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后危机时代的核心发展战略
党双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似乎人们对城镇化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其实，这是中国发展迈向新阶段的历史必然。这意味着城镇化将替代工业化，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核心战略。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可以推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常识。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成长时期，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推进城镇化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需要，也是彻底破解“三农”问题，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国际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先进生产方式与落后社会结构的矛盾。目前，中国物质生产能力可以支持70%的城市化率。2007年全国有5.9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45%，但其中包含了1.6亿农村人口。算下来，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4%，比统计显示的城市化率低11个百分点。世界其他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GDP的时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之时，显然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根据研究人员的测算，近十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迁移，每个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下来需要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住房的投资，大约在30万到35万，这是带动扩大内需很重要的增长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城市消费在GDP所占的比例将从2005年的25%、3.9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25年的33%、21.7万亿人民币。如果城镇化率年提高1个百分点，完全可保持目前GDP年的高增长态势。
但是，农民是穷人，消费能力非常有限。特别是在社会保障缺失情况下，依靠农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可能只是“设想”，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去年底启动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期待以此促进农村消费。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截至11月1日，全国各中标家电企业实际销售家电下乡产品508.41亿元，与此前所设的“全年拉动千亿元”的目标有较大差距。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有待下乡的家电“库存”增加很多。
低收入的农民在农村难以消费，进城之后消费就会增加吗？恐怕不见得。
我以为，最好不要“短期行为”，有了困难想起了农民，把拉动内需的重担“压在”农民身上。更应当着眼于“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谋划中国全面现代化大计。这就需要统筹城乡发展思路，从根本上当加速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快城市扩容步伐，尤其是增加小城镇发展后劲与活力，吸引农民进城工作生活。近期，首先支持具备进城能力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新市民、新主人。要制定配套的城镇化政策，加快改革户籍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让农民工市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