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呼声》月刊11月号文章】题：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作者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
环境负担持续加重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被指正面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水资源短缺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论调无疑是将责任完全推给中国的“中国恶人论”，其实我们或许有必要把这看成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来期以解决。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这一观点。
第一就是无需赘述的“越境污染”问题。遭到污染的和含有有毒物质的食品被销售到世界各地。近来日本不断发出的光化学烟雾警报恐怕不能不说与中国大气污染物质的增加有关。中国的污染物不仅对毗邻的日本产生影响，甚至由于偏西气流的推动直接到达了美国。由此看来，将中国问题作为世界问题来对待是理所应当的事。
但是产生这些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相应的环境负担也会集中到中国。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中国承担了全世界的环境负担，而且环境政策相对宽松，才吸引众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建厂。在这点上恐怕日本企业也不能例外吧。
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因此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简单地认为“都是中国的错”，可能会让整个世界在将来偿还更大的亏空。
还有就是“资源问题”。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粮食自给，而进入21世纪后，每年却要进口一成左右的粮食。虽说是一成，但中国的一成就相当于日本的全部。这不仅给世界粮食市场带来巨大影响，也使整个地球的环境危机进一步加深。
实际上，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资源猎手”，能源资源、食物资源、水资源样样都不放过。为了满足中国的需求，亚马孙原始森林遭到破坏。为获得更高的产量，转基因大豆开始广泛种植。用于生物乙醇生产的农作物栽培面积也在扩大，有可能给亚马孙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中国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更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以上几个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但为什么G8会议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去讨论呢?
未来形势更加严峻
现在的情况才刚刚是个开始，今后的问题可能更加严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与环境问题相伴而生的各种不均衡也在扩大。汽车以一天l000辆的速度增加，电力企业也在超负荷运转。预计当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与日本持平时，其能源消耗总量将是美国目前能源消耗量的两倍。能够满足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的资源恐怕找遍整个世界也没有。
此外，城市与农村的不均衡、社会不同阶层间差距的扩大都可能引发剧烈冲突。中国历来有“大城市优先”的传统，城市污水总是排向周围的乡镇，增加了那里的环境负担。这种趋势必然在日后催生大量的“环境难民”，这不仅将加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环境负担，还有可能向世界其它地区扩散。
第二个方面是，气候变动及异常天气的增加，使得灾害和水资源
不足的问题愈发严峻。喜马拉雅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黄河、长江、湄公河、恒河、印度河等几乎所有的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如果冰川消融的势头得不到遏制，十年之内亚洲全境将可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在全世界66亿人口中，有30亿都分布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为养活这些人口而进行的农业生产绝大部分都依赖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地区的水源。海拔5000至
第三个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石油价格飙升造成的全球性经济崩溃。尽管现在油价飙升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预期石油需求将会增加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但这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个跨度进行观察就会发现，石油开采的成本是在逐渐增加的。即便石油资源不会枯竭，但需要下挖到更深的地层，还是会增加成本，结果是有更多的油田遭到废弃。
“本国的食品和能源要是不够的话就从世界其它地方进口”。这种方式其实是建立在石油价格低廉这一虚幻的基础之上的。在经济全球化框架内，“本国没有就从其它地方运过来”这种20世纪通行的做法今后恐怕难以继续了。
预计中国将展开前所未有的食品和能源争夺战，可这种做法本身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管怎样，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复合型的风险将在不远的未来全面到来。
全球问题共同应对
我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险呢?作为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大前提，就是把建立在被过低估价的石油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从虚幻中解脱出来。然后就是尽可能实现能源、水和食品的“就近销售”。建立世界范围内的风险分摊机制，而且必须考虑到如何让中国问题“软着陆”。
目前，过度依赖于总量有限且分布不均的石油资源的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典型的20世纪类型的全球经济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转变。在这股潮流中，中国的紧张状态似乎也得到了缓解。
至于日本应当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首先就是要灵活运用京都议定书中采纳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按照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定，一国在其它国家开展合作项目中削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可以算在本国的减排量中。这比单纯通过金钱买卖排放权更有利于整个世界。
作为CDM项目的一部分，日本一些灯泡生产商希望在中国普及节能型灯泡。如果中国的3．5亿个家庭按每家8个灯泡计算，全部替换成节能灯泡的话，其节约的电能将是惊人的。
在美国国防部2003年出台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曾明确表示“环境问题的风险远在恐怖主义之上”。到2020年，因气候异常和环境变动导致的风险将增加，不仅经济会遭受巨大损失，还会产生大量环境难民。由此可见，为了有效降低中国经济能风险，即便是挪用日本税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减轻中国的环境负担，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问题的软着陆与地球及日本能安全密切相关。我们应当参与中国的能源供给和生产过程，以期在十年之内缓解中国的环境和能源危机。这是日本对整个地球作出的最大贡献，同时也解决了日本自身面临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确立包括日本、中国及韩国在内的“东亚环境共同体”这种全球化视角，主动跳出20世纪旧有的思维模式。现在的情况是，要想保证作为共同资源的环境、水、能源和食品的可持续利用，就必须建立共同的管理体系。
此外，在环境污染和资源问题上，多数意见都认为“日本是受害者”，当然认为是加害者的意见也不是没有。最明显的就是垃圾出口问题，特别是随着家电产品更新速度的加快，废旧家电数量迅速增加。尽管有～部分可以循环再利用，但是从总体来看不能否认这加重了中国的环境负担。
此外还存在所谓“碳连锁”的问题。比方说，日本为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环境税，这就会迫使一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中国这样没有排放限制的国家。至于钢铁产品，尽管最后的精炼过程还是要回到日本国内，但是之前的一系列生产活动都被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日本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但对整个地球来说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是在增加的。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以国家为单位制定限制措施，应当在整个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制定一套合理的减排制度。不能够把负担完全抛给中国，而是应该将此问题作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通盘思考。
消极抵制不合时宜
40年前，日本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开始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以奥运会为分水岭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在1960年，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尚能达到80％，但是40年后就只剩40％了。奥运会召开前东京的水源主要来自多摩川和地下水，但是奥运会之后将近90％的城市用水则需要依赖于“远方”的利根川。日本的上下水系统运营
成本巨大，而且不得不依赖大量的石油和电力消耗，十分脆弱。
中国现在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北京在奥运会召开前已经出现了粮食自给率下降、需要从全世界进口食品和能源的趋势，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把长江的水引入北京。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北京奥运会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已经与东京奥运会截然不同了。上世纪60年代，促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还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今天，由于石油本身的成本和对环境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不仅不具有建设性，甚至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与日本同样存在结构问题的中国正面临不可估量的风险，怎能对此放任自流。
如果现在还要抵制中国产品，把因北京奥运会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资源不足问题当作别人家的事不闻不问，那就太不合时宜了。如何把中国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平稳地解决，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