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增长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 (2)

李实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09-01-04 20:07 | 收藏 | 投票
  

2009-01-04 | 转型,增长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 (2)

2009-01-04 | 转型,增长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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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教育机会的问题。为什么要谈论教育机会的问题呢?个人教育是影响收入差异扩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主要表现为个人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也就是说 不同学历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在90年代的时候,年教育收益率不到3%,当时很多国外学者针对这个结果批评中国,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太低了, 不重视人才,不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认为人力资本的回报太低了。然后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上升,到2002年,差不多达到8%,最新2005年的数据是 11%,现在应该还是处于上升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良好的教育自然会拿到比较高的工资。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通过两个方面实现的。第一是教育收益 率本身的变化。另外一个是教育机会的均等。如果教育收益率不变,但是教育机会发生了变化,那么高学历的人与低学历的人的比重发生变化,这样也会影响收入差 距。所以说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是解决收入差距的根本性办法。除了刚刚已经提到的城乡之间的差距、部门之间的差距,教育成为解释收入差距的 重要变量,在所有变量中占三分之一的比重。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收入的不平等有非常强烈的相关性。左边的图是教育年份的基尼系数,每一个人受过一年、三 年、十年、二十年的教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育年限,然后算出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数,再看看每一个城市的基尼系数。教育基尼系数和收入基尼系数之间存在很强 的相关性,受教育机会差别越大的城市其收入的差别也就越大。在过去几年中,在促进教育均等方面我们做的是非常有限的。1995年和2002年的教育年限差 异的基尼系数是没什么变化的:从0.159稍微下降了0.02个百分点。也就说在均等受教育机会方面做的还是相对不够的。这个只是教育年限的差别,还没有 考虑到教育质量的差别。我们都知道在城乡之间教育年限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农村的孩子能够完成九年的义务教育,教育年限在城市当中也 有一个封顶的问题,受教育不可能超过30年。这样教育年限的差别在缩小。教育质量的差别可能是更明显的。农村同样受到高等教育跟城市受到高等教育的孩子, 人力资本的含量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会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说,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特别是提高教育质量是很重要的。
   
    第四个问题是增加收入流动性。收入流动性就是看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他在整个人群中收入相对位置的变化。比如说我的收入一直处于最低的10%的人群,今年是 这样,明年是这样,后年也是这样。那么我的收入流动性是很低的。如果一个社会也是这样的状态,收入的相对位置不发生变动,就说其收入流动性几乎等于零。但 是整个社会来说,总是发生变化的。他来自于生命周期的原因,来自于社会的结成的原因,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的结果,收入流动性 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怕收入差距大,怕的是收入流动性低。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我们的收入差距是0.5,今年是0.5,明年还是0.5,但是这个0.5里头 人群收入的相对位置是变化的。你今年是高收入,我明年是高收入。我们的收入在两年内发生了相对变化,这是不可怕的,两年平均下来,我们是差不多的。比较可 怕的是基尼系数很高同时流动性很低。所以我们就做各方面的分析。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五等分组,把两年的收入都做五等分组。观察在不同年份中所处位置 的变化。在完全不流动的社会,对角线的数字应该都是等于1。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是最高收入组的,在98年是最高收入组,在02年还是最高收入组,这个 组的人群不流动到其他数组,因此这个数值是等于1的。这个数字越高,收入的流动性就越弱。而流动性最高的情况下,这个数应该是0.2,因为有五个组。在最 高流动性的情况下,只有20%的人还是留在这个组,同时有20%的概率进入到其他的各个组里。这就是完全的流动性。因此,至少可以通过对角线的数值算出流 动性的强和弱。下面的一组是1991年到1995年,上面一组是1998年到2002年。中间大概相差了7年。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流动性还是比 较高的。第一组是0.44,第二组是0.26,第三组是0.23,第四组是0.25,第五组是0.50。也就是说中间的三个组流动性是比较高的,其数值接 近 0.20,只是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流动性比较弱。但是到了1998年和2002年的时候,流动性大大降低了。从数值上说,每一个对角线上的数值都比 下面一组的对角线的数值高得多。也就是说在城市改革开放的初期的时候流动性比较高,因此那时大家对收入差异的关注也不是很迫切,虽然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是 大家讨论的比较少,为什么?这是因为流动性比较高。但是到了2002年以后,收入流动性大大降低,降低以后,大家感觉到了收入差距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 说,如果要观察长期的收入分配的问题,可能要研究流动性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测量和流动性的结合。
   
    最后一个问题是消除腐败。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好多人都提出批评。我记得十年以前,在香港参加一个讲座,当时何清涟就批评我收入差距主要是腐败问题,不讨论 腐败,研究就没有意义。最近也有很多人问基尼系数的测量有没有包括腐败收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包括,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只是问他的收入,没有增加一问:你 的收入有多少是腐败收入。也不知道他报上来的收入有没有包括腐败收入。不过我估计腐败官员不会把他的实际收入告诉你。腐败收入和收入差距的问题涉及到数据 的问题。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希望能够找到腐败收入的数据,比如说通过法院估计腐败官员的数量,腐败收入的多少,然后把这些数据与现有的调查数据合在一起, 来对收入差距进行估计。这里有几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的。你可能可以通过相关途径得到关于腐败官员的数据,但是你搜集到的基本上是已经被暴露的腐败,不是实 际当中存在的腐败,可能还要涉及到对已暴露的腐败占实际存在的腐败的比重的估计。这样的估计很多是主观的。再一个问题是你有可能得到关于腐败的收入,但是 这些收入不是现实的收入。腐败官员被抓到以后,收入就不是他的了,如果用这个收入对收入差距进行修正的话,这就有个逻辑的错误。腐败官员被抓到以后,这收 入就不是他的了,你只能假定这收入被抓到之前是他的。这里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腐败的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它可能更大程度上是 影响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对收入差距本身带来很大的影响。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看看腐败收入对基尼系数本身,对收入差距有多大的影响。我们 利用2002年的数据,基尼系数大概是0.36、0.37。如果假定有4万个贪官,每个贪官腐败收入有500万。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假定。有人说,4万个贪 官假定比实际的贪官要多得多,因为哪一年惩治的贪官都不会超过4万个,但是不知道与实际存在的贪官的数量吻合到什么程度,不敢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存在这样的一批腐败官员,每年500万的腐败收入,基尼系数上升不到0.05个百分点,只有0.384。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这样一大批腐败官员,可能对 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的,但是它会影响人们的一种观念,影响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一种判断。它是对公平性的影响。人们会认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存在很大的 问题。
   
    所以从这些几个方面来考虑如何提高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和不公平性是至关重要的。
   
    张曙光:李实教授全面地把我国三十年来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第一个是分城乡介绍了现在的收入差距;另外一个问题是讨论了收入差距和 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能不能作为收入差距的重要解释变量;第三个问题是收入差距的公平性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把收入差距和收入差距本身是否公平,即收入 差距和收入不公,两个方面的问题混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收入差距是事实问题,收入不公是价值判断问题,公不公每个人有不同的判断;最后讲了如何解决 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问题的政策上的办法,有腐败收入、城乡之间的收入问题、垄断部门的收入问题,如何去解决它们。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下来我们请了两位评议 人,都是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请小鲁先讲。
   
    王小鲁:其实我研究收入分配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我算是后进门儿,现学的。李实在这方面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刚才讲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很全面的。中国收 入分配的状况,涉及方方面面,做了一个介绍,是一个十分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我想着重地说几点有些缺欠的地方和哪些问题我认为值得继续研究的地方。
   
    一个是关于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一点大家讨论的时间比较长了,文章也很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议,基本上没有人认为收入差距并没有在增大,这基本公认的问题了。
   
    李实:在顺义的会议上,张五常就提出收入差异怎么会增大呢?每年农民收入20%的增长。
   
    王小鲁:他恐怕没做研究。如果基于数据分析,大家得到的结论是共同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刚才李实讲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内部和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他认为这几个方面是主要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讲,那就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改革以后区 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扩大的,因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远远快于内陆地区,快于不发达地区,这就造成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针对这个问题,90年代后 期实行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再后来还有东北地区振兴的战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试图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对于这个趋势,关注收入分配差距的 人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区域收入差异过去是在扩大的。但是在90年代实行新的政策以后,有没有新的变化?现在区域间的差距是仍在持续扩大还是开始收敛?这可 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里没有讲。我觉得可能需要针对最近几年的变动做点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库茨涅兹曲线的检验。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库茨涅兹曲线我们怎么看。很多人讲库茨涅兹曲线的时候都是把它理解成一个随着收入增长会先上升后 下降的曲线,等到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以后,收入差距就会自然而然地缩小,这是个自然趋势。但是据我看来,这个理解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看库茨涅兹50 年代的那篇文章的话,他是根据几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了这种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同时做了很多分析解释为什么会先上升后下降,讲了很多的具体的影响因素, 特别是像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的转移。这些实际上都是和我们现在得情况有关的因素。他也讲到政策的作用,比如累进的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库茨涅兹本 人并不认为你什么都不用管,收入差距就会随着收入收平的上升自然下降。后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库茨涅兹的原意。所以我觉得李实刚刚做的库茨涅兹的检 验中有一些前提需要讨论。一个是检验它什么:是纯粹把它当成一个与收入有关的变量,检验是不是存在这种倒U型,先上升后下?还是说我们来分析导致上升和下 降的一系列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的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度的因素?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到底其背后表示的是什么?
   
    所以李实说所做的一些检验不能证实库茨涅兹曲线,这里就需要讨论得细一点了。说不能证实是指不能证实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它先上升后下降?还是有别 的意思?李实的文章里得到的几个估计参数,表示出来的收入影响有的是单调上升的,有的是单调下降的,方向也不一致。为什么会得到这些不一致的结论呢?我想 可能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模型分析的技术方面。比如说做时间序列分析做没做自相关检验?如果做的是横截面数据分析,做没做异方差性检验?这个 模型得到的结果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个方面:我们拿到的结果从技术角度来看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没看到文章里有这个检验,所以我不知道做的 过程是怎样的情况。另外像李实讲到的因果关系的问题,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话,谁是因谁是果?有没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我们对回归 的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存在怀疑的话,还是应该做因果关系检验。否则你得到的结果可能不知道从哪个方面来解释,不知道是谁影向谁。再有就是你后面几个方程加了 一些变量,比如说失业率对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但是问题在于加了失业率以后,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单调上升的,就是说这些变量引入以后仍然没有改变其单调上 升的趋势,而且有几个模型的结果还是呈加速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了什么?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只有结果可能不足以说服读者。
   
    首先是这些模型从技术层面来看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存在自相关等问题?如果存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再来做检验,也许结果会更好。然后,如果排除了技术层面的问 题,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些结果的经济含义。因此再一个问题是,我们考虑影响因素的视野也许还要在拓宽一点。除了失业率,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 素,把研究的范围扩大,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再有是你的公式里边有点问题,就是Ii = bi0 +bi1logYi + bi2 (logYi)2 + bi3Unemi + bi4MIGRi + bi5MIGRi2+ bi6MYRi+ei中的bi1、bi2等等,这是一个横截面的检验。对于横截面的检验来讲,系数b是同一的。不存在i的问题。在前面的时间序列分析中 It = bt0 +bt1logYt + bt2 (logYt)2 + et 中的bt1、bt2也是错误的。时间序列分析里边不同年份得到的的b应该是同一个参数,不会随着观察值而变动,它不是一个变量。这个可能需要纠正一下。
   
    后面关于收入差距扩大,李实就收入扩大的公平性做了一些分析,其中有教育的影响。我觉得教育这个问题的影响程度很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但我的看法是, 如果在分析收入差距扩大时先对不同因素导致的差距扩大做一下区分可能会更好。首先我看收入差距的扩大,我把它看成两类不同的影响因素造成的结果。一类是中 国在过去三十年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分配方式基本是平均主义的。当时虽然说是按劳分配,但是你无法去区分劳动的质量。当然这里还 有很多理论问题尚待讨论。实际上从农村的人民公社、大寨式评工,到城市的八级工资制,它在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都保持了较小的收入差距,基本是基于平均主义 的分配。但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意味着收入的分配转向了根据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如劳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贡献。这种情况下,收入差距必然是扩 大的,而且这种扩大不是坏事,而是一种进步,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所必需的,是改革的应有之义。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一部分是受这些因素的影 响的。比如说过去受了教育的人和没受教育的人,搞导弹的和卖鸡蛋的收入基本上差不多,但现在至少不同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是显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 进步。
   
    如果说到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其实好多调查都没有把它再细分,只是说差距扩大了你认为合理不合理。其实问题本身就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说你要问由 于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力资本造成的回报差异,大家是不是很有意见,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很不满?根据我得到的有限信息,未必如此,而且有很多信息说 明即使是低收入的、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群,他对这个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持有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收入差距扩大在我看来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至少它不是市场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脱离了理论上说的按要素分 配的原则,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根据要素的贡献来分配。这里掺杂了权力的因素、寻租现象、腐败因素导致的收入分配扭曲,这种扭曲在我看来,第一对收入差 距的扩大起了非常坏的作用,他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二,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是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远远超过根据要素贡献分配导致的收入差距扩 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需要对不同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区分。
    当然这里也涉及到了数据的问题。李实今天讲的基本上还是基于2002年的调查数据,这几年又有很多的变化,而且确实现在的腐败问题,既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又至少是影响社会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那么我觉得在这方面还要多花点力气。进行这方面研究确实很难,很难得到数据,从统计数据里看不出来,而且统计 数据里有不少的遗漏,可能不反映这部分收入差距。那么怎么办?统计是一个方面,除了统计数据之外,可能还需要大家从方方面面多做点调查研究,把这个方面的 问题好好研究研究。李实这个文章中假设有4万个贪官会有怎么样的影响,有8万个贪官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但是这种假设毕竟是主观的。如果我假定不是4万个, 而是4千个,那么显然这类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如果我假定不是4万个,而是40万个,或者更多,那么它的影响就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或仅 仅为次要的影响因素了。中国党政官员大概有1000多万或2000多万人,这么大的官僚队伍,说有40万个贪官恐怕一点也不过分。但这毕竟都是主观判断, 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做更深一步的实证分析。
   
    李实:如果说40万个贪官,不可能40万都贪500万,从10万到500万,它有一个大概的分布。存在这样一个分布的话,那么实际数字只能是更小而不可能是更大。
   
    王小鲁:关键在于主观假设往往会得到一个误导的结论。
   
    李实:这里的假设是为了说明一个另外的问题,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要计算基尼系数的话。如果我们一年查到了 1万个贪官,一年贪了100万的话,我认为社会舆论是很难接受的。很多人对这些问题进行批评、谴责。但是一旦纳入到收入差距,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是非 常小的。一方面是非常大的社会舆论,一方面是非常小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这是一个对比。
   
    王小鲁:我给你提供一点旁证。我最近看了一下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它2008年个人财产10亿美元以上的排行榜中,俄罗斯占的人数比较多,而且明显地看 出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些人都集中在石油、天然气、采矿、银行,都基本集中在垄断性的部门。而且你从休克疗法时代的过程看得很清楚,这些石油寡头财产怎么来 的?他没有花费代价,直接就把国有资产捞到自己手里了,造成了这么一个很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情况。中国相对来说,情况还好不少,这个排行榜里面几十个人中, 属于竞争部门的比较多,属于垄断部门的和俄罗斯一比,少多了。但是即便如此,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是搞房地产的。这还是相当集中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问 题。他们的资产可不是500万,可都是10亿美元以上。
   
    李实:10亿美元是资产,不是收入。
   
    王小鲁:这个资产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聚积起来,是直接和收入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做判断之前,还要多做点实证方面的研究,哪怕是数据不完整,信息缺乏,做了总比不做好。而光是凭感觉做判断,可能误差就比较大。我就说这些吧。
   
    张本波: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天则所的论坛。刚才听了李实教授一个很全面的报告,王小鲁研究员也做了很精彩的点评,对技术性的问题的点评也很有启发。李实教 授是研究收入分配的先行者,他在基础性和实证性方面的工作对我国收入分配研究有很大的价值。我们现在引用的一些数据还来自他以前做过的调查。那么刚刚张教 授和王小鲁教授也对李实教授的报告进行了总结。我就不再说具体内容,而是结合我自己的体会补充几点意见。首先是对收入差距和收入公平性的判断。刚才李实教 授谈到了基于事实的判断和基于价值的判断,应该说这两种判断都是必要的。特别是从决策层面出发,只有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做出决策的可能性。 无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目前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第一个从事实判断来说,以基尼系数为例,从国际经验,0.4是所谓的警戒线,超过0.5的话就被认 为处于比较悬殊的地步了,可能接近红线了。按照李实教授的估算,现在我国是0.48到0.5,就要触碰到这一红线了。李实教授也提到这个判断存在各种高估 或者低估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测算都是建立在不确定因素之上的。做出判断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事实上,这些高估的因素和低估的因素都是 有讨论的余地的,比如是否应考虑生活费用的问题,生活费用跟收入之间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等。另一个是低估的因素,我其实也倾向于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包括表面上收入统计的原因,以及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你得到了一些数据,那你必须知道是在怎么样的前提下得到的。第二个从价值判 断来说,现在接近于0.5的水平上,是否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或者我们需要采取怎么样的相应措施。也有学者提出,对于我们国家,对于0.5或者说 0.4 的这个界限是需要讨论的。根据我们的国情,我们可以承受的水平可能要更高一些。这些方面大家还没有一致的、确切的判断。那么在不确定的因素下,如何提出对 于决策有意义的思路。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入手:首先,现在存在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合理的?其次,现在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可以承受的?最后,造成现在差距的 因素是不是可以调节的?第一个维度,收入差距合不合理主要取决于造成这些差距的因素是否合理。刚才李实教授、小鲁教授都提及了造成这种差距的各种因素,其 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因素,甚至有不合法的因素。如果我们用光谱来表示的话,最左端的可能是合理白色收入,如市场化改革是原来的按劳分配转向按要素分 配而形成一种合理的差距;最右端可能就是如腐败、贪污、犯罪等的黑色收入,而中间可能就是如垄断收入等灰色收入。从个体而言,大家对不合理因素的感受是比 较深的,所以社会对收入差距的讨论比较多,反响比较大,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维度,现在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可以承受的?同样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从主观上,可以通过民意调查,反映民众和不同阶层的人对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观判断。这是判断的一个标准之一,但也不是唯一的标准。这些调查肯定会存在一 些不一样的观点,在不同的调查中,可能得到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如有的调查,会认为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第一位因素,但有的调查认为,腐败是 第一位的因素。我们也曾经做过一次调查,是一个2000份左右的问卷,对社会公平感的判断基本上是中性的,如果用五等分的话,1表示非常公平,5表示非常 不公平,结果也就刚刚超过了3。被调查者对社会不公平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强烈,这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是一个在西部某省进行的调查,推广到全国可能并不合 适,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主观判断的依据。判断是否可承受,可以从宏观的、或者说客观方面考虑,即考察收入差距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应该用 一个怎么样的指标来界定收入差距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大家可以讨论。可承受性的另一个宏观因素是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收入差距导致了社会哪些失序行为?是不是 到了一种非常显著的冲突阶段?社会的一些问题是不是由收入差距的心理落差引起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第三个维度就是这种差异是不是可以调节 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或者有手段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进行调整。这需要建立在第二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在有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对差异的因素进行调 节。李实教授的报告里面也提出了很多相关的建议。如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和解决垄断收入问题,这些建议我觉得都非常切合实际。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从分配过 程出发,把收入分配划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分别考察。一些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英国,2004年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 是0.52,再分配以后就下降到了0.34左右。这说明英国初次分配差距跟我们相差不多,比我们还要高一些,但是经过再分配以后,特别是经过社会保障和税 收这些调节手段以后,下降了约35%。日本也是如此,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44,经过再分配下降到了0.37,下降了17%。我们对2004年我国城 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尼系数进行测算,发现再分配后基尼系数仅下降了1.5%。这说明再分配在城镇中几乎没有发挥收入差距调节作用。从收入差距的政策调 节手段来看,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都存在较大的政策空间。我们相信,利用再分配手段,特别是完善税收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使我们的收入差距得到 控制。从初次分配的角度来说,应更关注初次分配的合理性问题。比如分配率反映的公平性问题。现在我国的分配率,也就是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概在 45%左右。一些发达国家都在55%以上。这就说明我们的收入是向企业或者向政府倾斜的,劳动者占有的比重相对较小。所以在初次分配方面,可以考虑让劳动 者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这是政策的一个着力点。另外,从大的环境来看,我们的市场完善程度还存在很大改善空间,比如要素市场的完善、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 政府职能的转变、产权制度改革等。最后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问题。比如腐败的问题,它不仅仅是研究收入分配的问题,也是治理环境的问题;而腐败是怎么影响 收入分配的,要把它列入到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还是不太容易操作的。
   
    盛洪:李实这次讲演与在顺义会上的也不太一样。我还是非常赞赏的。主要还是强调公正和平等的某种区别。这种区别其实是很基本的,公正讲的是规则公正,平等 则为结果平等。这两者有不同的含义。而实际上舆论影响到老百姓的心态的是两者的含义混在一起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说,最重要还是追求公正,包括腐败,包括 垄断等。并不是直接对于所谓结果平等或者收入差距大本身有意见。这点非常重要。我就在想,研究思路是不是可以更加拓宽点。
   
    李实的研究思路非常好,提出要有一个规范性的判断,就是什么叫做规则公正。这很重要。我可以判断规则是公正的或者规则是不公正的,然后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规 则不公正上。基尼系数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但是它并不能说明问题。进一步的想法是如果能在规范意义上去判断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就能把公正的规则导致的 基尼系数变化剔除出去,剩下的就是规则不公正带来的基尼系数变化。我觉得这样第一能够解释变化,第二能够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
   
    那什么叫做规则公正,或规则不公正?所谓规则就是制度,制度本来就有几个功能,一个叫资源配置,一个叫激励,一个叫收入分配。如果一个收入的改变会带来效 率的增加,那么这个制度的改变是朝着公正的方向的,而由这种制度所决定的分配就是规则公正的。我们实际上要从制度是否有效来判断这个制度所带来的分配是否 规则公正的。这个效率原则是指是否符合市场原则,在市场不失灵的情况下,走向市场化就是公正的。这个逻辑就比较简单。那么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补 救方法可以使得效率提升?我们同样可以用效率原则来判断我们的分配是否公正。这样的一个规范性判断可能会比较好。我们就可以解释过去,并为现在提供政策建 议。
   
    在这里还想提一点简单的建议。刚好小鲁也在这,小鲁和李实合作,因为小鲁一直在做市场化指数。什么叫做公正的规则?就是趋向市场化。小鲁刚好在做一个市场 化指数,假定存在因为市场化所引致的基尼系数增大,那么把它给判断出来,剔除出去。如找一个有比较廉洁的市场制度的国家,它的基尼系数我们假定是合理的, 把这一基尼系数水平剔除出去,那么剩下的就是非市场化因素导致的基尼系数的变化。
   
    我们在研究基尼系数时,通常会对基尼系数给予解释,就像李实刚刚那样对基尼系数进行了解释。但是在这之外还可以继续研究。比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它的基 尼系数的变化可以找到相应的制度变化的解释。最开始农村搞承包,要发展,首先发展农业,它带来的是更公正的结果,或者说想更好的方向发展。到了后来,农村 人可以进城,可以经商,可以务工,可以办企业。我觉得长期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提高农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因素。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是 在不断的扩大,关键是在于还存在制度的不公正的问题。如直到2003年,农村人还是不能够自由进城,进了城还有什么收容遣送制度。还有这种土地制度,农村 人的土地不能够自己支配,会被低价征用,甚至从土地中被赶走。农村的所谓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但是土地又不能由他支配,那么他的财产性收入就会进一 步降低。这就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赞同李实讲的就是对垄断部门的讨论。我认为垄断问题比腐败问题要严重的多,因为腐败问题在字面上就是不合法的。中国的法律绝对不会姑 息贪官污吏的。这种行为不管是不是很普遍,但是是绝对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这就导致它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比较特别。但是垄断收入的特点是,第一, 在表面上是合法的,这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是可支配的,工人也在发工资,只是比较多,但是他们是合法的。但是这样合法的收入却是不公正的,由于他们 无偿地占有了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资源,仅付很低的费用。由于他们是合法的,没人可以管他,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他人的利益。第二它不是个别的贪官,是 整个利益集团,这样的垄断集团,从董事长、总裁到普通员工,都在侵占别人的资源,规模非常大。李实注意到了这一点,分析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的收入差异 40% 来自教育因素,60%说不明白。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突出这个问题,强调这个问题,使决策层关注这个问题。
   
    张曙光:李实研究收入分配,从方法的引进、研究的深度等方面来看是确实值得肯定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很受关注的。国外已经有很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了。但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对这些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对于收入差距是有一些争论,但是客观的数据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刚刚张本波 提到了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讨论,这是很好的思路。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把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考虑入内,这种想法有点像是考虑垄断因素,但不完全一样。 比如说就从土地资源的占有的情况来看,它是解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问题,在农村的土地的价值和城市化以后的土地价值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谁来占有这个东 西就是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复杂。在现实中,它不是一个名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是谁最终取得这些收益的问题。这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相对价格的问题。相对价格的扭曲与资源的占有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收入的转移、收入的再分配不是价格水平的问题。现在 有很多过去流行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造成收入的转移,财富的转移。通货膨胀是价格总水平的问题,而真正造成收入转移、收入再分配的是价格的扭曲。这也是一个 研究的角度,有利于拓宽收入分配研究,而且能形成创新性的思路。因为在市场发达的国家里,价格扭曲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相对较小的。但是在我们国家,价格 扭曲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垄断等因素也是和价格扭曲等交织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研究收入差距时可以把这些方面包括进去,扩宽思路。
   
    李实:谢谢两位评议员(王小鲁和张本波),包括盛洪、张曙光老师都做了非常好的评论。我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那么多年,它是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是经过经济的运 行过程,制度的变化过程,发展等很多很多环节以后产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种结果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也涉及制度的各个层面。因此对收入分配的研究非 常复杂。我这次讲的东西很多都是过去长期研究的结果,一些研究思路和方式也有过去研究指引的痕迹。可能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相比起外国的问题不太一样。经 济在不断的增长,制度在变化。在研究这个问题上,可能制度的变迁更为重要。但是从实践意义上说,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任何一项经济的变动都是与制度相联系 的,它们都是一种结果。比如说劳动力问题,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划分就不可能出现。这都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问题。中国现在不可避免面对很多变 化,比如说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变化、整个制度的变化、各种技术层面的变化,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收入分配。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收入分配是最容易被感觉到 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感觉的东西转化为研究上可操作的问题。这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涉及到数据的问题,分析技巧的问题等。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的时 候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数据不足;即使我们能够找到相应的数据,技术手段又不足,即使我们可以设计很复杂的模型但是还是会受到了很多人 的批评。从总体上讲,现在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还是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在经验层面上和实证层面上,能够更加准确和在技术上更可靠地把收入差距衡量出 来,追求实证上的说服力。第二个层面是范围本身,考虑的问题更加多样化。总的来说,还是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如资源价格问题,价格扭曲问题,垄断问题。但 是还没有考虑好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这都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领域。
   
   
 

2009-01-04 | 转型,增长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 (2)

2009-01-04 | 转型,增长与收入分配:中国的经验 (1)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则双周论坛》。
个人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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