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访华联合声明的新意与中美合作成功的关键

　　    

　　奥巴马以总统身份的首次访华已经结束了，不仅他这次在华访问时间长达4天，为近年美国总统出访所罕见，而且访问结束后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下文简称“《联合声明》”）是中美首脑时隔12年首次发表联合声明，其覆盖内容前所未有地广泛，篇幅也前所未有地长，中文版本字数便接近6500字。通观《联合声明》全文，应该说双方已在此前中美关系的基础上搭起了新的框架，在具体内容方面也不乏新意。

　　毫无疑问，对于许多深受自己构想出来的“中国威胁论”幻影困扰的西方人而言，声明中提到的双边军事合作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我们同样希望看到中国为世界开创一个“和平崛起”的先例，因此我们毫无疑问欢迎中美两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持续、可靠的交流。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今年十月成功访美可称是开了一个好头，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将采取具体措施推进两军关系未来持续、可靠地向前发展，将共同做好201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访美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上将访华有关准备工作，积极落实两军已商定的各项交流与合作计划，包括提高两军交往的级别和频率。所有这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军事交流，不仅对两国国内和平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东亚区域和平至关重要，对全球安全态势的影响也将与日俱增。

　　尽管如此，中美两国毕竟不是仅有军事上的交流，民间交流、特别是相互了解才是增信释疑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双方人员交流极为不对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美国又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国家，仅目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就已接近10万人；但中国又是一个接受留学生的小国，在华外国留学生人数远远不能与我们派出的留学生人数相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中国目前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于美欧的客观原因，但美国国民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不足、中美两国政府对促进美国学生赴华留学的力度不够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而正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的缺乏了解，制造了中美之间的许多麻烦。从这一点来看，《联合声明》提到的促进人文交流对构建更可持续、更稳定的中美关系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目前在美中国留学人员已接近10万人，美方将接受更多中国留学人员赴美学习并为中国留学人员赴美提供签证便利；美国在华留学人员约有两万名，美方将启动一个鼓励更多美国人来华留学的新倡议，今后4年向中国派遣10万名留学人员；双方同意加紧商谈并于2010年续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文化协定二0一0至二0一二年执行计划》，并适时在美合作举办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相信这一切对中美关系的长远意义将日益充分体现出来。扩大双边留学规模的计划既然已经大体确定，重要的就是落实并使之取得良好结果。

　　留学生可以成为增进双边关系的桥梁，也可以成为恶化双边关系的导火索；中国国民具有好客的传统，就总体而言，相信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得到了较好的待遇。但随着中国社会盲目崇洋风气的消散，许多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必定逐步走向取消，希望从留学生到商人等各类在华外国人充分理解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暂时、局部的超国民待遇当做天降横财能享受几时是几时，也就罢了；把它当做自己在中国理当永久享受的天赋权利，那就大错特错了；美欧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某些摩擦，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国民未能矫正自己的上述错误心态而已。与此同时，也请美国社会善待中国留学生。某些国家曾发生过将中国留学生当做间谍看待的事件，居然一时还掀起了不小的风潮，结果是显著恶化了中国与当事国家的关系，而且这种恶感还很有可能将植入中国下一代的心灵，希望美国社会能够汲取教训，以宽容、理智的态度对待中国学生，少扣帽子。

　　一个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磨合难度较高，中美合作要想成功，关键在于平等和真诚，任何一方不能把自己当做对方的教师爷。当年企图向中国党和政府扮演“老子党”、“老子国家”的那一方后来下场如何？众所周知。合作双方也需要真诚，不企图侵犯对方的核心利益。我们看到了奥巴马进入中国之前在东京声明美国不会遏制中国，但一边高喊“合作”一边采取一系列令中国无法不怀疑是构筑对华包围圈的行动，这种做法无助于增进互信，愿美方某些人深思。《联合声明》中提及，“双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奥巴马也在访华期间说了不会寻求改变中国社会制度之类的话，但中国人数千年前便已经总结出“听其言而观其行”的道理，有在世界各地制造众多“颜色革命”的前科，有奥巴马此次访华期间和前后的某些小动作，山姆大叔要想在这个方面赢得中国的信任，还需要作出比现在多得多的切实努力。

　　《联合声明》就中美合作勾勒了一幅堪称宏伟的蓝图，但任何大的事业都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政策连续性方能落实，而这正是山姆大叔最为欠缺的东西之一。早在建国初期，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首任司法部长约翰·杰伊（John Jay，1745-1826）、第四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等开国元勋就在其《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了美国的这项缺陷，告诫其国人道：“即使是好的措施，如果不断改变，也是极不明智，极难实现的。私人生活中如是，国家事务中更加如是，而且关系更加重大。……美国从来受不到友邻的尊重，却总逃不脱敌国的愚弄；美国人事多变，政务失措，则给一切有利可图的国家以可趁之机。”[1]自1972年以来，中国人在对美交往中已经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美方政策之缺乏连续性。即使是在总统能够安然做满任期的正常情况下，四年一度的大选通常也意味着对华政策的一轮折腾；假如奥巴马非正常提前结束任期，那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必把在美国之外声望甚高的奥巴马中途下台当做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须知这位昔日的“人气王”就职仅仅一年，在盖洛普公司11月20日公布的第二次大型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就跌破了50%；[2]刚刚发生的胡德堡基地枪杀案进一步揭示了对奥巴马国内地位更深远、致命的威胁。既然凶手哈桑仅仅凭着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就对战友如此痛下杀手，既然哈桑的家人在事后没有表示一点谢罪而是一味怪罪他受到同僚们排挤，那么，美国主流大众会如何看待穆斯林背景深厚的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即使一时可以将这种怀疑、怪罪浪潮压制下去一些，但怀疑、不满的种子已经在千百万美国人心中萌发，而且必将继续成长。我们无意也不应该主动推动外国政府领导人更迭，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一切可能性，并提前做些相应的准备。

　　中美合作要想成功，还需要在具体事务上避免单向思维，这一点在能源合作上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中美两国一个是目前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均遥遥领先的国家，一个是目前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国市场规模能够让现代产业获得至关重要的规模效益，仅仅这一点已经足以保证中美能源合作对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其环境影响的重大意义，更不用说引进、开发先进能源技术对我们本国环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了。在去年12月份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已将“能源与环境合作”列为第二个重点合作领域，就十年合作框架下五大目标的行动计划达成了一致；在此次奥巴马以总统身份的首次中国之行中，能源合作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重要议题，以至于双方联合声明中为此专门列出了一节“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第五节）。

　　中美能源合作大局已定，为了保证这一领域的合作能够沿着平等互利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我们就必须避免引进技术、开发新能源等单项思维，做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树立“以我为主”指导思想，从中国实际需求出发选准开发领域。中美联合声明第五节单独列举了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碳捕集与封存、页岩气、和平利用核能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双边合作重点领域，这些重点也许符合美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但是否完全适合中国的需求？美国能源开发情况如何暂且不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至今煤炭在能源中占比甚高，煤炭开采规模庞大，但由于煤层气开发利用相对滞后，大量本可作为清洁能源和化工原料的煤层气白白排空，污染环境，其温室效应又高达二氧化碳的20倍以上，更不用说煤层气制造的众多矿难了。同时，开发利用煤层气在技术和经济可行性上也不如电动汽车等那样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将煤层气作为单独列举的合作领域方才合适。

　　第二个问题是中美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不能成为单向的分工与转移，美国研发，中国为研发提供后援，然后花费大价钱引进。在以前的中美合作重大技术开发项目上，我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沉痛教训，这种与平等互利原则背道而驰的做法不应再继续了。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在能源技术上总体领先于中国，但这绝不等于中国在所有领域均落后于美国。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一时的落后与整个国家充满发展活力两者结合，正有助于发展出所谓“适用技术”——即适用于占全世界大国家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60年来中国的写照，我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在沼气等可再生能源研发和应用领域一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在此次奥巴马访华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欢迎启动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通过该伙伴关系，两国将就大规模利用风能、太阳能、先进生物燃料和现代电网制定路线，在设计和执行实现这一远景所需的政策和技术手段方面进行合作。如何充分利用我们以往的成绩，这本来就是一个大问题；在与所谓“发达国家”合作开发时我们更需要打破“仰视”心态，充分利用我们以往的成功经验和业已取得的成就为我们赢得尽可能主动的地位。

　　最后，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对“低碳经济”概念本身持冷静态度。“低碳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新能源等概念和理论全部是基于以下前提而建立的：即人类活动（主要是消耗化石能源）是导致大气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温室气体含量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增长将导致全球气温持续显著上升，进而导致海平面显著上升、风暴增多等气候灾难。但这一前提是否能够成立，大可质疑。因为上述理论并不是如同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那样已经可以确证无疑的科学真理，而是根据一定模型得出的结论；问题是气候是一个影响因素众多、影响机制复杂的巨型系统，现代科学并未有十足把握可以声称已经彻底了解这个巨型系统的全部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正因为如此，近30年来，国际气象学界对气候变化走向并无定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整个经济增长寄托在一个未必正确的假设之上，其风险可想而知，两面下注才是更好的方式。我们需要记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美国的潜在风险收益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在这方面技术领先的国家，即使最终事实证明上述假设完全错误，美国已经可以从向别国的技术和相关产业销售中获得足够收益，从而抵消其成本，甚至可以提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相对实力；而假如上述假设错误、我们却基于一个错误假设全力投入的话，我们就只有损失而无收益，我们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和实力就只有削弱了。

　　

　　

　　（初稿2009.11.18，修订2009.11.25，仅代表个人意见）

　　[1]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316-31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2] 路透社2009年11月20日电，载于《参考消息》，2009年11月22日，第3版。