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探讨广东模式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翟智高 原创 | 2008-03-31 23:00 | 收藏 | 投票

   以史为鉴,探讨广东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向何处去?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已领导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出现很多主流或非主流的思想家,也是执政党给了这个环境,所以大家应该为这个时代提供怎么样才能持续科学发展的“高招”。我们也应该想想,为后世会留下了什么“闪光”的东西。

今天大家都在议论广东发展模式的事事非非,我认为不仅仅是广东的模式,而是要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原来大家认为广东发展的很好,后来又说问题多多,起因是春节前雪灾时广州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那么多人回不去家,仅仅是交通方面火车汽车问题吗?这反而充分证明广东吸纳的打工者是多么惊人,而这些人都有事可做,有钱可挣,没有钱挣早就回家了,这正是广东的“政绩”。

如果从另一方面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人集中在广东地区,这些人都是哪里的人,为什么不能在当地发展?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成本会低的多,对家庭老人的照顾会更好些,何必要跑到广东去发展呢?关键还是国家对广东与内地实行的是不太一样的政策。到广东一般都会找到工作,尽管有人说广东是资本家的天堂,是吸取劳工血汗的机器工厂,但打工者在广东能挣到在家乡挣不到的现金工资,尽管工资不是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多,总要比找不到活干要好的多,这就是广东模式的优势。如果有一天打工者不再蜂拥到广东找活干,而可以随便在家乡找到挣现金工资的地方,则是和谐社会真正科学发展的最好体现。如果有一天广东的小工厂真的办不下去,大批倒闭,打工者到广东找不到挣现金工资的地方,空谈广东发展模式就失去任何意义。

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对小煤矿的强行关闭、公路上的治理超载和收费站的设置,保证了某些利益集团的收益,但保障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交警却有了“名正言顺”的“治超=创收”的敛财好门路,因为只要交钱就会放行。“依法拦车开票罚款”,“依法提取法规所许可的罚款收入提成”,“依法收费还贷”均是冠冕堂皇的“红头文件”所许可。只是货运者付出的成本更大更多他们不管,对社会发展的危害他们想也不会想,于是导致出现煤炭价格飞涨,运煤货车骤减,电厂用煤空前危机的局面。于是全国已宣布关闭的一万三千多个小煤矿重新被许可开采。公路“治超”虽不再高调强化,但交警“创收”敛财仍然照样进行。

大家谈论现代经济比较多,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一下。比如咱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个时代,有点和春秋战国差不多。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分封很多诸侯,诸侯们都想把自己的封地建成小王国,这时候整个国家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但中央集权是非常强的,各地诸侯,都想有一些政绩,而王权不允许有独立王国,诸侯们还得听命于王室的号令。到西周末期,朝廷对民生问题漠然视之,权贵们借机疯狂敛财,腐败日益严重,像三门峡出土的西周末期虢国贵族墓的陪葬品,就奢侈的惊人。周幽王为了博爱妃一笑,竟不惜以荒唐地“狼来了”方式,没有“敌情”却多次点燃烽火,爱妃笑了,被欺骗的诸侯们就不信任王室的权威,烽火戏诸侯事件后,西周王朝就很快垮掉了。

周王室东迁洛邑以后,中央集权相对没有那么强,王纲解纽,统治松驰,虽说周天子是一个天子,但是下边都不是很听他的,这个时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蓬勃发展时期,文化、艺术、文学、文字、论说、书籍等迅速发展,许多思想大家,像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鬼谷子等等,纵横家张仪、苏秦;史学家左丘明、吕不韦等都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但政治与经济最典型的思想是张仪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说,他提出的“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影响深远。不掌权时的“百姓首领”、“思想家”,发表的是一心为民的高调理论,一旦掌权主宰国家或入仕有了功名,就立马变成既得利益的卫道士,“争名争利”意识深深左右着历代当政者和权贵们的思想和行为,因为谁也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东周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时期,但长达数百年的东周王室,除了一个王室守藏史老子是大思想家以外,竟然再没有出现过有什么著名的治理国家的优秀栋梁之材。所有的思想家,谋略家、纵横家、战略家、改革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等著名优秀人才,都是出在诸侯国,原因就是诸侯们都想壮大自己的实力,都想当霸主。有特殊治国安邦“高招”之人,诸侯王即“重金”聘请为上宾,不会计较什么出身、户籍、资历之类虚的东西,各类人才可以“朝秦暮楚”自由在各诸侯国之间流动,特殊人材不需什么“学历”就可挂六个诸侯国的“相印”。

当时的经济技术相互封锁较弱,科学技术商品经济有了空前发展,生产的种类,计有粮食、冶炼、制盐、采丹、采金、畜牧、丝帛、生漆等数十种,适应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以前为王室专有的工匠及其技术才稍稍流入民间。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有余粟,女有余帛”,农民也有了用以“易械器”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农工之间,百工之间,交换日益扩大,民间蕴蓄的潜力在不长的时间内空前活跃,出现“百工居肆”的局面。短短二三百年间迅猛发展的,使广大荒野、森林、池沼地带被开发出来变成良田,各诸侯国人口大量迅速增加,种粮植桑,农业生产和手工制造技术飞跃发展。出现有精密齿轮制动的车辆导向装置。青铜冶铸的高精技术领先世界,打造的锋利无比的刀剑,至今仍丝毫不锈、削铁如泥,令人惊叹;以粮易丝帛货贸易数额惊人;专业化的制漆、髤染、刺绣、陶冶……手工业的飞跃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金属铸币刀、布、圆钱取代贝币,实现了由贝币到铜币的实质飞跃。

洛阳作为当时的周天子王都所在,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并没有用王权来限制商贸活动,也限制不了诸侯国间的竞争和贸易,干脆充分发挥政治、地理优势,促使中原成为天下商品聚集和交易之朝市,促使东部、东南部的丰富物产,转运到西部达陕、甘、青、新(疆)和西方诸国;北部达晋、蒙(草原)及俄罗斯等地。当时山东的临淄、陶、黄河流域的睢阳、长安、洛阳等;都是商品货物转运枢纽和集散的市场,弦高贩牛,白圭易货,说明当时商品流通的数量是如何的庞大,商品经济遭逢它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那时东西南北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连接在了一起。

前几天我问了一下广东的几个老板,就是他们想要撤,但还在犹豫。我说为什么要撤?他们说广东的政策与前几年好像不一样了,而国外有的地方正急招他们去投资,内地的中西部,也给出了比广州更优惠的政策,比如内地很多地方出台新招,土地很便宜,甚至对投资者开出“零地价”的招商引资“优惠”条件,使欲投资者心动。但还是不敢去,为什么不去?就是内地以前曾有的“开门引客,关门打狗”现象。还有成本问题,老板们算了个简单的帐,譬如产品从西部运到广州,一吨产品按正常合理的运价是300多块钱,可是实际现在要付出1500多块钱。为什么呢?一路有无数关卡,除了众多不合理的收费站,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收费罚款。

 

 

这虽然只是很小的一方面,但这是内地发展受到限制的不能忽视的管理问题。再就是地方政府说话办事的诚信问题,“朝令夕改”是大忌。

现在广东为什么又出现危机呢?还是我们的政策指导性问题。投资者有撤退之心,有“见异思迁”的倾向,广东的当政者应高度重视,现在广州为什么有大批企业要撤?当然与整个国际经济大衰退环境有关系,但和政治气候有无关系呢?投资者从某些政策的出台(例如调高印花税、收入的调节税、劳动合同的三险金之类等),使投资者潜意识中产生了担心中国可能还要恢复改革开放前的制度。有这种想法,所以想赶快撤。从股市狂跌,企业外迁等方面,已能看到这种“撤退”主要是投资者信心的丧失。

刚才教授讲,一个县有多少执法机构?一个县最少不下50个局委,但很多不管事。比如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粮食局、农机局,现在什么事都不用不着他们管。土地由农民种,农民管,而且管的好,效率高。农民种地不交税了,这些局委没有什么事干,白养这么多闲人。还有乡一级,也是领工资的一大群,办事情找不到人。很多人不是国家正式编制人员,工资怎么发?他们各有高招,无事生非,生着法儿去弄点“创收”充实小金库。这些人相当一些是裙带关系塞进去的,与政府官员或行政执法人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与国家的管理法规层面上的漏洞有关。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国务院就出台有禁止乱收费的条例:

 

    1993年10月,财政部《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列明:“在法律、法规之外,任何地方、部门和个人均无权擅自设置收费、罚没项目。”

可是开放三十年来,全国出现了7000多件“红头文件”被作为行政收费的依据。特别是“过路费”,全国各地为收“过路费”而建的收费站不计其数,这些收费站的设立,均是得到省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批准,而不是法律、法规规定许可的审批。难怪人们质疑公路之“公”还如何体现?

全国有7000多件“红头文件”被作为行政收费的依据,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不过30余件。这令人不由想到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公布的一组数字: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加上各种基金征收总额2000多亿元,人头均摊约为500元。

     行政执法许可“创收”我行我素,自然带来很多屡禁不止的“三乱”问题。技术监督局、工商管理局、交通警察,环保部门等,是国家垂直管理,工资由国家发,本来不应有所谓的“创收”任务,但是他们却以“执法”为由,千方百计吹毛求疵的找一些“问题”,然后按照“法规”,罚你多少倍款。跟他们谈谈,请几次“饭局”,就可能会少开点票少罚点。这些“饭局”费用和“不开票的罚款”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里是没有的。问题就出在“罚款收入按比例返还”的行政许可法规上,而投资者的信心就是这样慢慢被冷却了。这就是软环境的问题。国家如果不从这个层面来解决,任由一切有“执法权”的行政部门以所谓“依法罚款,收入留成”合法存在,任由垄断利益集团主宰一切,就会出现改革开放的大步倒退。

这种倒退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思想文化发展起来以后,最后来了一个秦王朝,统一起来实行集权强化,统一文字、统一货币是进步的,但由于实行严法苛捐,没有百姓的自由,书籍被烧,思想者被坑杀。官府横征暴敛,六国贵族和富人西迁咸阳,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建始皇陵和几百里的阿房宫,这种情况自然不能长久,强秦被汉王朝取代,西汉开国初期“文景之治”比较平稳,后来又发展起来功彪千秋的丝绸之路。我们不能再步历史的后尘,多照历史的镜子没有坏处。

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政府需要做的很多事,能够做但没有做到,利益集团主宰国家和人民就是大问题。例如水利问题,几十年来国家投巨资、人民出大力建起无数水利工程、水库、人工引水渠、流域灌溉渠、水闸等等,但如今也搞起“承包经营”,几千万上亿元的水利工程,层层分割被私人“承包经营,自收自支”。结果很多水闸变成了卡农民的“收费权利闸”,宁肯河水白白流掉,没有钱交上来,绝不开闸门。结果长年水库不放水,闸门开不了,渠道干枯荒芜,农田望天收,蔬菜大棚中不成,鱼塘难以及时补充新水,就是农家小片菜地也望干渠而兴叹。渠中少了流动活水,环境自然恶化,菜少了,草少了,养猪的养牛的少了。农民问到:这水是国家的,“利”又该属谁?承包者“霸占了”水利工程的“承包权”,“自收自支”却受到《水法》的保护,农民很无奈。

一些地方出现打砸抢和抢劫,敌对势力在背后操纵是真的,但那里面打砸抢的人,可能有一些是小混混,这些人趁混乱之机抢东西,只抢值钱的。记得过去中关村曾搞过一个抵制日货游行活动,游行者爱国热情很高,但游行队伍外围背后有一些围观者,腰里却别着编织袋,问他们拿编织袋干什么呢?说是待会儿乱了以后,商店保不住也乱,他不会去抢东西,但可能顺便会拣点丢在地上的笔记本什么的。悲哀呀,你说这些人是什么分子呢?但是他能预想到在不可收拾的时候可以“趁机拣点财”,历史上此类事情发生的还少吗?这说明我们的法制、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

再是电视剧《济公》中那种恶霸强收过桥费的闹剧,过去绿林强盗的“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钱”的行径,今天却成为公开的设卡收费,并且经营权转让过来转让过去,层层加码,许可收费时间竟没有尽头。车辆已交了养路费是“为公”,公路收费站收费却是为安置几百万收费员,各地密如蛛网的公路收费站,已经把公路由“公路”变成了“私路”,小圈子养人自然是“为私”。但这种明目张胆的假公济私的行为,却是得到各地省级政府“红头文件”批准的,是时代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倒退?

还有中石油集团,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石油资源全交给他们掌握,国家把大家纳的税费用作投资建成油田、炼油厂、加油站,但他们却以国际油价上涨为由,争取到涨价的权利。去年已获取了1400多个亿的盈利。但今年却还想再把油品继续涨价,榨取更多财富。为达此目的不惜人为制造“油荒”,根本不顾国家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问题。而这种西方垄断资本寡头才会使用的手段,却得到国家某些主管部委的支持。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收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对立,如果不采取措施化解这种矛盾,让它到了“爆发”的地步就晚了。所以,又牵扯到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是使少部分人富还是全社会共同富?是为人民为国家保障供给,还是为垄断利益千方百计榨取利润?

广州是沿海城市,它的政策、运输、可利用资源相对来说比内地宽松一点,这个是没有必要怀疑的。所以,广东要想可持续发展下去,只能以特有的沿海、政策优惠、运输便捷、可支配利用资源丰富等优势,在国家政策许可条件下,提供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一是政府要变收费为服务,坚决杜绝一且“非税”收费和罚款。鼓励各类投资者放心留在广东做生意,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投资者多了,生意大了,政府的税收自然也水涨船高。二是为到广东的“打工者”创造长期留居广东的便利条件,出台新“政策”,把“打工者”当成亲人和本地人对待,多培养内地到广东由“打工仔”成为创业老板的优秀企业家,让他们逐渐成为当地民营企业的主流。当他们的家庭、亲人、事业都在广东,他们的麾下、职工的家庭、亲人的利益与广东休戚与共时,就可有效避免广东企业大起大落的局面的发生,广东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有保证的。

                      

 

                     

             

                     

                                               

                               

如何提高投资者继续发展的的信心?不妨思考一下东周时代为什么能够发展,就是老子总结出的“无为而治”发展战略,不要那么过多严格控制民间经济的膨胀,放手让民营企业发展。政府不要与百姓过多的争利,限制利益集团利用特权刮取不当利益。创造条件使普通老百姓和低收入者得到更多利益。那么,广东仍然会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为国家社会的健康繁荣平稳发展探索经验,为我们民族的兴旺发达多做贡献,继续成为中国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样板而青史留名。

 

 广东模式与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研讨会

----博客中国激辩广东发展模式研讨会发言纪要

时间:2008年3月29日下午

地点:北京社会主义学院三楼会议室

 

                    

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曾长期在科研部门工作,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攻关研究项目,成果记在史册里。哲人有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爱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多学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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