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政府“启动”不了市场

周其仁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09-01-19 08:44 | 收藏 | 投票

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周其仁

周其仁个人网站:www.zhouqiren.org

景气低迷,是目前许多厂家面对的一个现实。本文试图提出,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题目从何谈起?我想还是先从几个故事开始。

故事里面大有学问

第一个故事是冰箱的门。冰箱原来都有个门把——鼓出来的那么一个物件。但是你现在到商场里看,大部分冰箱的门都是“暗开”的了,就是没有门把了,只是在门的上边,开一道暗槽。这当然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发明创造。但是,对于住房面积比较小的许多中国家庭来讲,这个小小的改进有其功效。因为许多家庭希望冰箱有装饰功能,放在那里比较好看一点。没有门把的冰箱门,可以满足这么一点需要。事后来看,这件事平淡之至。但是对于第一个做出没有门把的冰箱的工厂来讲,就不简单。生产线要改,模具要改,其他设备要改,工人习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也要改。那么,谁在中国第一个生产出没有门把的冰箱来的呢?据科龙集团主管技术的陈福兴副总裁讲,是科龙。什么时间?1988年至1989年。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因为不景气。冰箱生产“过剩”,要竞争图存,不拿出点新的东西,商场和顾客如何会买你的账?你听,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意思了?企业为了对付不景气,加快了创新活动。你再问下去,果然就是科龙的一条发展线索。冰箱的门可以两边开,第一个也是科龙在国内生产出来的。门可以两边开,冰箱在房间里的摆法就多了。冰箱可以就着房间,而不是房间必须就着冰箱。什么时候搞出来的呢?就是前两年业内人士普遍抱怨宏观调控把经济调下来的时候。去年以来,市场更“冷”了。科龙的产品可就更“花”了。他们率先引进“热转印”技术,在冰箱门体上压膜制成大面积图案,高温成型,永不脱落。冰箱的装饰性更强了。

这只是讲了一扇冰箱的门。创新的背后是投资、技术改造和管理。科龙的轨迹非常有意思:每逢景气低迷就大手笔投资。去年、今年,科龙在成都收购成都发动机厂的一个车间,在西南建起一个冰箱生产基地。一家伙投入25亿元现金,把原来整个车间推倒。潘宁(科龙老总)的理念是,市场低迷,大家难过,我扩大规模,提高竞争门槛,等到下个市场高潮来到时,科龙已经准备好了。你总不能说,等市场热点来的时候,你才去推倒车间建生产线吧。潘宁讲的这一条,不是什么点子大王的秘诀,但就是很难做到。就是把这个方子告诉天下所有老总,也不是个个都可以照做的。在景气低迷时大投资,你要多么雄厚的实力、多么稳健的财务基础和多么好的信用!这样讲起来,后面的学问就大了。

第二个故事是酒。中国人早就知道“酒是陈的香”。但是,消费者买到的酒,究竟有多“陈”,从来没有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酿酒大国里酒品的一个卖点。欧洲的酒不但“越陈越香”,而且“越陈越贵”。人家把酒的年头标在酒牌上了,多一个年头多一分价钱。现在国内也有标明陈酒年份的酒品了。第一个标明酒年份的是谁?据我所知,是古井贡酒。市场上有“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等,年代不同,价钱不同,越陈越贵。什么时候有此“创新”的呢?1989年。市场低谷,连古井贡酒都不好卖时。从此消费者可以喝到不同年份的陈酒,多了一种口福,厂家多了一个卖点,增加了突破景气低迷的力量。

最近又有报道,上海两家很有名的超市,在国内第一个改变了跟供货商的合约模式。原来流行的是所谓代销制,就是你厂家的东西放到我这里来卖,商家只是代销,要是卖不掉,对不起了,你负担吧。但是这样一来,厂家对商家怎么可能一心?等到市场热起来时,商家竞争加剧,厂家就可以拿一把,轮到他做大爷了。如此循环,家家得到平均利润(或者平均没利润),谁可以出得头?上海的这两家超市“逆向”而动:偏偏在市道最不好的时候,主动跟上千个商品品质好的厂家签订了买断性合同——就是商家把产品买断,卖不出我承担风险。在低潮的时候这样结成的联盟,到商业高潮来的时候就非常可靠。这也是景气低迷时投资的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永和豆浆大王”。这是一家台湾食家的连锁店,把豆浆、油条、小笼包、牛肉面这样的小生意,从台湾地区做到了美国。你在洛杉矶中国城“永和”的铺子里,可以喝到地道的中国豆浆。几年前,“永和”进军内地。北京海淀区三环路边上开了一家,墙上写的是“中国第26家”,卖的无非早先上海路边摊摊上的早点,但你看人家那个红火。就是在现在,市道不景气到了顶点,多少大小饭馆酒楼门可罗雀,“永和”一个卖豆浆的,绝没有什么“高科技”,冬天能把冰激凌卖得如此火暴,到了夏天还怕什么呢?

景气低迷另外产生的故事就不像上面的几个那么美妙。许多企业现在不是什么创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投资,而是活得下去与否的问题。关闭、合并、重组,工人下岗、老总下台、公司换旗,这些都不是好事,需要政府谨慎对待。但是,事情也有另一面。景气低迷是完成市场重整和企业重组的良机。市场出清劣质公司,多半在景气低迷之时。所谓竞争优胜劣汰,多半不在景气高扬的时候。试想,谁的东西也卖得脱手,萝卜快了不洗泥,你说谁“劣”谁“优”?但是,一个经济要是没有优胜劣汰,产品如何更新换代?经济结构如何优化?经营活动的质量如何提高?所以,市道越低迷,企业越两极分化。憋到一定时候,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该兼并的兼并。要是日日景气,“六亿神州尽尧舜”,海尔到哪里去吃“休克鱼”,科龙又在何处可以精挑“生猛海鲜”呢?

经济萧条的正面功能

上面的故事都平常,谁也看得见。但是,联想到经济增长,我们对市场不景气的认识恐怕也要“重组”。过去讲经济萧条和危机,只有灾难的一面。政策上就是如何调节景气,防止损害。原来以为经济波动只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计划经济则可以消除景气循环,至少可以主动调整加以避免。现在反过来,大家认定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成功调节景气,值得中国人学上三招两式。无论怎么180度地翻转运动,就是不能面对景气波动在古今中外都消除不了的现实(否则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怎么可以“活”到今天)。至于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功能”,更被看做奇谈怪论。

但是,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确有“正面功能”。妨碍我们看到这一点的,除了利益的原因,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推理。比如,“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分类。依我之见,这个分类之所以没有道理,在于它假设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一样的。1989年,没标陈酒年度的古井卖不动,“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买不到,问:古井贡酒是不是买方市场?1995年,单向开门的冰箱过剩,双向开门的冰箱短缺,问:冰箱是不是卖方市场?1998年,一般饭馆过剩,“永和豆浆店”短缺(否则为什么老是排队),问:饮食业是什么市场?三问下来,自知讲不清楚何谓买方市场、卖方市场。讲不清楚的原因,是分类概念本身有问题。冰箱、酒和吃食,每一个时期,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都同时存在,某一品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过剩”了,另一种或多种同时“不足”。推广开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无不如此。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也存在着“卖方市场”,否则怎么会有经济增长?企业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就是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就是不断通过创新来制造“卖方市场”。这样的“卖方市场”多了,景气低迷就走出来了。

进一步要讲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不免显得突兀。但景气低迷导致的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质量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恐怕是经济生活中不争的事实。这里有两种机制。一是商业低潮大大降低了企业组织在市场环境里“存活”的临界值,客观上会把在经济高潮时难免带来的滥竽充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列入“淘汰名单”。二是低潮时期商业世界激烈竞争的冷酷现实,会以“不创新就是死亡”的压力逼迫企业家发挥潜力。结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景气低迷、难度非常高的时候,市场越可以识别出优秀企业家。从上面几个故事可以看出,很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成的。最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逼得你非学不可。现在全球讨论东南亚经济危机,人们热衷于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似乎被忽略了: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在急速的亚洲危机之中究竟如何应对?如何调整战略战术?如何创新图存的呢?

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但依我之见,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我的道理是,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诚然,政府对市场疲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流行语)的社会经济后果极为关心,并承担着很重的责任。但是,政府终究是生产不出不带门把的冰箱的,就像政府也从来没有向市场提供过一瓶“五年古井”一样。能够提供这些的,是企业,特别是“企业家控制的企业”。至于政府用多印刷票子的办法“启动”市场,除了为下一轮高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不会有别的效果。讲到底,除非有足够的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不以未来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政府断然“启动”不了今天的市场。

财政政策又会如何呢?我的看法,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相应的经济问题也日积月累。多少富丽堂皇的机场没有几驾飞机起降;多少漂亮的高速公路一年跑不了多少车。按照常识,我们不免要问:这些耗资巨大而又无人“买单”的“宏伟工程”,究竟到哪里去下账?流行的回答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超前”。超前当然很好,问题是要谁来为“超前”付费?无人付费,如何超前得成?就是有人付费,还要问一问,这个“费”将来要不要还?如果要还,就要问,还本付息的财务基础在哪里,以及谁来事先估计、预测和决定?显然的道理,政府不合适来作这类决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还本付息期很长。政府定期换届,顾不了那么长。当期多修,政绩显著。但以后不能还,就会引起财政金融的麻烦。

现在不少经济学家说,为了拉动景气,中国需要一个“罗斯福新政”。这就是说,政府用税收修一批无须将来付费的基础设施。政府只是“投入”,而不是投资,因为根本不用还。这样既刺激经济景气,又形成一批“超前的”基础设施,岂不两全其美?按照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用税收修公共基础设施,理所当然。凯恩斯以来,以财政政策刺激景气,为很多国家的财经精英们津津乐道。但是,有几点要当心。一是“无须付费”的东西,“需求”会无限;二是不以未来的收益为标准,项目合理性的标准就没有了——这两条使得政府“投入”的经济效果必定不好;三是所谓“无须付费”,最终还是来自政府从企业和居民那里课来的税。不景气时期,政府增加课税和开支,但企业居民的开支要减少,一进一出,对景气的影响会抵消。考虑到从企业居民“溢出”的收入转化为政府较低绩效的“投入”,经济不景气还会加剧。

更实际的问题是,我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因此,把市场景气低迷看成绝对的“坏事”,并诉诸政府“启动”市场是错误的。景气低迷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一个经济突破景气低迷并不难,难的是不以“预支未来”为代价。至于能不能在景气低迷的突破中提升经济生活的品质,真正达到经济增长,那就要各看各的气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中国已经历多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数量上的GNP长出了一大块,但经济活动质量和品位的提高,与增长速度相比远不相称。当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景气低迷,自有其形成的道理。如果今天可以快速为危机和景气低迷“解套”,那么它在昨天就根本不会形成。当景气低迷来临时,经济学家试图“教导”政府如何调控经济、启动市场、摆脱低迷。但是在看了一些杰出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的行为之后,我不免要问,除了诉诸政府刺激景气之外,难道在景气低迷中真的别无他事可干了吗?

199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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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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