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4 | 转型，增长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 （2）
2009-01-04 | 转型，增长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 （1）
主讲人：李实
评议人：王小鲁 张本波
张曙光：我们今天的双周还是继续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今天是由李实教授来做主讲。他讲的是“转型、增长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这三个词包括了转型的三大问题。确实，目前的收入分配也是个问题。增长的状况最近讲的也很多，如何保证增长问题，加上转型因素就更加复杂了。李实教授长期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想积累也很多，先请他讲讲他的看法，然后大家再来讨论。
李实：谢谢张老师。谢谢天则研究所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想讲的主要还是收入分配问题。我们8月30日在顺义开会的时候，会上讲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今天内容有点改变，主要考虑收入分配的基本变化和基本特征。另外，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经验研究的问题或者实证研究的问题，还涉及规范性研究的问题，所以讲一下从规范的角度出发，怎么来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的问题。
作为收入分配的研究，一般来说是四个层次的问题。因为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实际问题本身的一个描述，或者说是实证研究。就是说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人群的收入分配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收入分配的状态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收入分配的一个差距。到底这样的一个收入差距有多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样的收入差距测量出来，这是一实证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问题给搞清楚。作为经济学研究嘛，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到底差距有多大，这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看到的可能是问题的一个层面，比如收入差距有多大，我们测算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5，另外这个收入差距是不断的再扩大，这都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可能更重要的解释这样的变化，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我们考虑的角度来说，中国基尼系数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转型，包括政府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是连在一起的。那样的话，来解释收入差距的变化。这是第二个层次，是对原因的解释。第三个层次，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收入差距是好还是坏，这就涉及价值判断或者是规范的问题。收入差距是0.45，0.45是好还是不好，是过高还是过低。过去30年前，我们的收入差距是0.30，在那样的情况下，就有很多不同的判断。人们会说收入差距是高了或者低了，或者说太平均了，这样的收入分配是不合理的，有很多这方面的判断。第三个层次是对一种状态本身的规范的价值判断。第四个层次，毕竟我们所研究的都是现实的问题，都是整个社会所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来说，如果我们发现当中有不合理的因素在里头，存在着一些需要修正的问题，这样我们从政策的角度能够提出一些更好的关于收入分配与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是一个政策层面的问题。一般来说，研究收入分配这样的社会问题或者经济问题无非就是这四个层面。在我们国家，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对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层面相对来说重视的不够，更多的是关心第三个层面和第四个层面的问题。就是价值判断往往优先的。但这种价值判断不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一些感觉的基础上。比如说听到社会有一种反应，很多人就会说，听到一种反应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价值判断，接着就可以提出一套解决的办法。现在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一种研究思路。当然这也是无可挑剔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研究确实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功夫，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
第一是一个事实，到底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和它的一个基本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第二是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因为对同一种收入差距，有人认为高了，有人认为低了。应该怎么进行这样一个高和低的判断。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来提出当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就是说怎么来判断这种公平性，社会上对这样的收入分配又怎么样的反映，很多都是价值判断的内容。第四个就是政策的要点，怎么来提高公平性。
我们认为对收入差距的测量，仅仅测量全额的收入差距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的这种二元社会，城乡分割的社会使得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不仅仅表现形式不一样，起决定机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讨论应该把城市和农村分割开来，分别加以判断，首先有农村收入差距的变化、城市收入差距的变化，然后才有一个对全国收入差距的测量和基本判断。
这是农村的收入差距，是过去三十年中收入差距的变化和变化趋势。这里用的都是可比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从大概1978年到2005年吧，2006年的数据也出来了。这是每一年的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的变化。78年的时候，即使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比较低，当时算出来大概是0.21，非常低，但是这个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测算出来的，我个人感觉有点偏差。我比较相信的是1979年的数据，因为78年他们还刚开始做农村的入户调查，所以数据的质量比较差。1979年的数字大概是0.24，0.24应该说也属于非常低的了。从改革开放，包括家庭承包制和农村内部改革，在4到5年内，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收入差距上升的趋势。一直到1982年、1983年左右，基尼系数还是0.24左右。这个情况跟当时的改革开放的特殊性是有关系的。因为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家庭承包制，它刚开始对农产品产量提高的影响比较大，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两个因素使得很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收益比较大，这样，务农的农户和非农就业的农户之间的差距经过这次改革反而有一定程度的缩小。这个效应还是比较积极的。也就是说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经济增长同时收入差距缩小的这样一个同时发生的阶段。这个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收入差距基本是在不断的扩大。因为像中国农村改革的效应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后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来自非农就业的收入和农业收入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非农业就业的机会存在不均等的。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发达或者发展比较快。有的地方从事非农就业的人都是一些当地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因此非农收入反而是扩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至90年代中期，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粮食购买价格以后使得务农的农户稍微提高了其收益，这样的政策也就维持了两年的时间。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出来农村的收入差距还是属于一直上升的状态，直到2005年农村的收入差距上升为0.38。当然这个数据很多人还是认为可能有低估。这个低估主要实在抽样上。因为统计局的抽样基本上是选择有记账能力的农户，有很多没有记账能力的农户根本就没有包括在其样本里头。而且没有记账能力的农户基本上经济条件都比较差，所以如果把样本进行调整的话，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这整个趋势应该是不变的。
城镇的基尼系数和农村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更小，大概是0.15或者0.16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收入差距程度，若现在要比较其他国家的话，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0.2以下的了，像北欧的一些国家，现在基本上是0.22、0.23的样子，曾经历史上出现过0.17、 0.18。我们过来人都知道城镇内部确实处于一种非常平均主义的分配状态。国家基本上把各种分配领域都控制住了，包括工资等。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强调平均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很多长时间，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中期也是这样。等到80年代中期，企业改革。而企业改革刚开始是调整企业内部，承包制，通过增加奖金、增加激励机制这样一种形式展开的，这个时候才慢慢实现收入差距扩大。扩大程度比较大的时候是等到 9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企业改制、城市改革也进入了实质上的阶段，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改制，企业破产。很多职工下岗，城市失业率增加，城市贫困发生率上升，然后实现了一个收入差距比较快速扩大的阶段。到了最近几年，虽然扩大的幅度有所下降，但是基本上是两年一个百分点的上升。而2005年的时候，大概是0.35左右。最新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应该说现在可能是0.37、0.38。
这里全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银行估算的。他们估算了1981年到2001年这二十年的变化。81年的时候大概是0.31，然后到01年就上升到了0.4，02 年我们估计的是0.46，最近几年还是一直在扩大。不过这个数据一般没有，国家统计局也不会公布。他们虽然公布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但是不公布全国的。全国的基尼系数我们估计现在是0.48到0.50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估计结果呢？看看最近几年的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上都是在扩大的状态上。也就是说全国的基尼系数，它要不变或者缩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说，农业部长提出来2007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因为全国的收入差距由这三块构成：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这三块都是在扩大，应该说总体来说，它的收入差距还是在扩大的。我们利用了05年的1%的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我们计算了一下2005年的全国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6。一般来说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要比个人的收入基尼系数稍微低一点。因为整个社会还存在没有劳动收入的人。所以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要低一点，算出来是0.46。总的看来，我们全国收入基尼系数应该是0.48到0.50这样的水平。
接下来就是高估和低估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认为我们在估算全国基尼系数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城乡生活费用的差距。因为农村的生活费用要比城市的低，所以在做收入比较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生活费用的因素，需要实际收入，而不是名义收入。考虑到生活费用的因素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农村的生活费用低，那么实际收入就高。这样全国的基尼系数就不是他们所估算的0.45，而可能大概是0.40，相差大概5个百分点。多伦多大学两位教授Brandt 和 Holz，也对中国不同省份城乡生活费用差别进行了估算。很多人利用他们的估算结果来重新测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全国的收入差距。而且我们也利用他们的生活费用指数，或者说购买力指数来测算。测算以后确实发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下降了3%，也就说明物价指数本身或者说生活费用的差距确实会影响到所估计的结果。这是一些高估的说法。（幻灯片11）这是世界银行对全国基尼系数的而估算后得到的曲线。上面的曲线是未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得到的，而下面曲线则已经过了物价指数的调整，基本上是3到5个百分点的差别。
另外还有低估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低估，特别是王小鲁，在前两年做了一些研究，认为中国收入差距存在一些低估，特别是城市内部。这个低估一方面来自城市内部高收入人群在整个样本所占的比重偏低。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调查、不愿意配合，这样就会造成低估。还有高收入人群虽然进入样本，但是他们倾向于低报他们的收入。第二是，在比较城乡之间的差距时，除了考虑生活费用的问题，还要考虑收入的可比性问题。城市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的纯收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比的？虽然我们不断用这些收入来计算各种各样的收入不平等指数，但实际上在收入可比性上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农民的纯收入包括各种各样的消费和支出：包括其看病的费用、养老的费用、教育的支出。相对来所，城市的可支配的收入包含的消费内容要少得多，比如说城市的人有公费医疗，人们就不会再拿自己的钱去看病。另外城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像养老保险等。这些东西虽然不是自己掏钱购买的，但是能反映出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差别。经济学家把其成为welfare，就是福利的意思。如果城市人的收入很低，但是其生活质量很高，就说明这存在非货币收入因素。中国人在改革的时候提出来说国家公务员，像国家主席的工资与普通的公务员的工资相差只是16倍，差别比国外的政府内部的收入差距小得多。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高层干部当中，其个人工资所体现的作用是越来越小了，都是非工资的部分，他们绝对不会考虑花钱买车，不会考虑自己去看病，即使看病吃的也都是进口药。这些非货币的因素都被考虑进去的话，收入差距还要更大一些。因此我们的思路是要估计一下城市市民所享受的这些社会福利的货币价值到底有多大，估计出来以后再加到货币收入之中，这样计算的收入才跟农村的纯收入有相对的可比性。利用2002年的数据估算，城市的这种收入是农村的大概12倍，因此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全国的基尼系数也不是我们所估计的0.46，而要达到0.50。
当然，更加合理的做法是同时看到高估的因素和低估的因素。我们同时考虑生活费用的差别以及收入定义的差别，并对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调节。这样估算出来全国基尼系数与没有考虑这些因素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没有差别，只相差1到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高估的因素和低估的因素相互抵消了。当然这里没有考虑到样本的差别。
很多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基尼系数在不断的扩大，怎么来解释这一现象呢？一个通常的解释是利用库茨涅兹的倒U型曲线来解释，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收入差距都是扩大的，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收入差距可能才会出现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在整个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上就表现为一个倒U型的曲线，也就是库茨涅兹假说。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假说是有道理的。如果相信这样的一个假说，那么我们对收入差距的认识可能就不是要试图缩小这个差距。而按照库茨涅兹的解释，这样的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是在不同的阶段自然出现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做的是尽力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且通过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使得这个转折点尽快地到来。在这个转折之后，收入差距就会自然缩小，收入分配的状态就会自然得到改善。因此这一假说有着非常强的政策含义。另外一种看法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与发展阶段有关，还有更多方面的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可能是一种相关关系。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有两种：一种经济增长是收入差距原因。如经济增长快了，收入差距就扩大了；经济增长满了，收入差距就小一些。另外一种可能是刚好相反，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比如说，在收入差距大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可能更高。很多国内的学者认为对应于国内的情况，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是同步的，我们正是通过扩大收入差距进而刺激了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可以作为原因来解释经济增长。对于这样两个层面的因果关系，我们主要是把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想解释为什么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是否在起很大作用。结合其他方面比较新的设计，我们做了这方面的实证的验证结果，包括通过模型的估算发现经济增长是否为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否存在一个因果关系。
我们的模型一个是时间序列的数据，一个是横截面的数据。如果说要用经济增长来解释收入差距，一般通过这样的两个模型来解释。一个是代表经济增长的收入水平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是作为解释变量。这是从总体水平来说的。高收入差距的国家是与高的经济增长相关还是与比较低的经济增长相关。第二个模型则是解释其变化的问题。基尼系数每一年都有0.35左右的变化，它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变化，收入增长率有着怎么的关系。这是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通常使用的两个解释模型了。然后这是我们的分析结果。
首先是第一个模型，我们用了全国20年的时间序列的数据。农村和城市用的大概是25年。对于全国的数据来说，基本上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不显著的，也就说这样的估计结果是很不稳定的，很难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到结论说经济增长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对农村的数据来说，估计出符号，刚好与库茨涅兹假说的符号是相反的。按照库茨涅兹假说，一次项的估计结果应该是正的，就是说在初级阶段曲线是向上的；二次项的结果应该是负的，即到了一个点以后曲线开始下降。但是我们的估计结果刚好相反，也就是说一次项是负的，二次项是正的。开始阶段是下降的，然后开始上升。诚镇的估计结果与库茨涅兹假说的预期有点相近，并且根据估计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测出转折点的位置。现在的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大概是0.36，可能还要进一步上升，上升至0.42左右，这意味着还要有一个十到十五年的城市收入差距扩大期，才可能出现转折点。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一直觉得不太好理解，因为我们观察到城市内部的差距还是在扩大，但是为什么模型估计结果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与数据本身有关，因为从收入差距的数据可以看出来。最近几年收入差距的扩大存在着减缓这样的趋势，当然这个趋势跟我们现实的感受有些差距。我们实际上感觉到最近几年的收入差距实在扩大的，而且比90年代更明显，包括福布斯公布的富人榜、媒体报道的，包括炒股、房地产投资各个方面。城市当中富人的数量应该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感觉上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数据本身表现出来的是这个幅度在降低。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估计的结果。还是回到了数据的问题，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低估的问题可能很严重。
如果用第二套模型的话，做出来的基本上全部下降。就是说GDP增长率本身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的解释基本上没有实质上的影响。也就是说从时间序列的数据来说，能够解释的结果与库茨涅兹假说相吻合的部分是非常小的。很大程度上是不支持库茨涅兹假说。
在另外的一个计量模型中，我们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在这次调查中包括了劳动收入的内容。我们利用这些数据生成了30个城市的基尼系数、工资水平、失业率、外来人口比例。这些是同一套数据所生成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数据本身的一致性非常强。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对库茨涅兹假说用了进一步的验证。在模型中，除了有收入变量，还有失业变量、外来人口比例、外来人口比例的二次方、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的工资差别。我们认为这几个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可能更有力。这是估计的结果，第一个模型是验证库茨涅兹假说的验证，只包括收入变量。系数估计值是显著的，但是符号与库茨涅兹假说正好相反。库茨涅兹假说要求一次项是正的，二次项是负的。我们估计的结果刚好相反。其解释可能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收入差距相对比较低，而且处于下降的阶段，到了一个点以后是一直上升的阶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仅仅引入了失业变量，而且失业变量非常显著，而且对收入差距的解释非常有力。引入失业变量以后收入变量就变得不重要了。也就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失业率来解释的，失业率较高的地方收入差距也就越大。在这几个模型中，我们把失业率引入，失业率的变量都非常的显著，而且数值都非常得稳定。失业率对收入差距的解释都不受其他变量的影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经济增长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失业才是主要因素。另外一个变量是外来人口的比例。这个变量的预期与库茨涅兹假说有点相似，它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在其比例较低的时候，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其比例不断上升，到达50%左右时，收入差距出现下降。如果大家看一下库茨涅兹1955年的文章的话，他在解释倒U型的曲线时，他用到的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动，在流动的初级阶段收入差距开始扩大，等到达一定比例以后，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是从我们的模型来说，外来人口的比例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是失业率，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支持库茨涅兹假说。如果要说支持的话也仅仅库茨涅兹假说强调的某一个层面，并不是对整个如收入差距的变化和收入增长、收入发展阶段存在一种完全的相关性的支持。
如何判断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的问题？我们在2002年时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当然这个调查都是主观的问题。如何判断现在的收入分配，有几个选择：很公平、比较公平、不公平、很不公平。那时80%以上的人认为现在的收入分配是不太公平或者是很不公平。判断很公平的人非常的少。但是有些地方，像山西，煤老板比较多，判断很公平的比例相对要高一点。其他像云南、重庆、湖北、四川这些省份不到10%。绝大多数人认为收入分配是不大公平的。一些民意调查，都是把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作为当前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一些包括中央党校做的调查、其他各个省、半月谈这些的调查都认为收入差距是不和谐的因素，也有很多收入分配问题是十几种因素中居于首位。这是民意的一些调查。
收入分配的问题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实证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我们说基尼系数为0.45，这就是实证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规范性问题，比如说0.45是好还是不好，这实际上涉及公平性的问题。在英语中有两个词：一个是equality 和 equity。我们过去考虑的比较多的是equity，所谓正义的问题，公平的问题，是主观的价值判断。你可以认为0.45是公平的，也可以认为它是不公平的，它不在于差距的大小，而完全取决于差距形成的过程和背后的原因。应该说社会的民意调查都没有很好地区分这两个。有些人认为不公平，但是他认为的不公平仅仅在收入差距中占1%，如果把这1%去掉，导致收入差距仅仅缩小1%。但是受访者的判断完全是一种价值判断，可能仅仅由于这1%的不公平，他会认为整个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所以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进行区分：差距本身的大小是一回事，差距合理不合理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实证问题，一个是规范问题，要进行区分。我经常给学生讲课都会举例：如果我和姚明的收入算基尼系数，估计是0.9以上。但是这样高的基尼系数我不认为是不公平的，别人也不认为是不公平的。就是说很高的基尼系数不一定不公平，而低的基尼系数也不一定就是公平。从改革开放说起，都是批判走平均主义。这是因为平均主义是不公平的。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坏的侵占了干好的人的收入，所以也认为是不公平的。但是若上升到基尼系数，是非常低的。在80年代企业内部的基尼系数测出来大概是 0.1左右。但是企业的职工没有一个人会说这样的收入分配是合理的。所以说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
接下来讨论几个和政策相关的问题。如何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的问题。第一个是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全国收入差距中占有很大比重。如果能够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能够解决公平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第二个是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是教育机会。很多研究文献表明，发展教育特别是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对缩小长期的收入差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增加收入流动性的问题。最后就是消除腐败收入，消除黑色收入。
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可以有不同的测量，可以是绝对数量的差距也可以是相对数量的差距。不管怎么看，从8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即使按照不可比的收入定义，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3.3倍了。从近期来看，不太有缩小的可能性了。另外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全国中占有的比重是非常大的，而且不断在上升。比如说根据泰尔指数分解，把全国收入差距分解成城乡之间的、城市内部的、农村内部的。分解以后，看城乡之间的在全国收入差距所占的比重：88年的时候是37%，95年上升到41%，02年上升到46%。他不意味着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扩大，他们也在扩大，但是没有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幅度大。这就导致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全国收入差距中占的比例更大，不断上升。泰尔指数的分解是单变量的分解，另外一种是多变量的分解。多变量的分解是指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外看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如说引入教育变量等。这时候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解释了全国收入差距的37%。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影响全国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因素。
然后是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关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数据非常有限。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平均工资的变化。这些变化不管使用泰尔指数来衡量，还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应该说从90年代开始，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在扩大的。垄断行业和制造业，我们把制造业看成竞争部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在不断的扩大。应该说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主要还是体现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收入差别。这是平均工资水平的差别。我们利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在认为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存在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估算这些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部门垄断因素造成的。简单的比较平均工资水平，很多垄断部门的人会提出说我们都是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应该拿高工资。高工资来自于员工的高素质。为了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分析：确实高素质的人才可以拿高工资，但是垄断部门的高工资是否完全可以由高素质解释。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教育大概解释了40%的差别。也就是说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差别有40%是由教育决定的。但是还有60%是解释不了的，是部门本身的差异。就是说即使你是同样性别、同样年龄、同样资历、同样地区的人，但是在两个部门工作，还是会有60%的差别。这60%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