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常来常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好模式

李实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09-01-04 19:45 | 收藏 | 投票
2005年12月09日 《商务周刊》杂志

 10多年来,他频繁地往来于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他与同事的努力工作使中国的收入分配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他们的数据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在国际经济学术界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1978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经济系,4年后又开始攻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我有了一个机会到荷兰进修,就读于荷兰


伊拉斯姆思大学。当时,我是国内派到荷兰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在那里主要是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问题。

  在荷兰学习了一年多,1987年我从荷兰回来,正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成立,我就加入这个课题组,从此开始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当时80年代末期有两个背景,一是改革开放后,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工 资结构。在国有和计划部门保持原有工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一些私营个体企业主的收入高一些,对一些人形成了一定冲击,很多人开始关注和讨论收入不公的现 象;二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双轨制,价格内和价格外差别非常大,有点权势的人可以利用之间的差额,转手就是暴利,造成了很多人认为的分配不公。

  我们这个课题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课题组组长是当时经济所所长赵人伟。由于这个课题是国际课题,许多国外专家都到中国来了,我也有了更多开阔视野的机会。

  1990年,我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方面要上课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等,另一方面与一些国外学者讨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法,调查数据处理等,尤其是与Carl Riskin教授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步理解了外国学者看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问题的视角。

  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同,国外学者会把一个研究的事物放到大的理论背景和框架中来。一提到中国的问题他们会和亚洲其他国家比较,甚至会同非洲国家比较异同。这是中国学者通常缺乏的。

  这段时间很重要。1990年代时,国内对于收入分配的研究方法还很落后,而国际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套较完整的分析方法,将这些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后来,受到英国牛津大学的John Knight教授邀请,我从纽约转道到牛津,在那里呆了三个月。我们合作了一篇关于中国教育水平差异的论文。当时我们觉得中国的收入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的不平等。这篇文章发表在牛津大学的《牛津经济与统计学报》杂志上。这也是我第一次与国外学者合作。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理论, 到牛津大学时有了机会学习和提高自己经验分析的能力。

  国内与国外学术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国内学者更擅于提出问题,而国外更注重学术的实证性,如果你提出一个命题,你必须得有一些数据和其他论据的支撑,还要有一种好方法来论证。

  1993年,一位瑞典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Bjorn Gustafsson教授来中国访问时,找到了我们课题组。他一直在做瑞典和西方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他把我请到了瑞典。在瑞典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国际 收入分配领域的经典文献,共同合作了多篇论文。另一个收获是,我们课题组与瑞典的哥德堡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现在每年我们都有学术交流活动。

  此后的2001年1-12月,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作客座研究员,2002年1-9月又被日本一桥大学聘为教授。

  过去的10多年,我一直在与国外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最大收 获,是让我和同事们知道了什么是国际学术标准。我们知道了这一领域的国际同行们都在做什么,就不会再重复别人的劳动,而是可以不断追踪国际上的最先进方 法。正是通过国际合作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把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推向国际水平。如果长期呆在国外也有不利的地方,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就会对 中国经济问题有陌生感。

  所以,我们总结出研究中国问题一种较好的模式就是常来常往,这也是赵人伟教授一直倡导的。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这个课题组,我的学生和年轻同事都先后多次出国,参与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际合作项目。这对他们提高学术水平都很有益处。

  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一体化。所以我也经常告诫我的学生,国际学术标准与国内实践相结合是我们课题组工作的原则。


个人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每日关注 更多
李实 的日志归档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