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和谢国忠挨骂反应社会极端情绪

茅于轼和谢国忠挨骂反应社会极端情绪

2009-1-17 南方都市报

 

    如果用立场与道德作为研判经济的前提,所有的经济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谢国忠被逼得用自己的国籍说事儿,声明他是中国公民,热爱自己惟一的祖国。为了征信,他公布了自己的护照号与户籍所在地。

 

    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大,按照骂人者一套自洽的逻辑,中国经济需要信心,一味唱空中国经济就是破坏中国经济发展——如果谢是美国公民,则他是混入中国的间谍;如果他是中国公民,那他就是汉奸,卖国讨主子的好。以此逻辑思考问题,欠缺了讨论问题的起码前提。预设一个立场,按照对照划分,这不是学术讨论,而是阶级划分。

 

    在谢国忠先生发表声明后,质疑谢国忠的董少鹏先生发表声明称,“《美国公民谢国忠正在对中国股市说什么》完全依据事实写作,任何国家的公民发表言论,都是有立场的。本人也是。”表面看来,谢国忠是不是中国公民,成为问题的焦点,但其实,任何国家的公民发表言论都是有立场的,才是批评的出发点。

 

    谢国忠先生如果是美国人,就不能分析中国经济了吗?很多拿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公民都在说,也未见得遭受大棒袭击。可见,是谢国忠的唱空太刺耳了,拥趸过多。而谢国忠先生稿费拿来捐款,如果不捐款他就不能说话了吗?道德与立场难道决定了是否拥有说话权?果真如此,由谁来审核谁爱国,谁不爱国?谁能说话,谁不能说话?

 

    杜绝异辞、杜绝学术探讨的态度会让中国经济研究走向绝路。

 

    身为哪国公民,并不重要,重要的摆出论据与事实,公平探讨。市场有其内在规律,与市场作对,刻意唱空或者唱多,时间一长,都会露出假预言家的面目。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谢国忠先生的观点,他的预言并不完全准确,与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观点极为相似,他们不仅唱空中国经济,照样唱空美国经济,最终唱空世界经济。这样说来,他们岂不是世界公敌?实在说,唱多唱空不仅是学术之争,更与人的个性有关。

 

    中国经济需要信心是不假,如果为此只允许市场发出一种声音,则是可笑的。我国曾经有过万口一词亩产万斤的朝代,在短期内确实增强了国民的信心,从长期来看让我们负出了不堪回首的惨重代价。万马齐喑不是福。学术观点有分歧本是常态,如果就此上纲上线成为爱国卖国的证据,实质是剥夺他人的说话权利。

 

    反过来说,正因为有谢国忠先生这样的唱空者,才更有必要让市场人士充分说话,会有人用相反的证据,证明谢国忠先生观点中存在的错谬。董少鹏先生如果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中国资本市场将继续向上,笔者愿意洗耳恭听。

 

    谢国忠先生不是第一人。前一段时间茅于轼先生因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被攻击为富人与国际组织的代言者。茅于轼先生的表达方式或许可以改进,他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必保持也可以深入探讨,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最大的课题。如果能从国际粮价的未来趋势,从中国人口增长率,从全球航运能力、中国粮食储备能力,沿着学术与市场之路一一探讨下去,也许我们可以就中国粮食安全甚至城镇化推进方式,得出几近科学、符合中国经济利益与全民福祉的结论。

 

    认为茅于轼就是收了什么人的钱,为什么人办事,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据笔者目力所及,真正拿人钱替人办事者,大都悄无声息地行事,或者表面上持四平八稳的公允之论,暗度陈仓。谢国忠先生我并不清楚,据媒体报道稿费捐给中国红十字会,谢从摩根斯坦利离职,也是因为太不能遮掩。而茅于轼先生的扶贫基金、保姆学校等公益事业,有目共睹。

 

    笔者尊重并理解民众的情绪,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容易走向极端,一个基本保障尚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平心静气探讨房地产市场规律。激烈的情绪,暴露出的是长期不均衡发展累积下的矛盾。

 

    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派人士常常不顾中国经济体行政与市场边界不清的事实,提出火车票涨价、油价上涨等等理论,距离民意越来越远,甚至成为民意的靶子。另一些学者则一味绥靖,跟随政策空翻多或者多翻空,或者一味迎合舆论的口味,比孙悟空更精通筯斗云的道术,这反过来又使经济学家被抹上一层小丑油彩。

 

    只有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与风气的改良,才能让所有人从极端情绪的桎棝中挣脱出来。

个人简介
财经评论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从历史上的政治与经济转到当下,是希望看得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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