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武汉经济圈的形成与湘商的发展

　　清朝末期，武汉是当时中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武汉经济圈，即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区，在这一时期的武汉经济圈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地区，武汉经济圈在当时全国经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当时中部崛起的历史见证。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湘商，就必须把它放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从以武汉为龙头的中国中部的发展中来认识湘商的历史地位，从湘商的崛起更全面地理解清末、民国初期武汉经济圈的作用，从而坚定我们在以知识为主要资源的新形势下加速中部再展宏图的信心。

　　为什么武汉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能处于领先地位呢？主要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武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首先，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明清以来，武汉商业的繁盛主要就是凭藉这一区位优势，而湖湘大地正处在这一地理区位上。我们知道，长沙在历史上城市的发展规模早于武汉，只是因为近代才被武汉超越。原因很简单，当铁路运输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的交通路线时，长沙的区位优势难以与武汉相提并论。其次是资源优势；华中的资源优势在全国非常突出，这里是全国的主要粮食产区，有丰富的铁矿石、煤炭、木材以及有色金属资源，这里有着传统的生产加工技术，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加上交通便利，其资源优势较容易转化为经济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华中直至解革开放以前一直处于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原因所在。

　　武汉城市中心地位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武汉近代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在武汉的现代工业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银），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从1880年的4200万余两发展到1899年的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数倍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

　　湖商的发展离不开武汉这一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同时武汉城市圈进而全国经济的现代进程同样离不开湖南的参与，这是由湖南的自然、历史与人文因素决定的，从某种角度上说武汉经济圈的经济优势也正是湖南的优势。从自然资源和经济结构看，湖南和湖北就好比武汉经济圈的两个手掌，洞庭湖是湖南的手心，湘、资、沅、澧是湖南的手指，在这个手掌上有做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洞庭湖平原，有广阔的湘中、湘西、湘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林业资源，有在湖湘大地上因多民族间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加工业、山地特色农业、守猎业和手工艺品。然后通过洞庭湖水系将湖南的资源优势与武汉的工商业联系起来，这是一条最便利的通道，这条通道奠定了湖南在武汉经济圈中的地位，并通过这条通道湖南进一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武汉经济圈与湘商相互联系的历史要件是位于汉口的宝庆码头，宝庆码头位于汉水岸边的黄金地段，是当时最好的码头，这是湘商在省外的主要集中地，是专属于湖南人的码头，除了湖南人以外，在汉口包括湖北人在内都没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码头。做为这段历史的注脚，武汉人李佐荣在《宝庆社区地方志录》中有所反映，其中记载了他所居住的硚口区汉正街宝庆社区的名称来历：“汉正街的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在解放前有个大名，叫‘宝庆码头’。很少有人知道，直到如今，这里的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祖籍湖南人，而且，这个码头还真是他们的祖辈‘打’出来的。清朝嘉庆年间，湖南宝庆府下辖新化、邵阳和武岗三县，当地盛产杉木、煤炭、土纸和笋子。一些宝庆人以杉木造船，然后载上一船煤顺水来到武汉，在汉江边找到了一个避风港。他们在此靠岸就地卖煤，船板则拆下来用作盖房，或者贩卖木板。他们在此安营扎寨，在码头做帮运（相当于现在的‘扁担’），成绩好的还开起了板厂行。来淘金的宝庆人越来越多，于是形成了一个‘宝庆帮’。他们团结对外，和地头蛇斗，和外地的帮派斗，硬是把这个码头给抢了过来，叫响了宝庆码头的名号”。其实，在宝庆码头上唱主角的就是新化人，宝庆码头是湘商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宝庆码头也奠定了新化商人在湘商中的地位，新化商人的成长折射出湘商的品质与特征。所以，研究新化工商业的历史是了解湘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历史上新化的地域比现在要广得多，大体包括今天的新化县、冷水江市、新邵县以及隆回县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又习惯称为梅山。利于交换的产业结构，是新化工商业发展的自然基础。新化是地处湘中的一个山区大县，新化建县始于宋熙宁年间，其中山区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地下矿产丰富，在历史上林业、矿业（当时主要是煤炭）、守猎业与种养业共同构成新化的传统产业结构，其中林业、矿业本来就是摆脱了自然经济的特征而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清朝末期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第一次大发展，新化的产业结构也在这种背景下加速调整，据县志记载“清末，煤炭、锑品、熟铁、鼎锅、玉兰片等，均先后上市，有的远销上海、天津、汉口和国外。”“民国前期，境内锑、煤、铁、金等矿产业鼎盛，商业相应发展，以县城及资水流域各口岸最为活跃。当时正式设立门面并向政府申请注册经商的，县城有420家，白溪82家，洋溪76家”，“从业者共达万余人。”全县常年输出木材1、2万立方米，煤炭２０多万吨，瓷器１００多万件，书写纸１０万多担，夹板纸４０多万扎，玉兰片１５０多吨，锑品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进口则以粮食为主，其次是棉纱、百货、食盐、食糖等。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新化的传统农业与守猎业发生了质的变化，生产的目的从以前的自给性逐渐向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转化，工商业成了当地居民的主业，来自工商业的收入占了当地居民收入的七成以上，新化这个时候生活的商品化程度在湖南甚至在全国都是高的。

　　发达的水路交通使新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武汉经济圈中充满活力的一员。从整体上讲新化的经济结构当时还是一个资源型经济，而处于前期工业化中的武汉则对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资源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交通运输条件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不优先解决交通运输问题资源优势不可能转变为经济优势，新化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水路交通，这是借自然力而形成的生产力，是最经济的动力资源。有湖南第二大河之誉的资江贯穿新化全境，并通过其支流将新化各地联成一体，越是靠近江河的地方资源也就越是优先开发。例如著名的炉茅江煤田就位于由资江、大洋江、沙江围成的三角地带，面积有十余平方公里，煤矿都是沿河岸开发，因为木材和煤矿通过资江经益阳顺流而下进入洞庭湖是一条非常便捷的交通运输线。

　　以客家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使新化人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新化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北宋以后从江西迁来的移民，也就是新化的客家人。在中国古代江西比湘中社会发展的程度要高一些，当江西的农耕文明已经非常成熟的宋代，以瑶民为主的梅山（新化）还处于农牧文明阶段。这些外来移民带来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农作物种植技术和冶炼、手工业技术，使新化的土地迅速被开垦出来同时也发展了以交换为目的的手工业。更为重要的是，新化客家人的迁移路线也就是由资江、洞庭湖、长江构成的水路，江西移民与迁移的水路是梅山改变宋以前的封闭状态，将新化经济与长江流域的发展日益融合在一起，同时推动当地的产业发展与社会分工的重要原因。

　　新化人的尚武精神和团体意识为新化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当时新化工商业的发展需要解决三个难题，一是新化资源型经济的特点一开始就力图摆脱单人独干的形式，对规模化经营有较高的要求，例如运载煤炭的毛板船都是一次性使用（到汉口后将船当木材卖掉）的交通工具，体积巨大，最大载重量为120吨，这就需要解决船队的协调与统一指挥。二是战胜资江天险；资江穿越于群山峻岭中，特别是穿过雪峰山地段，这里峭壁高耸，水流湍急，由于江面又窄，比长江三峡更为险峻，巨大的毛板船通过时有近四成触崖后葬身江底，这对船工的个体素质和群体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三是社会风险；在汉口要与其他帮派争夺地盘，要防御地方黑势力和土匪打劫，这些就要求商人同时要有效强的实战能力。而梅山武术与具有湖湘特色的家族，以及在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团体意识则是解决以上三大问题的制度安排。在新化建县以前，新化属于以瑶民为主的梅山地域，古梅山人长期与中央政府对抗，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军民合一的组织——梅山峒，形成了适合山地的梅山武术，勇于格斗、团体意识是梅山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这种特点不仅被新化的客家人所继承，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环境的变迁决定了移民从来就是一个富于冒险、勇于开拓的群体。大批移民在新化定居下来以后，将梅山的传统武术与从江西带来的中原武术、四川武术结合起来，在清朝中后期涌现出一大批在省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武术家，全民习武更是梅山人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来移民通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有较大规模的家族，新化的家族与北方平原地方的家族是有区别的，北方在历史上由于战乱、水患、瘟疫的危害，人口在不同地区间迁移，完整的家族村庄并不多见，而新化的特点正是自然村庄与家族合而为一，这些家族不只是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而且是具有组织功能的团体，家族内不仅有共同的财产而且有共同的行为规则（族规）和公共行为目标，习武往往是家族内部的组织行为，保护家族利益是家族的一项基本功能。新化工商业的发展对梅山武术与家族团体的依存作用，在宝庆码头的争夺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作用，一部宝庆码头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新化人为主演义成的武斗与文斗的历史。湘籍文学家邹息云先生在《毛板船与宝庆码头》一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无论争来码头也好，保守住这段码头也好，梅山人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架打官司梅山人都是生力军，所以宝庆码头上万住户，百分之八十都是梅山人，到了宝庆码头，听到的都是梅山话，就象到了新化县城一样。”

　　融武工、文工、商工于一体铸就了新化商人敢为人先的豪气，而这，也正是天下湘商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