来说,由于信息优势,由于经济权利,通常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从而有着较强的收入调整能力。不仅能够在CPI上升中有效保护自己的收入,甚至可以借助于CPI上升增加收入。固定收入者——工资收入者,退休人员,救济金领取者等等——则只能是鱼腩,在CPI的利刃之下,只能听任宰割。对于工资收入者来说,尽管工资可以根据CPI调整,但是,调整总是滞后于CPI上升。况且,由于基于所有权的工人和资本家不同的议价能力,工人只能是CPI上升的受损者。退休人员作为弱势群体在CPI上升背景下成为彻底的受害者,他们连调整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CPI侵蚀其安身立命的可怜收入。最悲惨的是救济金领取者。物价稳定时期,救济金领取者也处于社会最底层。CPI的上升,更是雪上加霜,处境急剧恶化。那些月收入仅仅数百元的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只能用于食品开支。食物支出的刚性以及本次通胀中食品价格达到23.3%的涨幅,将这一处境最悲惨的群体推向了更加悲惨的深渊。

就存量财富来讲,CPI上升对不同人群也有不同影响。CPI的提高虽然也使富人的财产缩水,但是,相对来说,富人有着更多的渠道实现财产的保值,如房地产、黄金、外汇、珠宝、文物等等。对于穷人来说,其基本生活资料以外的少量剩余财富只能采取储蓄存款的形式,CPI的提高就直接意味着其财富的减少。

 

总的来说,CPI持续上升和高位运行是国民经济的破坏力量。就收入分配而言,CPI上升对穷人的损害要高于富人。如果对富人来说,CPI上升比斯大林还可怕;那么,对穷人来说,CPI上升比周扒皮还可恶。不断上升的CPI是穷人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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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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