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新型“碳秩序”需有大国眼光

　　近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放出奥巴马政府同意1000亿美金的援助后，在大会现场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随即发表了反对声明，奥巴马在国内的民调支持度也出现下跌。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利益和政治博弈，绝不仅限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诸多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些国家内部政治势力斗争的延伸。早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时代，《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就遭到了美国议会的否决。是次奥巴马政府承诺的捐助，之所以严格附带了要求主要发展中国家接受全球独立减排审核机制约束的条件，既是把约束性减排协议能否签订的“杠杆性”皮球踢给了中国，也是为应对美国国会的那些否决性投票质询预留了空间。

　　关于哥本哈根大会谈判的重要部分是对主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约束核心”，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前，欧美纷纷对中国公布碳强度减排目标表示支持和赞扬，支持中国选择GDP单位“强度”型碳减排责任模式。

　　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集中要求中国进入国际第三方的减排核查、汇报和确认管理体系。其实，这既是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由于不了解中国、而以怀疑心态对待发展中的中国的结果，同时也是承担主要减排责任的国家政府要应对本国政治压力和反对派别的工具。遗憾的是，之前国际机构对中国在这一领域所作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最近的联合国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否定了中国若干风电项目的碳减排资质，对于这次哥本哈根大会谈判中，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审核和登记机制的警惕心理做了最好的注解。联合国的清洁能源发展机制没有从中国国情和更长远的激励机制出发，给与中国企业和投资资本充分的回旋和成熟余地，对全球性的减排前景起到的是反面作用。当前世界需要的全球性减排核查机制，是一个能够获得中国信任的核查机制，而这是解决这一僵局的最好路径。

　　虽然根据上周四的谈判，很多人已经预期要在明年的墨西哥谈判回合中解决更多的问题，但此次的哥本哈根回合，无论中国是否选择接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是会坚持选择自我审核和约束机制，两种方式对未来的中国发展，都是积极正面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指出了谈判的5个主要问题，一是谈判的基础文件；二是减排目标，三是三可问题(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四是长期目标，五是资金问题。显然，第一个和第二个主要是强化发达国家的责任义务，而第三个问题则是属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中国决定和主要发达国家一起选择一个可以接受的“三可原则”（第三方审查机制），那么国民经济中和碳减排有关的经济事务管理，将比从前更加公开和规范，不仅面对国际社会，同时面对国内公众，那么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将获得跃升。如果中国选择离开发达国家主导的碳减排第三方国际审查机制，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施加“碳”壁垒的理由，增加中国经济出口依赖的难度。但是从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来看，这并不是对中国不利的一件事。中国的经济要向内需拉动型转型，以中国政府当前的治理能力和动员能力，社会是可以承受得起短期经济波动的。中国不是日本和新加坡这样可以靠出口市场就能完成工业化的小国家，工业化和国家崛起最终只有内需和内部活力这一路径。所以，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外贸依赖度由于碳排放强度的减少而有所下降、也许这对中国改变重商主义道路，转向新的发展轨迹贡献良多。

　　在气候谈判这样的利益角斗场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成熟蜕变。就在其它国家还要继续为巨额减排国际援助基金的控制权各怀鬼胎时，我们预计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会在新的“碳秩序下”，成为持续稳健发展的经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