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4：为什么谈商业模式？
陈志武 /文
2008年5月20日
至今，《与女儿谈商业模式》已有13次，这些文章大体反映我跟陈笛的许多对话内容，只不过为了便于读，在写下时，对部分内容做了些补充。看到这些对话，许多朋友在问，“为什么跟女儿谈商业，而不谈伦理、道德、《论语》、《中庸》？这种教育是否太重利轻义？”
教育小孩当然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但是，教子女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几年关于读经的话题炒得很热，许多人认为那才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内容。我不这么看，原因很多，其一是《四书五经》的东西没有几个小孩能读懂，特别是对于像陈笛这些中文本来就不好的小朋友，就更难。
其二，这些经典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已过时，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生活，那么，你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不让他成为“儒家”人；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生和同事，我们这些人普遍表现得“中庸”、太“儒”，所以，在美国和其它非“儒”社会里特别吃亏，儒家压抑个人表现，而个人表现、主动表现又偏偏是现代市场营销所必需的个性和技能。我们常抱怨中国缺乏品牌，其中的原因当然与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有关，但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崇尚的被动个性，在于压抑个人表现的儒家主张。为什么市场营销这个行当起源于美国？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印度人普遍比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更擅长市场营销，也比后者在公司高管层中更成功？“中庸”反对竞争、反对主动伸张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一个行为过于“儒”的人，只会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他以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东西，总是把主动权留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争取、保护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中国公司走出去营销、投资时，困难重重，原因也在此。你如果爱子女，就不要通过《论语》、《中庸》把他们的手脚束缚住。
其三，如果要教《论语》、《中庸》，到最后，又变成做父母的高高在上教训子女，而不是平等地交流、对话。“三纲五常”的主张不是人格平等，而是以年龄、性别规定的等级服从关系。
我跟许多朋友一样，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这种背景有些朋友会不愿意提起，但我自己从不遗憾。实际上，让我终身遗憾的，不是在农村长大的背景，因为那些经历造就了我整个人的基础，没有那些基础，或许我整个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最遗憾的是从小到大，跟父母、兄长没有过真正的对话交流，就是那种跟自己真正谈得来的朋友才有、能产生共鸣、能让你感到近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我对父母、兄长都有独特的感情，只是那种感情更多源自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把我从小带大、供我读书，源自他们是我的父母、兄长，而不是靠对话交流、心灵沟通形成的感情。这种以亲情为基础的感情更多是因回报义务、“孝敬”责任所致，是没有选择的义务；相比之下，以心灵沟通为基础的感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因为“谈得很开心、很默契”自然感受、建立的。
之所以给我留下这些遗憾，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很穷，生存的挑战是每天面对的事，在亲情之间做心灵沟通、感情交流，那会是不现实地奢侈；另一方面，在“三纲五常”秩序下，也不应该在代际之间、在兄弟之间有平等的“心对心”对话，父亲在子女面前、兄在弟面前总要表现得威严，表现得不可接近，更不能表现得平等，前者可以大声训话，而小辈只有听话的份。在这种文化场景下，子女跟父辈、弟弟跟兄长间怎么能有真正的心灵沟通？让做子女的除了知道要无条件地“孝敬”、听从长辈之外，还能有什么空间去与长辈“心对心”对话、建立自愿的感情呢？由于年龄不同、生活阅历各异，这本来就使与父母、兄长的沟通很难，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三纲五常”秩序真是雪上加霜。
正由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此，在我做父亲后，下决心不要让女儿重复我的经历，宁愿让女儿感到我是她们可以谈心、平等交流的朋友，不要让她们感到我是威严得不可近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如果今后女儿只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才跟我联系，而不是因为跟我谈话投机，那会是一种失败。我和夫人的养老不需要靠女儿她们，即使发生病残也不需要她们的经济回报，所以，我们没有指望任何经济上的“孝敬”回报，实际上更多想到的是将来给她们留下多少遗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可不必对女儿来不来就行使做父亲的权威，对她们训话，而是想法如何跟她们沟通、接近。爱她们还来不及，又何必打骂她们、在她们面前表现得威严不可近呢？
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女儿感兴趣的话题，找到她们的兴趣点，然后，针对她们的兴趣点去对话讨论，以此展开沟通。而陈笛恰恰又对两个话题最感兴趣：一个是如何赚钱成为亿万富翁，另一个就是世界历史。这下好啦，她算是天生幸运了，我们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话题，商也好，文学、哲学、历史也好，只要是女儿感兴趣的，都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传输做人的道德、伦理，而不是只能通过《四书五经》来传授做人的道理。而实际上，在我跟陈笛的交谈中，已多次涉及到伦理道德的问题、做人的问题。通过与陈笛的交流对话，也让我真正地学到，人的本性真的是很天然的，只要你对人、对社会有足够的敏感度并细心观察，即使像陈笛还没有学过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她照样能想到如何管理一个公司、领悟到不同商业模式的诀窍。
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关于后儒家文化的中国社会如何重建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话题，以后慢慢谈。在结束这次不谈商业模式的文章之前，我们还是谈一种模式，即家庭代际模式。这也是一天早晨送陈笛、陈晓上学的路上谈的话题。当时，我就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病残、意味损失保险，所以，等儿女长大之后，儿女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回报老人，“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经济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文化秩序，其它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执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选择要生，生小孩之后，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未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义务了。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以这种方式让子女小时候起就“恋家”、念父母。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空间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这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笛当然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说，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被怀胎、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他们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美国的老人就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很小年龄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家庭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来到人世间的子女在自己出生之前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他们从小开始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社会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儒家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不管你自己也成年或者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这真是一种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的不公正，他们要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好就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恢复儒家的传统也难，在自己的未来经济安全、生活需要都能通过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自己的家庭从经济利益交换的功能中转变出来，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心灵沟通的功能上，以能够跟子女在任何话题上的平等交流沟通而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