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三)

白贵才 原创 | 2008-04-10 12:00 | 收藏 | 投票

  中国式民主,人类文明新高度!(三)

  摘要:

  票选加协商,既规避了单一票选所带来的对抗与破坏,又不失有序竞争的优点,既避免了议而不决的不足,又得到了思想的统一。作为更高层次的民主,中国式民主有着它必然的发展与完善之路。这是规律使然,也是历史必然。不管它现在有多么幼稚,都不能否认它的先进性,更不可能抹杀它的生命力。

  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是一生下来就是成熟的,或者是一出现就是完美的。作为更高层次的民主,中国式民主有着它必然的发展与完善之路。这是规律使然,也是历史必然。不管它现在有多么幼稚,都不能否认它的先进性,更不可能抹杀它的生命力。实践已经证明,也将继续证明,中国式民主,是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只有几十年,与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制度相比,时间还很短。”党和政府“将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当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无论是大部制改革,还是南京电视直播公推公选政府机关干部;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基层群众的“民主恳谈”,都是对中国式民主政治的践行与完善。这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也需要付出代价,这是谁都不可避免的。

  正如俞可平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中讲的那样:“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事实上,票选加协商,既规避了单一票选所带来的对抗与破坏,又不失有序竞争的优点,既避免了议而不决的不足,又得到了思想的统一,这样的民主,怎么会不长久呢?尽管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它还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完全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将越来越完备,其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必将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来。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将越来越多地享有更加丰硕的政治文明成果。”(《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附:

  南京电视直播公推公选政府机关干部相关报道(引自网络)

  编者按:南京大规模的公推公选政府机关43个部门“一把手”已于3月底落下帷幕。江苏乃至全国的媒体都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应该说,媒体和群众对这次电视直播的公推公选活动给予了总体的正面评价,虽然有些地方并不完美,但这却是党对选拔干部、任用干部制度的一次大胆的创新,对干部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那么在这一轮干部选拔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来细细品评个中滋味,探索干部选拔制度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江苏网4月3日消息(记者刘洁)在采访公推公选的过程中,不断有记者疑问:为什么是南京而不是别的城市举行公推公选呢?难道别的城市在推行公推公选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障碍?电视直播公推公选的技术也不是特别难?是什么阻挡了公推公选干部制度化?南京今后的每一位“一把手”都要实行公推公选吗?公推公选的范围能进一步扩大吗?

  “应该说,南京市这次举行公推公选干部是有着一定的背景的”,南京市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2008年前后面临换届选举,上面又要求南京市两个月内提出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时间紧,任务重,如何在短时间内提出46个部门的领导人选,并且组建出让让人民满意的政府,对组织部门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此外,虽然南京有着多年的公推公选经验,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公推公选,如此民主开放的程度还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用直播的方式向公众披露干部产生过程,这在南京是第一次。”

  解读一:什么是公推公选?

  南京自2003年就开始实行公推公选了,那么什么是“公推公选”呢?公推公选,是地方党委根据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选拔领导职位人选的一种新方式。公推,就是通过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民主推荐,让更多具备条件的人有参与竞争的机会;公选,就是通过让更多的人参与选择,使干部的任用体现多数人的意愿,实现由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相对地讲,这种方式更适合于选拔地方党政正职和综合部门正职。

  解读二:为什么南京市委要举行干部公推公选?

  “首先这次采取公推公选的方式选拔市政府组成人员人选,就是市委贯彻落实十七大、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实际行动。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战略高度,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李源潮部长也指出,要进一步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把改革创新作为做好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根本要求,”南京市委组织部的人说:“公推公选在江苏已有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省委一直高度重视、大力倡导,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形成了良好的氛围。这次公推公选,是一次综合运用已有的改革成果,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大胆探索;从组织部门干部自身体会来看,这次南京市政府组成人员的配备,如果按照常规的干部选拔方式,组织部门面临很大压力,很难保证把最优秀的干部的选出来,也很难保证方方面面都满意,在选拔干部方面,选人用人方面,难免受个人视野和个人感情因素所限,而且,选人用人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社会关注度高,干部本人也很关心。用好、用错一个人,影响都很大。市委也想抓住政府组成人员重新提名任命这样一个契机,选拔出人民满意的干部,全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所以就应该从“盘人头”中跳出来,更加注重制度设计,靠制度选人,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实现好中选优、优中选优。”

  解读三:公推公选的主要程序和内容是什么?

  江苏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公推公选作为一项制度设计,其基本程序和内容应该包括:一是民主推荐。根据职位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民主推荐,让符合条件的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这次,在南京市管正职以上领导干部,曾经担任南京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出席党的十七大和省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等320人中进行了全额定向推荐。二是公开竞职。竞职人选通过公开演讲答辩等形式,阐述竞争优势和履职设想,回答公众提问。这次,公推公选对4个职位的16名人选进行了10分钟的竞职演讲答辩,并由电视台现场直播。三是公众选择。公开竞职现场的参会人员对竞职人选进行投票测评。这次公推公选中200多人参加演讲答辩现场,对16名人选进行测评排序,确定了每个职位的3名人选。三是组织考察。根据公众选择结果,确定考察对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进行考察。这次公推公选对4个职位的16名人选进行了考察;对继续提名和平职交流人选,分别进行民主测评和征求意见。四是党委决策。根据考察结果提出拟任用人选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提交党委讨论决定,并对各职位人选进行了市委常委会和全委会的逐轮票决,有的职位还实行了差额票决。五是依法任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拟任人选进行选举或任命。这次,政府组成人员的43名人选,已经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

  解读四:南京公推公选为何搞电视直播?

  电视和报纸都是媒体,但是电视竞选却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民主。“电视具有视觉、听觉的直观效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开透明。公开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向,有些公众不了解干部制度任免工作,认为是是神秘的、封闭的,难免会有暗箱操作,那么电视直播能使百姓在更大范围内监督和参与,让群众的评价影响市委的决策,公推公选不仅仅起到了选拔干部的功能,而且起到了储备干部的作用”,南京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说:“政府要做到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制政府,那么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做到用权为民、对民负责、受民监督,在电视辩论中面对公众做出了承诺,有利于培养其责任感,增强其受监督的自觉性;公推公选对干部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应有所提高,要讲短话,讲实话,讲真话,脱离稿件会讲话,要学会面对媒体和公众。”

  解读五:公推公选实现了党管干部、扩大民主和依法办事的有机结合

  “公推公选实现了党管干部、扩大民主和依法办事的有机结合。这次公推公选始终是在南京市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最终决策时,充分发挥南京市委全委会的作用,进行差额票决,实现了集体决策。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参加首次民主推荐的人员范围更广,考察时充分听取知情人的意见,竞职演讲答辩现场,还组织了基层群众代表参加。人大常委会全体成员提前介入,参与了民主推荐、演讲答辩测评等关键环节,”南京市委组织部的负责人说:“人大常委会的提前介入,引领着党内民主扩展到社会民主;体现了充分有序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干部能力、经历和综合素质竞争,是群众公认度的竞争,是在公平公开公正氛围下的有序竞争和良性竞争。”

  解读六:公推公选取得的初步成效

  从直接成效来看,一是选出了综合素质和公认度都较高的干部,防止选出“高分低能”的干部,也促进了干部执政导向的转变,引导他们更好地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二是这种干部选拔任用的新方式,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必然,避免了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弊端,方方面面都比较满意和认可。三是这次公推公选是一次重要探索,使南京市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从引发的效果来看,这次公推公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媒体和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完善选人用人机制、扩大群众参与、转变执政导向、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都有大的突破。当然,这一新生事物还需要从理论的高度作进一步提炼和总结,需要社会各界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评判和解读。

  解读七:公推公选今后要加强考核和监督

  公推公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公开、公正,但是还是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一、要科学合理确定民主推荐和群众参与的范围。既要保证有一定的量,又要保证有足够的知情,还要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在此次电视公推公选现场的200多名参与者中,群众只占了18%,包括普通老百姓、企业代表、外资代表、党外群众等,那么在以后的实践中,要根据岗位要求,增强民主推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扩大其范围;二、完善竞争方式。演讲主题要适当予以明确,不能太宏观,要具体、可操作、针对性强,更加突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为了保证信息对称,有必要增加驻点调研环节。在公开竞职阶段,还可以尝试辩论、讨论等多种形式,更好更真实地展示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三、形式上,应该探索多种方式,让台上答辩和台下互动起来,场内和场外互动起来,比如开通热线电话、网络互动平台、短信平台等,虽然这次电视直播群众提问有时候出现了冷场,提问不太踊跃,但这也反映了这次电视直播公推公选的真实性;四、公推公选只是解决了干部“上”的问题,今后组织部门要加强干部的考核和监督,让竞选的干部“不仅仅会说,而且会做”,关键是考核竞选承诺,要让干部做的比说的更好。

  另附一些相关报道(引自网络):

  中国式民主政治:从基层进入省市级政府改革范畴

  2008年03月来源:中国青年报

  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旗帜从两会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浙江台州的“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被写进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3月5日,49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陈铁雄(现任台州市市长)因此一夜无眠。

  “台州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在民主恳谈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陈铁雄说,“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政府接近群众,了解群众,让群众说话,或者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相互沟通的一种途径。它非常宽泛,非常开放,非常制度化!”

  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最后一个走上发言席的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应该继承我们前辈的光荣传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我们新的贡献。我们完全能够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这是李君如的结束语。

  两会期间,李君如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的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尽管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不自卑,不妄自菲薄。我们有希望!”

  民主恳谈就像一面镜子,社区重大事务也好,民警的一举一动也罢,都被群众看在眼里,挂在嘴上。

  3月12日晚,北京新大都饭店。

  陈铁雄把政府工作报告翻到第32页,指着“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认为不要把民主看得太虚,它就是要实实在在的。”

  劳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始于台州新河镇羊毛衫行业。“你老板看我们行业,我们的一个工人,多少工资比较合理?”在新河镇,包括工人和老板之间,老板和工会之间,大家都可以坐下来,集体协商劳动工资。

  民主恳谈制度之所以能在台州生根开花,陈铁雄分析,台州改革开放的30年是创业和创新的30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它会自然产生一种民主意识,包括对政府提供的发展环境和服务的要求,需要发出一种声音。

  发源于浙江台州松门镇的“民主恳谈会”被视为基层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一个典范。

  随后,台州温岭市公安局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在政府部门中最早推行“民主恳谈”。由于效果显著,台州市公安局就把每个月的6日定为全市“警民恳谈日”。

  陈铁雄说:“以往在政府机关作风考评中,公安局往往排名靠后。在实行‘警民恳谈日’后,台州市公安局连续几年排第一名,说明老百姓对警察的评价还是好的。”

  温岭市政府研究室的一名官员认为,民主恳谈就像一面镜子,社区重大事务也好,民警的一举一动也罢,都被群众看在眼里,挂在嘴上。误解和怨气一天天少了,理解和宽容多了起来,治安工作和警务工作也会进展顺利。

  2007年5月,陈铁雄任台州市长。他在台州参加的第一次民主恳谈会,就是研究决定一家医药化工企业的规划问题。

  医药化工业在当地属支柱产业,但考虑到环境原因,市政府认为需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到底能不能发展?企业是什么想法?村民对政府现在的规划有什么建议?陈铁雄召集了6家企业和当地的村民、干部以及学校老师,包括当地的政府部门展开了第一次恳谈会。

  “恳谈会开得非常成功。通过这种形式,政府的决策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写信告政府状的情况也少了。”陈铁雄说。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曾多次到台州温岭调研村级民主恳谈制度。他认为,温岭的“民主恳谈”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推动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如今,台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党政班子领导成员,面向基层群众的窗口单位,或进社区,或进企业,或入农村,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恳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三级党政班子领导成员有的当场做解答,当场不能解答的,在下次活动时给予解答。对群众提出的建议,要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要把干部往下沉。民主恳谈会、干部下基层蹲点这些做法就形成了比较浓厚的民主风气。”陈铁雄说。

  每天晚上,陈铁雄都要在办公室看信访信件,包括网上和信访有关的帖子。他说:“人民群众的信访大多反映的是民生问题,这说明老百姓是有怨言的,否则就不会来了。民主最终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民意,民意反映什么呢?根本上就是民生。”

  “现在到基层走一走,感觉干群关系比过去要好。”陈铁雄在结束采访时笑得很自信,政府要敢于把自己亮出来。

  公推公选干部,“就是用民主的方法选人用人。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是釜底抽薪;对只认领导、不认群众的官僚作风是治本之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从基层开始,已逐渐进入省市一级政府改革的范畴。特别是它的干部任用选拔制度、集体决策制度等一系列“自创动作”,最后很多都变成了“规定动作”,以至于走在前列的省份竟被外国媒体称为是中组部的改革“试验田”。

  “民主推荐,党委讨论,民意测验,考察预告,任前公示,党委讨论干部实行票决,特别是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已在江苏搞了好多年。在干部选拔上要扩大民主,用制度管人、管事、管钱。在泰州,干部从提名到考察到最后任用,要搞全程实录。”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广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

  郭广银表示,江苏一直在探索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性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把公推公选、公开选拔等作为选任领导干部的重要方式,并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郭广银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几个数字:到2007年9月,江苏公推公选各级领导干部1776人,公开选拔科以上领导干部2658人,有1.6万余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科以上中层领导岗位。

  江苏省南京市,是我国首次公推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地方。

  “作为区长,你持什么样的政绩观?”“作为区长,在目前拆迁矛盾比较多的情况下,你怎么做到既依法拆迁,又有情操作?”2003年11月19日,在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大会议室,主持人与代表正在向10名公推公选入围者提问。这是我国首次公推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

  这10名入围者是经过报名、资格审查、两轮民主推荐后胜出的。此前,他们被分成两组,分别到南京市白下区和雨花台区,围绕当地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了为期4天的驻点调研。

  之后,10名入围者被全封闭3天,撰写调研报告和任职计划书。之后,其中的6人再由市委常委会票决和市委全委会票决。

  现任江苏省省长、原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对公推公选干部曾表示:“公推公选就是用民主的方法选人用人,视野广,失误少,公正度高。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是釜底抽薪;对只认领导、不认群众的官僚作风是治本之药。”

  “公推公选表面上是选了几个人,其实更重要的是创新了用人机制。”在总结南京市公推公选的经验时,罗志军说,“它探索的是发扬党内民主,在多数人中选取多数人的用人方式。”

  200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在总结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同时,就引进竞争机制、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

  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许多地方在开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公推公选、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等方面实现了诸多突破。

  2005年5月23日,北京市委组织部首次对包括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在内的3个正局级领导职位展开了竞争上岗。而上海市则在2004年就在近10万名公务员中实行了竞争与淘汰并重的上岗制度,其最高级别涉及一批厅局级官员。

  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首次在国务院新闻办亮相。时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不神秘”。此间有评论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中共的党务工作开始由神秘走向公开和透明。

  郭广银表示,由于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得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更加透明。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在江苏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基层干部群众对县、乡党委换届满意率达99.3%;江苏省委巡视组换届专项巡视时的民意调查表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市委换届的满意和比较满意率为94.9%。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实质上已经搞了30年,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今年61岁的李君如8年前就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已经有35年的党龄。

  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为人所关注。李君如认为,这不难理解。“政治体制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核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必然日益尖锐地摆到我们的面前。”

  对中国政治体制认识存在的一些误区,李君如进行了澄清。“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他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实质上已经搞了30年,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李君如说,中国的第一场改革,是从农村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这是我们公开举起的旗帜,叫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我们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实现了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通过这整套制度的变革,确保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

  “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乡政权,建立县人大常委会,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直选,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李君如说。

  李君如称赞邓小平不但是个“战略家”,还是一个“策略家”。“他的战略有一套策略来配套实施,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结合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推进。好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都能在经济体制中变为现实,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同时,又避免了大风大浪,避免把社会搞得很动荡,使人民处在一个很不安宁的环境中。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更不是说现在还没开始,而是已经进行了30年,并且每一步都迈得扎扎实实。”

  “所以今天讲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当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但李君如也提醒,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巨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程,有两点必须注意:

  一是要明确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管实行哪一种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都必须有利于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和安定有序,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昌盛。凡是不利于这一民主政治终极目的的政治行为或民主形式,不管它有多么动听的名称,进行多么富有诱惑力的宣传,都不能轻信和照搬。

  二是要研究和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发展,既要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和有益的成果,更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实践创新。

  李君如认为,没有过分宣扬政治体制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推,每一步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叫得很响,老百姓却没有任何实惠,结果国家都垮了。”

  “自己革自己的命,非常了不起!”李君如认为,这次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提出来,实际上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联结点。

  李君如说,我国的经济改革不能急,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一切都要有条件有措施来推进,不能盲目。“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验,失败了还可以重来,但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是不能重来的。”

  “我们致力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国情,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这是一个不可更移的立场。”李君如表示。

  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先后担任了一些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万钢、陈竺担任政府部长,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吴建民说,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关心和重视下,中共和非中共人士合作共识取得了新的进展。目前,全国的机关干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非中共干部有31000多名。其中,在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司法机关、领导班子中任职的县处级以上的非中共领导干部一共有6000多名。

  3月14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闭幕。一批新的名字出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行列中,其中既有即将卸任的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去年才上任的科技部部长万钢这样的国家部委负责人,也有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这样的民主党派人士。新的政协领导机关组成人员专业性与政治素养兼备,他们将在新的岗位上为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能否也务实一点,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一下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李君如得出的结论是:“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

  李君如当了5年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学者,他一边履行委员的职责,一边观察和研究政协的运作程序及机制,并且比较了中国其他民主政治机构的运作机制。

  李君如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民政协制度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大有可为。“过去,我们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既不是西方的上议院,也不是政党组织,有点不伦不类。其实,我们的人民政协集中了中国各个政党、各个人民团体、各个民族和各个界别的许多精英。”

  “政协委员的不少提案和报告,不仅敢说真话,切中时弊,而且有真知灼见,对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有很大帮助。这种制度一旦用好了,对于人类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李君如说。

  李君如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选举(票决)+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正如2006年2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近年来,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其重要原因在于,以往以选举(票决)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

  中国追求的民主,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追求的是事实上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要在经济领域实现民主。

  就民主的形式来讲,李君如认为,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实际上有三种形式的民主:第一种是选举票决,通过选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第二种形式就是协商式的民主。公民可以通过协商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形成一个共同的意愿,由政府和公民共同来执行;第三种形式就是谈判,当各种政治力量在许多利益上的分歧相持不下的时候,就可以坐下来谈判。

  李君如透露,人民政协这5年里做了许多工作,其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关于支持、鼓励、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的形成,保护三江源源头的生态环境,都是政协委员经过深入调研、视察之后,形成了强有力的报告,最后政府采纳。

  “这就是说,决策之前可以协商,决策之后还可以继续协商,从而使这个决策更完善。因为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群众,群众诉求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完成。”李君如称。

  3月12日,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在分组讨论的发言中说:“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前,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在中南海进行了协商,充分体现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近年来,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已经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保证了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称,现在有些人一谈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其实,竞争性选举也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我想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也可能把竞争性选举的范围扩大。没有哪一本书上说过中国竞争性选举的范围不能扩大。”

  朱佳木指出,现在有些人谈到民主,脑子里就认为是美国的民主形式,把它当成标准。这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新的保守,新的框框。我们现在讲解放思想,也要从西方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不要把西方的民主,看成是唯一的。

  “适合国情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因此,民主还是国产的好。在中国,就必须树立中国的民主观,走中国的民主路。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而要倍加珍惜。”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房宁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关于中国民主的特点,房宁指出,中国的民主是具体实际的、中国式的。中国追求的民主,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追求的是事实上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要在经济领域实现民主。

  房宁认为,要客观认识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及制度优劣。思考民主问题,往往离不开对西方民主的评价。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

  房宁说,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即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而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房宁提出,中国式的民主建设要遵循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律,民主权利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现中国人民民主权利要分三步走:主权民主,经济民主,以及在实现主权和平等基础上逐步扩大人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建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张树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张树华表示,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西方社会应该平心静气地正确看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它们并无意挑战西方民主,却会丰富人类社会的民主道路和民主形式。相信未来世界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民主会更加成熟、多样,民主之花会绽放得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中央政治的民主化水平并不比其他国家差。否则,陈良宇这种高官就不会落马了。”全国政协委员何新说。

  何新认为,民主的本质,一是分权,二是对权力必须要制衡和监督。在我国,这种分权、制衡和监督通过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制度,以及人大立法、政协参政议政以及畅通各种民意渠道,在国家制度和立法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何新表示,中国的集体领导是一种分权制、民主决策制。但有极少数地方官员在地方为所欲为。近年来,不断有一些“芝麻官”搞什么检阅、阅兵,殴打采访的记者,肆无忌惮。

  何新说,中国目前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同时要从改革基层干部制度和权力配置入手,建立各级的集体领导制,分权制,监察制,弹劾制,要削弱极少数官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并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市)、县(市)、乡一级干部的民主监督,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老百姓欢迎的真正民主化政治改革。(何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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