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刀”政策四宗罪

　　“一把刀”政策四宗罪

　　本报评论员  刘长杰

　　林肯曾说：“你能在部分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尽管沈阳市食品公司对其下属公司——沈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关闭的消息故意隐瞒了半年之久，但“长生”牌猪肉早已在市场上日渐颓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长生”猪肉摆上沈阳市民的餐桌已近30年，这段时光，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然而，这个跨越了30载的大众品牌，不但没有做大做强发展成为沈阳的一个“老字号”，反而在短暂的辉煌之后，曲终人散，令人叹息。

　　一家垄断了沈阳市猪肉市场90%以上份额的工厂，为何沦落至此？本报今日特别报道——《沈阳名牌“长生肉”之死》，全面回答了这样的疑问。

　　国企“长生肉”的辉煌，源自1998年7月1日起沈阳市开始实行的生猪屠宰“一把刀”政策，然而这一明显违反了市场公平竞争交易规则的土政策，本身就携带着足以葬送“长生肉”的四宗罪。

　　一、“一把刀”政策破坏了市场规则，阻碍了沈阳市生猪屠宰业的发展。资料显示，1996年以前，沈阳市共有2000多家屠宰厂。同年，黑龙江发生猪肉中毒事件，沈阳整顿市场后，保留了66家定点屠宰厂。1998年，沈阳彻底实行生猪的集中屠宰，从此只有“长生”一家。巨大的市场供求，只此一家的屠宰服务，最终导致了该厂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市场供应也由此受到限制。

　　“一把刀”政策，还将全国其他知名的肉联加工企业挡在了沈阳市场之外，更为可惜的是，虽然“一把刀”最终倒在了市场的刀下，但这一垄断政策却让沈阳丧失了产生“双汇”、“雨润”或“金锣”的机会，并最终将巨大的猪肉深加工市场拱手让人。

　　二、“一把刀”政策并未起到设想中的作用。市场需求的巨大力量，让沈阳周边的小屠宰点数量在这一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即反弹到了100多家，这些没有“名分”的屠宰场，无视食品安全法，滥宰滥杀，用劣质猪肉冲击市场。

　　三、“一把刀”政策的天然垄断性，让“长生肉”既不为生猪的生产者提供优质的一条龙服务，又不愿投入精力控制猪肉质量，结果“问题猪肉”频频出现，破坏了“长生肉”的良好声誉，为其最终的败绩埋下了伏笔。

　　四、“一把刀”政策的超安逸感受，让“长生肉”内部管理混乱，服务意识缺位，跑冒滴漏严重，产业理想丧失。“一把刀”天然具有的“吃上卡下”的便利条件，直接导致“长生”从骨子里轻视对猪肉上下游产业链条的努力营造，销蚀了企业追求自身成长的动力，并最终错过成为一家优秀肉联企业的机会。

　　综观上述四宗罪，都脱不开“垄断”的影子；而“长生肉”的浮沉史，正所谓“成也垄断，败也垄断”。

　　2002年，沈阳市逐步修复“一把刀”政策，屠宰企业开始增多。2004年，沈阳市内生猪屠宰由“一把刀”变成了“四把刀”。如今，全市的合法屠宰企业增加到了数十家，而沈阳市民也习惯了没有“长生肉”的日子。

　　从今年的8月1日开始，有着“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正式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完全垄断特征“一把刀”政策，将从此走进历史，不再重来。然而，政府在监管市场时习惯重复的“一管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管，一管就统……”的行为逻辑，能否从此得以检讨和修正，仍需努力。

　　***注：此文为20080912时代商报头版三经论坛评论，此为原文，发表时略有删节。

　　附：时代新观察特别报道之——“长生肉”之死

　　年初的肉联厂已经是垂死挣扎  半年前已无猪可宰

　　一切都突如其来，却又鲜为人知。

　　２００８年９月，服务于沈阳百姓餐桌数十载、有着响当当名号的“长生肉”终于走完了它的全程。“长生”这个名字未能长生不老，“而立”即毙。当年沈阳那个“一把刀”的梦想，如今也只能从沈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以下简称肉联厂）内一幢幢已拆和待拆的厂房中搜寻记忆了。

　　半年前，肉联厂已因无猪可宰而停产，沈阳唯一的本土猪肉品牌“长生肉”随之名存实亡；半个月前，肉联厂已经开始大规模拆迁。不久后，“十二线蔬果批发市场”和“北行水产品市场”将迁至此处。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肉联厂成就了屠宰行业一个又一个百万、千万富翁，也造就了沈阳生猪屠宰、销售的乱局。更为可悲的是，如今，肉联厂与“长生肉”曲终之时，政府、猪农和销售商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拖下水，且难以上岸。

　　放下“屠刀”

　　和肉联厂一样，徐书福、徐继福兄弟俩与猪打了近一辈子的交道。可二人事业的载体却在５０多年后发生逆转。

　　１９７１年，同为沈阳知青的两兄弟抽调回城，哥哥徐书福接班进了肉联厂，当上了“国营”工人，而受政策所限，弟弟徐继福只能另谋他就，遂到效区养起了猪。

　　在肉联厂虽说不那么风光，工资收入也不比其它行业多，但时常就有“下货”可自由支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当时很多姑娘都一无返顾地嫁给了向徐书福这样屠宰工人。而此时，弟弟徐继福却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每天脏臭不堪、温饱难求，而且３０多岁还是光棍一条。

　　“一边倒”的情况还在继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肉联厂注册了“长生牌”注册商标，所覆盖的猪肉制品达到了１０多个品种，尤其是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沈阳市实行生猪屠宰“一把刀”（此政策实为“凡进入沈阳市场的生猪必须由肉联厂屠宰，否则不许投放市场”）政策之后，整整３年时间里，肉联厂达到了发展的顶点，最多时在职员工１０００多人，日屠宰量近６０００头，“长生肉”垄断了９０％以上的猪肉市场份额。一度，肉联厂的工人工资位列沈阳市职工收入前三甲，“好男就取工商女，好女就嫁肉联男”的说法正是从那个时候流传开来的。

　　可是进入２００１年后，情况急转直下。虽然此前的２０００年９月，“长生肉”被沈阳市政府评为“放心肉”，肉联厂也因此成为辽宁省食品“放心工程”示范企业，但肉联厂生猪屠宰量还是每况愈下：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０００多头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００多头，随后的６年中，更是以每年３００至５００头的速度迅速下降。截至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肉联厂宣布关闭时，每天的屠宰量只有五六十头。

　　而与肉联厂的衰败曲线对应的，恰是另一条上升曲线。弟弟徐继福的猪场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则一路红火，不但拿到了沈阳市生猪储备基地的指标，而且在２００７年还抓住机会净赚１０００多万元，据业内人士估算，这个数字接近肉联厂几年来的亏损总额。

　　“老职工都知道，肉联厂要想维持运行，每天屠宰量不能低于７００头。”徐书福说，今年初的肉联厂，已经是垂死挣扎着。

　　无奈之下，肉联厂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撂刀”——宣布关闭。“这个消息至今未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只是内部传达。”回忆起肉联厂历史上这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撂刀”，肉联厂的上级——沈阳市食品公司无不辛酸：“肉联厂这回是彻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０日，本报记者在肉联厂内看到，虽然１／４的厂房和屠宰线已化为废墟，但积续了５４年的生猪味道仍从地下不断涌出。在一面写着“长生牌冷鲜肉为世博园唯一指定产品”的断墙边，拆迁公司员工表示，这里将在年底前彻底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分别为“１２线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和“北行水产品市场”准备的两座大型市场已经在院内矗立起来，不久，上述市场将迁址于此。

　　商业壁垒难挡狂奔肥猪

　　与再也吃不到免费的“猪下货”相比，是什么成为压到大象的最后一根稻草？徐书福认为这些问题更为重要。

　　如果说，１０年前的“一把刀”成就了肉联厂，那么，也正是它劈开了这个大型国企陡峭的下坡之路。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沈阳市实行生猪屠宰“一把刀”政策，当时的规定是，所有的进入沈阳市场的生猪必须全部由肉联厂检疫、屠宰，否则不允许进入沈阳市场。旨在提高猪肉质量、确保食品安全的此政策一出，沈阳周边近百家大小民营屠宰企业数量骤减一半，而肉联厂则一夜之间从“吃不饱”变为“吃不了”。超过６０００头的日屠宰量，使送猪的车队长龙一度堵塞了肉联厂门前双向８车道的重工街。

　　而肉联厂的“黄金期”也只维持了三年。２００１年，“７．１２”暴力抗法事件（沈阳动检部门赴东陵区某市场检查生猪定点屠宰、销售情况，被认为是销售问题猪肉的业户一连刺死动检人员四人，刺伤多人，后伏法）震惊全国，并成为肉联厂的转折点。当时的媒体报道反映了实行“一把刀”后，沈阳生猪行业存在的两个深层次问题：

　　其一是人为设置的关卡并未起到设想中的效用，沈阳周边的小屠宰点数量在１９９９年前后，一度反弹回１００多家，没有了“名分”的它们更是肆无忌惮地沦为名符其实的“私屠滥宰”，而“７．１２”暴力抗法事件发生后，动检部门的执法力度也似乎凭添了诸多顾忌。一位在此其间参加过相关执法行动的媒体记者回忆，当时动检部门的行动出发与否“要看公安和记者是否到齐”。《时代商报》记者曾于２００２年，就当时法库、康平、新民等地至沈阳的客车和货车上，普遍夹带私屠滥宰猪肉入沈的情况，采访过沈阳市商业局畜牧部门，但相关负责人无奈地表示，很少进行查处，“政府也管不过来”。

　　其二是越来越多的市民发现，市场上的“长生肉”质量不升反降，问题猪肉的纠纷频见报端，而查来查去却是从肉联厂出来的猪。

　　到２００８年２月以前，情势已积重难返，“一把刀”与“长生牌”一样，已经名存实亡。据肉联厂内部统计，到该厂关闭前，生猪日屠宰量连五六十头都达不到，进入沈阳市场的猪肉几乎全部来自周边和外地屠宰厂，与“一把刀”政策的初衷正好颠倒。

　　老牌国企的伤与痛

　　为挽回颓势，２００２年前后，肉联厂曾组织过沈阳市民前往参观，以期重树企业形象。“但这招儿也没能奏效，相反，却起了反作用。”徐书福说，当时就有市民看出，肉联厂既不参与生猪饲养，也不过问猪肉的市场销售环节，实际上，“长生牌”根本不是一个肉类品牌，而是一个只有空壳的“屠宰品牌”。

　　外患内忧仍在加剧。

　　２００３年前后，“雨润”、“双汇”、“千禧鹤”等外地猪肉品牌陆续涌入业已放开的沈阳猪肉市场。“正是那时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让沈阳人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产、供、销一条龙的猪肉品牌。”上述媒体记者说。而肉联厂应对这一切的办法令人失望，“我们老职工听说，有一次厂里想在媒体上打广告，可报告递上去半年仍无音信。”徐书福认为，正是老国企的这种效率和惰性，使沈阳的许多本土品牌坐失良机。

　　长久以来，肉联厂因循着猪贩收猪，送厂屠宰，猪贩再向外批发猪肉的老旧模式，猪贩实际上是屠宰企业的“上帝”。但这群“上帝”的感觉并不好。

　　李强（应受访者要求化名）曾经是与肉联厂合作的最大猪贩，高峰时他委托肉联厂屠宰的生猪超过２０００头／天，可在２００２年，他却义无返顾地离开了肉联厂。“那里的服务实在是太差了，２０元的屠费几乎没怎么降过，而且没有供我们休息的地方，冬夏我们都得在外面呆着。领导就更难见到，即使是十天半月见上一面，本想与他们商量点儿事，对方身上酒气却扑面而来。”李强说，他现在所在的屠宰厂，不但为他这样的“大主道”免费提休息的专用房间，而且收取的屠宰费只有１５元，遇上行情不好，厂方还会在这个价格上再降些，“换成肉联厂，这些你想都别想。”

　　最令李强难以容忍的是肉联厂多年形成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除了猪肉，猪贩的另一块收入是猪“下货”，但肉联厂屠宰完毕后，猪腰子、大肠等一部分“下货”要被工人无偿拿走。“这等于明抢，说明肉联厂的管理有大问题。”李强说，与肉联厂打了１０多年交道，一点也没有享受到“上帝”的待遇。

　　意识到问题又无力解决的肉联厂，曾于２００５年未经招、投标，把大、小两条屠宰线中的大的承包给了几个大猪贩，以期借外力扭转局面。但３年时间，生猪及猪肉价格由波峰到谷底的折腾，到２００７年下半年，承包屠宰线的猪贩全身而退，留下了一个更加破败的肉联厂。对此，沈阳市食品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领导也认为，彼时的肉联厂已积弊太深，意欲回天“为时已晚”。

　　眼下，无事可做的徐书福正打算到其弟徐继福蒸蒸日上的猪场打更，李强在奉其为上宾的屠宰厂里悠然地数着钞票，而他们身后，存活了５４年的肉联厂则如一头老、病的大象轰然倒地。唯有一地的瓦砾和变型的钢筋还在恋恋凝望着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里仍在上演猪市乱局。

　　记者  于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