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赵晓:涌金警示制度性风险规避

赵晓 原创自 网易博客 | 2008-05-10 17:57 | 收藏 | 投票
2008年05月09日  来源:投资者报

 “通金现象”因为魏东的离去受到广泛关注,而让魏东迈出这一步,除了一些具体的事项之外,更深层的还有转轨时期的制度缺陷。一些利益利因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应如何面对?为此,《投资者报》专访了经济学家茅于轼、赵晓。

  投资者报:在转轨过程中,有的人从原体制的权利阶层走来,与原体制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利用原体制的关系下海经商,赚取巨大收益,比如涌金系魏东现象。能否请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转轨中出现的“涌金”现象?

  茅于轼:首先我对这个事情不清楚,也不认识魏东,不能就这个案子来谈。但总的说来,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竞争、自由选择。这个要求看起来简单,但实际做到很难。你刚才提到有些人利用与旧制度里的关系谋取利益,这是很普遍的,也是当前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人脉关系,是非常隐蔽的。

  特别明显的是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过去在苏哈托时期,他的家族控制了全国的制造业、金融业、能源业,赚了很多钱,而从表面上看都是合法的。中国现在也有这样的危险,不能保护中小企业,大企业往往跟政府合谋,谋取一些特殊的利益。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不完全平等,人与人受到的法律保护也是不平等的。

  投资者报:您是担心中国会出现苏哈托家族式的垄断集团或是中国现有的大企业与政府合谋获取特殊利益?

  茅于轼:苏哈托现象与“涌金”现象是不是一样,我不清楚,因为对涌金不了解。我只能说,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些利益勾结起来的集团,表面上没有明显的违法,但是它谋取的利益不是公平竞争得到的。这是中国当前改革向何处去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投资者报:学者巴曙松专门研究过涌金,曾经这样评述涌金系的商业模式:“涌金系因刻意经营拥有非常灵通的信息和丰富的人脉资源,能够掌握制度变迁的时机,形成相应的赚钱模式。”您对此怎么看?

  赵晓:我们从中理出涌金系的赚钱路径是通过掌握灵通的信息、掌握非常好的人脉资源,获得制度变迁下的新的商业模式。但我对于研究报告中涌金系的评述有另外的解读。什么是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应该是以市场为依据,依靠企业自己的竞争力来实现的。而涌金系本身从旧体制出来或者在旧体制内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使得它有灵通的信息,利用信息资源优势形成它的盈利模式,我们不能称之为商业模式。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制度漏洞,看到的是在转轨时期制度性的腐败。

  什么是腐败?经济学词汇叫寻租。资本市场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是一个信息和信心的市场,这是它的特殊性。在金融市场,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之前,比如你知道政策要变,或者知道某一个制度要变,这个重大的政策变化的信息是非常值钱的,谁获取了这个信息就获得巨大的利益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租金,很多人都去寻找这种租金。对于普通人来说,他要花费很大的成本来建立这种人脉关系,这个投入的成本就构成了他要寻租的成本。而事实上有些人根本没有条件去建立这样的人脉关系,因为信任的成本也很高,彼此之间愿意形成这样一个寻租的配合,要有很强的信任关系在里面。

  投资者报:人脉关系形成的腐败往往很难被发现。在转轨中如何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减少这种寻租行为?

  赵晓:要发现他背后的人脉关系确实不容易,但是我想公司运作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很容易发现的。以前我们讨论过举证人制度,这个制度应该值得借鉴。为什么你总是比别人先获得机会?在香港就会让你自己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好人,不是通过内幕消息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机会和优势。

  过去我们是找出证据证明你是坏人,这是控方举证。现在是被控方自己举证,证明自己是好人。这个制度比较厉害,如果你证明不出来,辩护很苍白,就要去坐牢。在转轨过程中制度性腐败就是要采用这种既比较容易实行又对于被控方比较有威慑性的举证制度,否则监管层找他的证据很难。


个人简介
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体改基金会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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