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用充满激情而又务实的语言，勾画了一幅中国“全面改革、全面发展”的路线图。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可以说是这幅图上浓墨重彩的一部分。
启动新一轮政改探索
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是在综论政治体制改革时论述民主不同，十七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题，其标题就是“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开宗明义地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郑永年说：“十七大报告所要透视的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本身和党所推行的“发展”道路，都不是既定的，都在探索之中，具有开放性。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次被高调提出，意味着中国在完成了经济建设的初期目标之后，正考虑在更高的台阶上尝试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不只在经济领域舞刀弄枪，还要在社会领域和政治地带做一些务实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探索。”
如果说，80年代初的政制改革终究由于“社会条件不足”，“迈不开步子”。那么，现在深化政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则是“潮流所至”，势在必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政治学者俞可平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
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失衡发展20年，社会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积累下去，势必影响国家安全；物极必反，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太猖獗，成了过街老鼠，民主早已不再是一些精英们的政治呼声，而成了普通大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日渐强烈的诉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人类的普世价值日益成为国人的理念，化作推动中国变革的巨大而恒久的力量；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不仅使传统的封锁、管制变得得不偿失，而且日益成为不可能；新媒体形成的强大的舆论力量，使任何人都不能视而不见；经济全球化、社会公平化、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要崛起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除了顺应潮流主动变革外，别无选择。
所有这些力量汇集而成的历史合力，必将推动中国政制改革前行。正如《南方周末》所言：“中国已无回头路”!
重点发展“三个民主”
俞可平认为，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发展民主的现实道路：人民民主是最终目标，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如果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那么，体现选举人真实意志的选举则是党内民主的生命。近年来，党内选举民主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得到推进。
在中央，据官方公布，这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实行差额预选再正式选举的办法，差额比例为8％，比十六大有所提高；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则是由400多名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十七大代表的差额选举的比例为15％，比十六大提高了5个百分点。
在地方，截至2005年10月，全国已有210多个乡镇党委班子由公推直选(先由乡镇的党员和非党员民众公开推荐候选人，再在党员大会上进行直接选举)产生。这次报告把改革党内选举制度作为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表明在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中将引入协商民主，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推进决策民主化。
协商民主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提出的一种民主治理机制。在这种体制中，公民平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自由表达意见，最终通过公共协商，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俞可平提醒人们，在西方，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制民主的基础上，它是对西方代议民主、多数制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
在我国，“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引入协商民主，推进民主决策，不仅是决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助于将当下公民政治参与的“洪流”吸纳进体制内，从而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不仅要有表达权、参与权，还要有“选择权”一一人民有权利选择重大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决策的内容，既包括像节假日制度的调整之类，更应该是国家财政预算、三峡工程类的国家重大公共决策。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
俞可平说，报告首次提出，基层民主“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再次表明，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
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党内民主、决策民主和基层民主上，政治学者认为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在未来还应继续推进更高层面的民主。或许这正是“中国民主道路”的一个特征。
逐步实行城乡选举权平等
法学学者对“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甚加赞誉，认为这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代议制民主的重要举措。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教授认为，这实质是废除过去不平等的选举权，是“中国公民政治权利走向平等的具体举措，其实质是政治平等”，“无论如何都是重大进步”。
在法治国家，选举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然而，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却规定：同样的人口数，农村的代表名额只有城镇的1／4；换句话说，在选举权问题上，4个农村人口才抵得上1个城镇人口。其理由是农村人口多，农民整体上文化素质不高，如果实行平等的选举权，会影响人大代表整体的素质，因此，主张实行差别选举权。这是在政治权利上对农民极大的不公平不平等。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说，民主制的核心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政治上说话的权利。如果有些人水平低、能力低就不让他们说话，就只能由那些“聪明人”来代表他们说话，那就不用搞民主选举了。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法理学教授张恒山指出，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国家正义。国家正义是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最重要因素。所谓国家正义，是指：执政者要平等对待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成员，承认和尊重他们有平等参与国家管理等政治权利；要在兼顾效率的基础上，大体平等地分配资源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要在不同阶层或不同的社会集团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时，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地处理矛盾。为此，国家的权力配置，要使各阶层在国家立法、重大公共决策、主要官员的选择等方面，可以平等地表达意见。显然，城乡有差别的选举权是国家正义和法治之殇。
政治上的不平等必然带来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平等。在国家公共决策中代表农民利益的力量弱了，农民当然很难基本均等地获得国家在教育、卫生、社保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这正是导致农民贫弱、城乡发展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如果农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平等地选出代表，这些代表不一定是农民，但很大程度上会替农民说话，这将有助于改变城乡分割的局面。
在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同时，必须进行选举制度的配套改革。蔡定剑建议按人口数量划分选区，由选民直接选举他们的代表；如此，平等选举权才有意义。徐显明说，党的城乡选举权平等的建议必须通过修改《选举法》才能实行。考虑到修改选举制度的复杂性，这一制度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先从基层开始，再推进到市、省一级，最终实现全国人大代表的平等选举。城乡选举权的平等，“在十二届全国人大时完全实现”。
建立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
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这大致勾画了建立中国特色权力制约体制的轮廓。”俞可平告诉记者。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认为，以前讲建立健全权力的决策执行监督环节的协调，这次明确讲要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现代政治的权力公开、透明和分权制衡原则，十七大都没有回避。
但其实，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中已有类似设计，为什么制约却常让位给协调，协调又让位给“一把手裁决”呢?
王长江的分析也许给出了一些答案。他说，不是所有对权力的监督都是民主监督。是不是民主监督，跟授权有关。例如：我是市长，我授权给你，你用的是我的权，所以我得对你监督，要建立一个监督机构看着你，这是不是监督权力?是，但绝不是民主监督。
用行政的、集中的监督代替民主监督，有时还会出现问题。比如，我收回你的权，在你那儿问题可能不再发生，但不是没有问题了，而是很可能会上升到更高层次。为什么腐败现象的蔓延层次越来越高，问题就出在这里。集中的监督应该有，但民主监督更不可缺。
民主是一个体系一个链条，包括授权民主、决策民主、执行民主和民主监督等。王长江说：“这几个环节的民主，在以后的探索中应该联动起来考虑。用一个环节的民主来取代其他环节的民主的思路和做法，是不足取的。例如，我们光强调决策民主，强调决策时的协商，但如果没有前面的选举民主，权力在来源上依然是从上而下，怎么保证决策者会尊重来自下面的要求?恐怕只能停留在听听意见的形式。所以要特别注意民主的起点，如果起点民主不解决，后面的民主就没有办法推进，而起点就是解决授权环节的民主问题，必须有一种程序化的东西，实质是落实到让公众进行有选择的选举。”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具有自己的特殊历史和现实国情，中国民主发展的过程必然是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和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过程。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实行集权体制，欠缺民主的传统、理念和经验，中国非常有必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经验教训。要防止误解“中国特色”，更不能刻意曲解“中国特色”。
王长江说，所谓提高执政能力，就是提高“遵循并按照执政规律执政的能力”。执政规律就是政治运行中的一般原理和经验。我们一些人却总喜欢强调我们党的特殊性，说我们哪能跟人家比，这“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不接受教训，我们还是犯，这样的亏吃得太多了。我们不要说资产阶级政党，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到底接受了多少教训?说老实话，没接受多少教训。我们过去很少从规律的角度去看问题，忽视规律，违背规律。”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说，纵观历史，横观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实施民主的形式和途径有所不同。“根本不必担心全盘照搬某一个外国的制度，即使有人想照般也搬不了。相反，过分强调‘国情’却足以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借口。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民主普适性的内涵。”
所以，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更应在于以解放思想和开放的心态，积极探索中国道路，包括以解放思想和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
(黄根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